北京明确未来五年清洁空气措施
 
9月2日，《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下称《计划》）正式公布。《计划》称，将从机动车、工业、燃煤、扬尘等多方面治理大气污染。
　　在2012年北京PM2.5来源构成中，机动车排放列第二位，占22%。《计划》要求对机动车规模进一步控制，2017年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00万辆以内，即未来四年内机动车的增长量将控制在60万辆左右，平均到每月仅为1.25万辆。相较现在每月2.16万的指标，2014年1月1日以后的北京小汽车配额缩减量近50%。
　　为降低北京市区内车辆使用强度，《计划》称北京市相关部门将研究制定提高用车成本、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公共政策。市交通委、市环保局将牵头规划低排放区，研究制定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
　　针对外埠车辆管理也更加严格。《计划》指出，自2014年起，凡进入六环路内(不含)的外埠车辆必须办理进京证，外埠车辆高峰时段不得进入五环路内和远郊区县城关镇。2015年，办理长期进京证的轻型车辆必须达到第四阶段及以上排放标准，外埠黄标车不得进京行驶。
　　《计划》还提出，2013年，按照排污成本不低于治污成本的原则，调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污收费标准；研究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排污费征收政策，并于2014年开征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
　　VOCs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空气中达到一定浓度并长时间存在，将伤害人体的肝、肾、大脑和神经系统，主要产生于机动车尾气排放、石化、有机化工、合成材料、装备制造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
　　《计划》要求，自2013年起，各区县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每年减少10%左右；到2017年，与2012年相比累计减排50%左右。
　　根据2013年5月颁布实施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到2015年，北京市要基本建立起重点区域VOCs污染防治体系；到2020年，基本实现VOCs从原料到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减排。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曾在公开场合表示，目前，中石油和中石化已启动相关试点，对生产领域的VOCs泄漏进行控制。
　　此外，《计划》对每一项任务均确定了相应的责任单位、责任人，涉及各区县政府、市有关委办局和相关企业。
 
陕西专项资金支持太阳能光伏产业
 
据悉，根据《陕西省省级太阳能光伏和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陕西省工信厅、陕西省财政厅日前就2014年陕西省太阳能光伏和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通知指出，陕西省2014年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持太阳能光伏和半导体照明产业。资金支持分为贷款贴息和补助两种方式，符合条件的单位必须通过陕西省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系统进行申报，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2013年9月20日。
　　通知指出，资金支持方向将重点支持技术领先、市场竞争力突出的太阳能用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单晶硅及切片、多晶硅铸锭及切片、光伏组件的重大产业化和技术改进项目。重点支持基于大尺寸硅、蓝宝石、碳化硅衬底的LED芯片制备技术及三维、晶圆级等新型多功能集成封装技术的生产和研发。重点支持高效太阳能电池技术的产业化研究及实现项目等。
　　项目申报条件为项目符合2014年光伏和半导体照明专项资金支持方向，项目承担单位为在陕西省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营业务为太阳能光伏或半导体照明专业领域的生产经营性企业，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符合陕西省产业发展方向及相关专项规划，能够带动相关配套产业，拉动区域经济发展。项目的城市规划、土地使用、环境保护、节能等建设手续齐全，项目建设的贷款或自筹资金已经落实，投资结构合理，项目具备开工条件或合规在建项目。承担单位资产及经营业绩良好，管理科学规范，具有较高的资信等级，具备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资信良好，无违法违规行为。对已承担往年光伏和半导体照明专项资金项目、且项目未按计划进度完成并通过验收的单位，原则上不予新项目支持。对已通过其它渠道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再重复支持。
 
