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警示“双重体制消长”问题
 
据悉，在5月11日举行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着重强调了双层体制消长的问题。
　　他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打开计划经济缺口，到90年代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双层体制消长的问题。1986年,当时已经发生很多问题，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等社会问题，还有对腐败的不满等等。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做了一个判断：所有这些矛盾的来源在于当时的说法叫作“双重体制的胶着对峙”，这个判断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上世纪90年代情况有了变化，经过1993年设计、1994年开始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力量有了壮大。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非国有部分只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1/3，包括那些产权模糊的苏南模式也不过如此。经过了90年代改革实践，两种体制的力量对比发生一些变化，从总量来说，非国有部分强一点，但是，消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到了21世纪以后，有些人以为，改革成果是由于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力量造成的，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推进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靠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则是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以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的后期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有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不但是解决中国所有发展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好的药方，而且认为可以让世界其他国家效仿一下。
　　他说，在中共十八大前人们对十八大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给予很高的希望，会后大家都认为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两个不同方向这种争论或者说得严重点“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方向的斗争仍然会继续。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
　　谈到经济问题，吴敬琏指出，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转变，中国高速的增长不可持续，这在以前是达成共识的，而且在“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计划或规划中都表现了这个共识，但是，实际成效不显著。2009年以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都推出巨大的投资计划，到处是推土机轰鸣，推了建的造城运动。数据表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不大同意有些经济学家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表现，第二季度会反弹回来。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用老办法已经陷入困境。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
　　他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各方面都在等，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参与，这实际上是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思想上的分歧也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怎么来做？我们可以沟通，温故而知新。改革30多年来一直是不断地出现新的十字路口，如果不能够在选择的关头做出正确选择，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脱轨，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
 
调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近思与远谋
 
上海证券报5月12日发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文章表示，上任不足两个月的新一届政府在研究部署今年九大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时首次提出，年内将拿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这意味着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极为敏感且无法回避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即将迈出实质性步伐。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和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是中国金融改革中极具指标意义的三大步。其中尤以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步骤。从大国金融的发展逻辑看，决策层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规格和标准有很高的期待：先是可替换；后要全功能，凡国际货币的所有功能都要具备；再要大比例，即在国际货币体系与贸易与投资结算中要有足够的分量。谁都明白，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前提条件。
　　此前，关于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代表性官方政策建议有央行调查统计司提出的相关路线图，即在一至三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中期（三至五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长期内（五至十年），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而在央行课题组日前发布的《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报告中，清晰地给出了资本账户开放的路线图：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央行等三部委3月公布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表明有意提速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进程。而随着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即将出台，也在印证央行课题组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路线图的现实可能性。后续的开放步骤可能包括放开人民币项目下的信用证、保函和对外担保以及相应的账户管理，国际板正式登陆上海，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债券以及逐步推进双边、多边和区域性资本账户开放或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形成的格局是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开放与管制的取消，人民币在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文章分析，在美元红利期大概还剩10年、国际主导性储备货币的新旧更替周期可能需要20年的情势下，中国稳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适当调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地位，尽管是中国成为负责任世界经济强国的逻辑延伸，也可能是21世纪上半叶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最大红利，但相关约束条件切不可忽视。
　　从全球金融竞争与格局变迁史的视角观察，中国迟早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国际主导性储备货币的新旧更替周期比较长，国际货币格局变迁、主导货币的惯性尤其是历史机遇能否到来是制约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美联储在1913年组建后旋即成为全球最强的中央银行。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美国借此登上全球首席经济强国宝座。全球75%的黄金储备流入美国；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美元加冕全球货币王位。美元成为全球最重要或几乎唯一的储备货币、国际清算货币、价值储藏手段、金融交易货币和财富计价单位。不过，从1913年到1944年，美国终究还是花了30年时间才从英国人手里接过了金融权杖。美国心里太清楚，要从满身密布金融神经的英国人手上取得金融主导权殊为不易。某种意义上说，若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大英帝国的国力，美国恐怕不会如此顺利达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国际金融格局变迁面临的环境与60余年前相比已大为不同。在相对和平时期实现国际金融格局的平稳过渡不仅需要经济实力的成长，更需要后起国家提高博弈水准。
　　文章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是中国经济实力、金融市场发育以及国际货币体系需求“有机结合”的产物。从长远看，人民币最终可能超越欧元，成为比肩美元的世界货币。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内生的过程，而非程序化的操作。
　　从一国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历史经验来看，以经济规模成长和贸易投资扩张为代表的经济实力壮大是一国货币迈向国际化的内生动力，而金融市场发育以及金融监管水准的提高是本国货币国际化的配套条件。中国今天在经济规模上远未达到可以抗衡美国的程度。2012年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52%。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尽管中国经济规模有可能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但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要全面超越美国，需要的时间跨度至少需要20年！何况美国在这20年间决不甘于被超越。至于人民币要攻占早已深度嵌入到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体系中的美元地盘，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文章指出，资本项目国际化的前提是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无所不在的风险意识以及高水准的金融监管机制，这些目标至少在五年内难以实现。尤其在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等中国金融发展的四个核心层面上，我们仍面临着极为艰巨的挑战，需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拓展。如今，中国经济还面临内外失衡，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在上述这些约束条件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有一套面临2020年乃至2030年全球经济竞争态势的前瞻性金融战略。
 
