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
 
私企创新需要政府助力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科学和技术政策研究中心(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Unit)教授马里亚纳·马祖卡托8月2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指出，有关紧缩——以及公共赤字、国家债务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辩论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除非国家濒临债券市场崩盘，否则债务规模或者赤字规模的重要性不及纳税人实际上在资助什么活动。如果这种支出支持那些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创新加快经济增长的领域，例如教育、技能、研究和新技术，那么与效益不高的支出相比，债务占经济产出的长期比率可能较低（而且政府有望处于更好的状态）。
　　实现创新拉动的增长的国家，不仅为创新创造了条件（为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拨款），也不仅通过为基础研究拨款，修正了市场失灵。它们还积极向创新者提供直接支持。即使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美国也是如此。IT革命并不是在联邦政府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发生的。美国政府曾支持微芯片和互联网，近年又支持纳米技术和生物科技。对这些领域的资助都通过公共机构进行，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这种支出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以任务为导向”：政府挑选创意，然后提供支持——从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当政府拥有足够充足的预算有能力完成任务时，聘用优秀人才和追求远大抱负就变得更为容易，就像当年DARPA对互联网的支持那样。在美国能源部旗下的研究机构——美国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E)——工作，就像在谷歌(Google)工作一样酷。难怪美国能源部最近由一位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执掌。
　　鉴于创新的潜在不确定性，吸引专家并不意味着总是一帆风顺。每次成功都要经历很多失败，但带来通用技术、能够推动几十年增长的成功值得等待。吸引人才和接受短期的失败都是挑战。中国必须应对这两个问题，才能充分利用其在5个新兴领域（从新型发动机、IT，到环保技术）投入的1.7万亿美元资金。
　　很多人质疑政府“选择”正确方向的能力。他们表示，把这些决定留给市场是最明智的，仿佛市场从本质上具有所需的长线视角、资金和专长。他们说，毫无用处的官僚只会碍手碍脚。这种怀疑具有政治吸引力：纳税人经常被灌输这样一个理念，即政府是一个笨拙的庞然大物。这让政府更难找到干大事的勇气。这还促使它们隐瞒自己在做的事情，即便它们在支持一个宏伟的远见。
　　想象一下，如果纳税人明白，政府不仅在监管医疗体制，而且还为最具革命性的新药研究出资的话，有关美国医疗体制的辩论将会多么不同。单单在2011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投入320亿美元发展生物科技/制药的知识库。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公共支出提出建议时，它应考虑经济增长模式。毕竟，很多负债累累的国家的问题并不是政府支出过多，而是能产生效益的支出太少。在此次危机前，意大利的赤字还较为温和，但长达20年的生产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零增长致使该国债务占产出的比率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自2009年以来，西班牙的研究预算削减40%，这怎么能帮助该国成为一个“创新国家”，与同期研究支出增长15%的德国展开竞争？
　　这些国家存在巨大浪费，但如果“结构性改革”并未伴随着战略领域生产性投资的扩大，那么增长将无从实现。
　　人们不能天真：要求政府做出更多努力是不够的。在一直受益于积极（尽管没有显露出来）产业战略的美国等国，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处于失灵状态，风险正变得社会化，而回报正被私有化。
　　尽管让iPhone变得如此“智能”的多数革命性技术得益于政府拨款，但苹果向公共财政缴纳的税款相对较少。如今的施乐(Xerox Parcs)和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在哪里？当年的它们曾与政府一道投资于未来的巨大机遇。
　　连贯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区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共生和依附关系。不应该由政府让私营部门免受风险，而应该让二者一道承担风险，一起享受回报。
 