中石化推动环保整改
 
据悉，在９月４日召开的中石化环保工作视频会上，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提出，“对环境隐患要零容忍，不能允许任何拖延和变通，不能允许环保慢性病拖成重病。”
　　环保部近日会同统计局、发展改革委对２０１２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八家中央企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进行了考核。中石化四项考核指标中“三降一升”，未完成氮氧化物减排指标，未通过年度考核，被暂停审批除油品升级和节能减排项目之外的新、改、扩建炼化项目环评。
　　“中石化由于氮氧化物年度减排目标没有完成而未能通过环保部考核，并受到环评限批的处罚，这是中石化成立以来在环保上受到的最严厉处罚。作为公司主要领导，我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傅成玉说。
　　面对中石化全系统干部员工，他点名批评了在环保工作中出现问题的部分下属企业。“有的企业项目不合规，被频频曝光；有的企业环保欠账不断累积，长期得不到重视解决；有的企业对环保设施低水平低标准投入，或采用不成熟技术，前期投入浪费，现在几乎要重新换掉。”
　　傅成玉说：“对于节能减排和环保工作的重要性，有的企业负责人认识长期不到位。环保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而已经成为民生问题。保护环境，提供安全绿色清洁健康的产品是企业的内在价值追求，而不是靠外在力量推动被迫执行。”
　　傅成玉说，中石化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落实环保责任制，加大环保监督考核力度，坚决完成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目标。“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落实进度，一个月一个月地跟踪进度，确保已确定的项目不拖后、不落空；要严格按照投资决策程序推进；在设立环保专项资金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合同管理、融资租赁等方式，引进社会资金；要本着成熟高效、投资成本最低的原则，加强环保技术的选择把关。”
 
自主创新
 
报告称中国创新竞争力G20中排名第八
 
　　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9月3日发布《二十国集团(G 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3)》。报告显示,美国、日本、德国的创新竞争力位列G 20集团各成员国前三甲，中国比上年进步一位，超越加拿大排名第八，成为G20集团中唯一能够进入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
　　福建省社科联副主席李建平教授介绍,由于国际数据一般要滞后两年，报告所能采集到的最新数据截止于2011年。但是，由于国家创新竞争力的持续影响时间较长，仍然可以作为评价各国今日竞争力的重要指标。2011年，中国的国家创新竞争力得分为38.8分，在G 20集团中排在第八位，处于第二方阵，是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
 
专家论坛
 
中国需要解决地区和产业过度极化问题
 
经济学博士后任寿根9月3日在证券时报撰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两大世界性经济难题，分别是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极化过度、产业发展极化过度。这两大世界性经济难题的同时存在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两个同时存在的世界性经济难题需要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需要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需要加大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需要中国经济加速“西进”。
　　区域经济发展过度极化是指生产要素长期持续过度向发达区域或发达城市集聚，其他后发区域或后发城市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区域经济发展过度极化会造成一系列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由于人口过度向发达区域或发达城市集聚，导致这些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上学难、看病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存在“恶化”的趋势。
　　区域经济发展过度极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西方发达国家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都没有解决这一难题。目前，中国大量人口向东部一线城市集聚，造成东部一线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供需矛盾加剧。如果处理不好，城镇化会进一步加剧过度极化问题。因为，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就业机会、投资机会、致富机会等不如发达城市，而且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公共管理水平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一般也不如发达城市，由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其他人口会继续涌向发达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过度极化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区域经济不均衡甚至是极度不均衡发展是一种常态。
　　所谓产业发展过度极化是指生产要素过度向少数行业大规模持续流动，造成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其结果是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引发经济大起大落。美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科技泡沫、21世纪头6年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荷兰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荷兰病”，都是产业发展过度极化的表现。产业发展过度极化也是一个世界性经济难题。中国目前大量生产要素过度向少数行业集聚问题严重，且存在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其后果就是某些产业发展过热，而其他产业发展变缓，一旦过热产业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衰竭，整个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之中。
　　上述两大世界性难题是市场失败的表现，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自身力量解决，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尽管西方国家也在一定时期出现过上述两种极化的问题，但目前极化状况已经有所缓解，有的已出现逆转。中国的问题是两个难题同时出现，解决起来更加困难，并且这两大极化问题存在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同时出现的两大世界性难题，应当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其一，中国经济发展应加速“西进”。全力发展中西部地区，通过中西部地区铁路尤其是高铁建设，改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增加中西部地区投资机会、致富机会、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吸引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集聚。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不适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度极化问题应采取新供给主义理论主张，重新重视区域税收优惠政策，重视“区域”性的结构减税政策，加大中西部地区税收优惠力度，防止发展机会的自然垄断，中央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尽量向后发地区倾斜，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提供风险系数较低的便于中低收入者投资的金融产品，增加中西部地区发展机会供给。
　　其二，加大科技创新。中国经济要解决产业发展过度极化问题，当前的急迫任务就是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创新，经济史学家莫基尔在其名著《富裕的杠杆》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就是技术创新。西方学者琼斯指出，中国在14世纪离工业化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而400年后英国才爆发工业革命。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力，一个国家就难以真正的强盛。
　　其三，加速制度创新。最近推动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就是一种制度创新。结构性减税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对促进经济增长大有裨益。但我们应该看到，减税会削弱政府财力，削弱政府投资能力和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所以在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应该削减政府性消费支出，让更多的政府资金用于投资和应对经济风险。大规模减少政府消费性支出，有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实施结构性减税提供更大的空间。制度创新可以化解传统制度中不利于经济健康增长的因素。解决我国经济中面临的两大世界性难题，需要全方位推进改革，需要推动制度创新，需要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
 