专家论点辑要
 
　　▲标普调降中国今年GDP增速预期至7.9%
 
标准普尔5月14日称，尽管亚太区经济相较于其他地区仍在持续强劲增长，但2013年初的一系列指标显示，去年下半年起的这波反弹已丧失部分动能。
　　基于对亚太地区经济动能较预期疲弱的判断，标普调降了部分经济体在2013年的GDP增长预期。其中，标普将中国在2013年的GDP增速预期降至7.9%，将香港降至3%，将印度降至6%，将日本降至0.6%，将韩国降至2.8%，将新加坡降至1.9%。
　　与此同时，标普也上调了部分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其中，标普将中国台湾GDP增速预期上调至3.8%，将马来西亚上调至5.5%，将菲律宾上调至5.9%。
 
▲李稻葵认为GDP增速7%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清华大学教授、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5月13日举行的“第18届里昂证券中国投资论坛”上表示，要防止经济增速放缓过快，必须对房地产进行合理调控。他同时指出，GDP增速7%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中国经济放缓本身‘无害’，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但是经济放缓的持续性预期将会对经济造成重创。而且十八大所确立的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需要一定经济增长作为支撑。”李稻葵表示，7%的GDP增速是底线，这样才有1000万个新增工作岗位。
　　对于房地产市场，李稻葵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调控的时候必须采取合理的调控方法，如果房地产泡沫过快破裂，将会给宏观经济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急于降低房价对于经济有害无益”。他同时建议，全面征收物业税和房产税。
 
　　▲中国债务水平已达历史高点
 
里昂证券中国内地及香港策略研究部主管张耀昌5月13日在里昂证券第18届中国投资论坛媒体见面会上表示，中国债务水平现在达到了历史的高点，未来的债务占GDP比重将会进一步上升，预计在2015年达到245%。
　　据里昂证券估算，2012年中国新的债务比2011年增长了一倍，占到GDP的110%。张耀昌称，实际上，2002-2008年间，中国债务占GDP比重还算比较稳定，只是过去四年增长非常快，“净债务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四年大概是GDP增长的2.9倍”。
　　“中国现在是借债成瘾了，中国至少可以通过大量举债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其他国家都在印钞票。”张耀昌称，“实际上，中国GDP增长是靠债务来支撑的”。
　　他认为，中国债务水平无法按这个速度继续增长，“再借更多的债，它拉动经济的效果就越来越差了”。
　　张耀昌比较担心中国地方政府以及公司和国有企业借款的健康状况。在他看来，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违约风险。当土地出售获得利润减少，地方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也减少了，风险显然是在不断抬头，“不过地方政府的债务还是可以控制的”。
　　张耀昌认为，未来中国的债务水平还会进一步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产能过剩会越来越糟糕。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大概是历史水平的四倍，河北钢铁行业的产能比整个欧洲的还大，人均的水泥消费水平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太阳能行业的产能也可以为全世界提供产品。
 
　　▲里昂认为中国信贷与GDP增速脱钩风险尚可控
 
5月13日， 里昂证券经济研究部主管斐思伟(Eric Fishwick)表示，“对多数经济体而言，如果投资回报不断下滑，经济衰退的风险也就随之攀升，但中国则未必如此。”虽中国信贷和GDP增长速度脱钩，但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经济下行风险并不很大。
　　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社会融资总量为7.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06万亿元。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3.55万亿元，同比多增4056亿元。流动性保持宽松，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数显示实体经济复苏动力较弱。
在斐思伟看来，伴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行，投资对资本的吸引力会逐渐下降，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或已降低到7%附近，政府唯有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才可为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最关键的，还是政府要积极推动结构性的改革。”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