专家论坛
 
中国经济三大问题的发展趋向
 
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8月27日在第一财经日报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是贫富不均；第二是环境污染；第三是非法行为。它们发展的方向都可以用库兹涅茨曲线来表示。
　　西蒙·库兹涅茨是一位过去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通过研究经济发展，他发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在经济发展初期变得严重，到后期便会减少。用曲线表示，是先增加后减少，像英文字母U字的颠倒。在经济学上被命名为库兹涅茨曲线。后来库兹涅茨曲线被应用到环境污染上。第三种是由我命名的关于非法行为的曲线。本文将讨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三种库兹涅茨曲线。
　　第一，贫富不均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是不严重的，当时中国民众都很贫穷。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变得严重了。
　　根据《纽约时报》7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北京大学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国家最富与最穷困人口的收入存在很大差距，另外沿海城市和内地省份居民的收入也有着很大差距。 “调查发现，2012年中国前5％最富家庭的收入等于全国家庭收入的23％。5％最穷家庭的收入等于全国家庭收入的0.1％。”
　　2012年一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13000元人民币（或2100美元）。在上海，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刚超过29000元人民币（或4700美元），而在甘肃省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不过是11400元人民币（不到2000美元）。在城市，家庭平均年收入约为2600美元，而在农村地区则是1600美元。在中国，贫富不均实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的预示，中国贫富不均现象以后会减少。
　　其次，中国的环境污染有所增加。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参考了“中国环境年鉴” 1997年至2005年中国各省的工业气体排放量进行统计研究。用每年各省人均气体排放量和人均实际收入的数据，来估计两者的关系。这关系表现出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向上倾斜的一部分。须知这曲线是人均气体排放量和人均实际收入同时在各省的关系而不是两者在不同时间的关系，它也显示出，到2005年为止中国还没有达到库兹涅茨曲线向下倾斜的那个点。
　　其三，中国公民的非法行为也增加了。
　　我们可能不同意用什么来解释中国公民非法行为的增加。非法行为包括伪造消费品导致消费者生病甚至死亡；还包括不遵守版权所有的法律。此外，一些政府官员虐待公民的行为也是非法的。政府官员还会受贿和贪污，因为做这种非法行为可得到经济利益。上述的非法行为继续增加，还没有达到库兹涅茨曲线下降的阶段。我前一篇专栏文章建议让人民参与清除贪污腐败，可能使库兹涅茨曲线快点下降。
　　总之，本文讨论的三种库兹涅茨曲线仍在上升阶段，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未成熟。令我们乐观的是，根据库兹涅茨曲线，这三个问题会在未来得到改善，它们的库兹涅茨曲线会开始下降。下降是人为的。到了国家富有以后，政府和民众有能力解决这三个问题。
我希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中国民众，来做出更大努力以达成这三条库兹涅茨曲线向下倾斜，使民众能享受更大的幸福。
 