报告建议中国城市开发不应过度扩张
 
据报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的高密度发展为不少人诟病，对此，海内外官学界人士提出，中国城市开发不应过度外延扩张，而应借鉴“紧凑城市”理念，新型城镇化需合理控制城市发展边界，优化内部空间。
　　城市中国计划（UCI）日前推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绿色增长年度报告《紧凑城市：OECD 国家实践经验的比较与评估》中文版。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明晓东在发布会上称，“紧凑”的概念与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 “集约”的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处。
　　明晓东指出，中国由于地理和人口原因，土地资源有限。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由于土地指标不够，招商引资的企业无法落地的局面。另外，过去十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76%，大大快于人口转移、增长的速度，城市建设走的是粗放利用土地的道路。
　　该书主要译者、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钱云指出，表面上中国的城市往往不是不够“紧凑”，而是“过度紧凑”，但事实并非如此。除去北上广深等少数一线城市，数以千计的中小城市,随着城市开发不断向外扩张，正面临人口密度的持续下降；而大面积混凝土森林的城市新区中，人气不足，甚至出现了大量房屋空置的“鬼城”，这严重挑战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紧凑城市不是简单的高密度城市”，该书原版作者之一、OECD区域发展政策部高级政策分析师松本忠指出，而应该以都市区层面的密集而邻近的开发模式，公交系统的高效连接，以及本地服务、设施和就业的良好可获得性三方面标准来衡量。
　　“欧洲基本是一种紧凑城市的模式，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布局密度相对高一些的产业和人口”，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指出：“美国则更多的是蔓延式的城市发展，大量使用小汽车，土地、能源消耗相对更高；而亚洲由于土地资源紧缺，人口相对密集，以多层、高层建筑为主。
　　反观中国，近年来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一二线城市人口聚集、基础设施难以跟上，城市不堪重负；其他城镇人口密度则较低、土地利用过于粗放。
　　李迅称，中国近年来在向美国学习，城市蔓延发展，也出现了过度依赖小汽车的现象。这造成了诸如北京的国贸地带密度过高，而诸如回龙观等地区成为睡城的局面，产生巨大的浪费和拥堵。
　　针对中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钱云表示，目前中国城市规划中较为强调站点在空间上的“覆盖率”，但在公交出行率和公交站点的邻近度等更为务实的指标方面表现还很不足。此外，蔓延式而不是邻近式的发展，造成目前的城市交通规划仍然强调以机动性、高效率为基本导向，迫使步行、自行车等零碳出行方式被边缘化。
　　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改革中心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每个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要造新城。
　　明晓东对此建议，新型城镇化需要合理控制城市发展边界，同时优化城市内部空间；另外还需注重城市功能混合和城市发展中的产业融合。
　　城市中国计划（Urban China Initiative）由麦肯锡公司携手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合作创建，希望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聚焦中国城镇化的独立的公共-私营部门联合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