城镇化并不能让中国经济保持增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佩蒂斯8月23日在财经网撰文指出，城镇化并不能让中国经济保持增长。
最新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会处在较高水平的理由是中国城镇化。中央政府正计划推动另一轮大规模的城镇化。据称城镇化可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因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会推进大量的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投资计划。这是《金融时报》上刊登的中国城镇化政策：
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表示会将城镇化放在他经济和社会政策日程的核心位置。政府各部门正制定一系列政策，有望于今年出台。政策旨在在未来十年内规划1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集中推进城镇化建设有望刺激矿业、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乃至股市。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变慢，他们希望城镇化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提振。他们把城镇化算作释放一轮新的投资，创造大量消费，并最终使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城市化程度已经算较高，现在中央政府决定将更多人从农村移到城市。所创造出的更多需求，怎么不可能满足中国继续保持7%或者8% 的经济增速呢？
　　Tom Holland 在《南华早报》上对此做了总结：
　　这些天对中国的议题都很快集中在城镇化的经济愿景上。城市化不仅是新任总理的经济政策，而且据支持者称，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引擎，可以保持超高投资水平，甚至推动可持续的消费增长发展模式的转变。
　　支持者认为，目前的中国仅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如果在未来几十年间增加到75%，达到富裕国家的水平，那么需要将3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为了配合城镇化，中国将会在未来20年里每年建一座上海这么大规模的城市。这将对经济起到极大的刺激作用。而且，由于城市人口收入高于农村人口，这将会提振消费，加速中国经济再平衡。
　　诸如此类言之凿凿的论据不胜枚举。然而， 有新观点认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放缓的解药，这种言论有几个错误。
　　第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错误是，城镇化不是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有了经济增长，城市才会比农村有更多商品，工作机会，这样才出现城镇化。在这种意义上，城镇化不是增长的发动机。城镇化是一个亲经济周期的过程，随着经济周期而增长或衰退。那么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城镇化进程也会放缓。一个例子就是霍布斯鲍姆的著作，《The Age of Capital》中所提到的，在1873年经济危机过后的三年里，欧洲移民到纽约的人口下降了近70%。
第二，更重要的是，城镇化与经济相呼应，而不是促进增长。
考虑一下，假设伊利诺伊州政府决定将芝加哥夷为平地，然后在不远处建一个新的城市，那么美国会变得更富有吗？
　　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新的芝加哥和老的一模一样，新芝加哥的产出和旧的一样，那么伊利诺伊州和美国都会因“再城市化”变穷。所有由新建筑创造出的财富都是短暂的幻觉，因为新建筑需要由税收来支付，因此导致在偿还时期内家庭收入减少，进而导致家庭消费减少，这也会引起工作和生产性支出减少。
　　可如果老芝加哥的情况很糟，失业率很高、工作和生活环境差。因为建造工人之前大部分处于失业状态，那么建造一个新芝加哥就会引发生产力激增，并且以很低的实际成本。如果新芝加哥的产出大于建造成本，那么美国就会变得更富。
　　这正是关键所在。新建城市的行为并不会创造真实财富，或者真正长期的增长。只有当新建城市的生产力比资本和人力的成本高时，才能令社会变得更加富裕。
　　对城镇化来说也是如此。当3亿中国人从农村变为城市人时，自然需要就见很多新的建筑、公路、学校等等，但是这些并不会让中国变得更富裕。这些建设需要支付成本，而且进行建设的工人此前基本都是有工作的。如果假定这些劳动力之前都没有工作，那么城镇化劳动力的人力成本就是零，但仍将会有巨大的资源成本。
　　为支付这些资源消耗，需要从其他经济部门进行转移。所以实际这些建筑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正好等于从经济体中抽出的。比如说，城镇化花了1万亿人民币，这些钱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纳税人支付。这当然将会减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由于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就相应下降。只有当这些新城镇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大于原有的，中国才能更加富裕。
　　可这能说城镇化不会给中国带来经济和财富增长吗？当然不是。如果城市生产力水平远大于农村，那么就会让中国变得更富有。
　　因此，这又是关键点。如果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那么无疑肯定需要更多人抛弃在农村的低生产力水平工作，进入城市从事高生产力水平的工作，这样城镇化就能提高中国的财富水平，但城镇化本身不会让中国更富有。除非中国城市对于劳动力有迫切需求。
　　可是凯恩斯是怎么说的？难道不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能让经济体发展吗？就算这个工作是挖个洞然后填起来。建一栋楼难道不比挖洞好得多？
　　不是，凯恩斯从没那么说过。凯恩斯主义的提振经济只在失业率很高的情况适用，这种高失业率是由于“失业-消费减少”这种自我强化的趋势造成的。消费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凯恩斯也没说过可以。消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创造一个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速经济发展，而在其他情况下仅只是创造一个不必要的花费。
　　如果中国失业率很高，引起了需求下降、工厂工人被解雇等一系列的影响，那么这个3亿人的城镇化计划对中国经济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这种积极的影响是说它阻止中国经济进一步下滑。
　　再次强调，“凯恩斯主义”式的城镇化支出，并不是保持GDP增长7%以上的可持续的方式。这只是在应对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失业率高企时候的权宜之计。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中国正在“被城市化”。而且城镇化将保证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观点是无稽之谈。城镇化是有成本的，而且如果中国通过借贷来支付成本，那么债务将大幅增长。只有当中国在其他方面——那些和城镇化无关的项目上，生产力增长；中国才只能真正变得更加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