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拟大力发展气体燃料公交车
 
　　梅德韦杰夫5月13日在政府小范围会议上表示，他已经签署一份鼓励发展天然气等气体燃料公交车的决议。根据该决议，俄罗斯未来将把境内主要城市的气体燃料公交车比例提升至50%以上。
　　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在会上表示，该项决议要求在俄罗斯各大城市对公共交通系统进行升级，逐步推广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和压缩天然气公交车，政府将在年内出台具体实施细则。他透露，目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等企业均已表示有意参与相关项目建设。
 
自主创新
 
上海设立新材料产业创新与加速基地
 
　　据悉，国内首个集产业创新、资本服务和产权交易功能于一体的新材料产业创新与加速基地，日前落户上海宝山杨行，计划利用2~3年时间打造成为中国新材料产业的技术产品交易中心、信息中心、展示中心和投融资活动中心。
在投融资活动支持上，上海市政府、宝山区政府与亚商资本按1∶1∶3的出资比例设立上海新材料创业加速基金，支持基地发展。根据计划，基金初期规模预计达3亿元人民币。此外，还将大力推进风险投资机构、创业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等其他金融机构入驻。
 
中国创新力“将在十年内超越欧洲”
 
　　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5月16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欧洲商界领袖们担心，由于经济危机削弱了欧洲大陆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竞争优势，十年内中国就将在技术创新方面超越欧洲。
　　埃森哲接受商业游说团体BusinessEurope委托，对欧洲商界领袖们进行了一次调查。逾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表示，到2023年，中国将会在创新方面赶上或超过欧洲。
　　欧洲经济危机导致需求疲软，进而引发工业生产下滑，而企业不愿意动用现金储备，在新增投资、培训及研发方面畏首畏脚。
　　失业率不断攀升可能导致欧洲丧失劳动力弹性，无法维持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调查人员表示，劳动力对欧洲工业而言仍是一项竞争优势。
　　欧洲政策制定者决心扭转工业衰退的局面。欧盟委员会(EC)去年提议，到2020年之前将工业占欧盟(EU)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5.6%提升至20%。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安东尼奥·塔亚尼(Antonio Tajani)表示：“我们不能再让工业搬出欧洲了。”
　　欧洲企业在从汽车制造到航空航天、从工程到制药等一系列领域依然保持着领先地位。三分之二的被调查商界领袖表示，欧洲工业在国际上仍然具有竞争力。
　　然而，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Huawei)等中国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正在追上欧洲对手，它们在欧洲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约61%的被调查人士表示，他们担心欧洲至少在三年内都很难摆脱经济危机，走上复苏之路。
　　约90%的德国商界领袖表示欧洲工业具有竞争力，相比之下，只有半数西班牙商界领袖这么认为。
　　埃森哲的研究指出两条促进增长的途径：一个是重建欧洲的技术基础，另一个则是大力扩展工业融资渠道——包括为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以及发展为创业公司服务的风险资本。
　　尽管欧洲仍深陷衰退泥沼，欧洲在低碳技术、智能电网、生物技术以及高端制造业等领域仍有很多机会。
　　埃森哲首席战略官马克?斯佩尔曼(Mark Spelman)表示：“今后10年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肯定会投入大量资金……（但）如果我们共同行动起来，欧洲在制造业领域续写成功并不是一句空话。”
　　“欧洲整体上的零增长并不等于不存在增长良好的领域……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明智地下注。”
　　为应对创新不足，商界领袖们希望政府为研发投入更多公共资金、对研发和资本投资项目减税，并创造更理想的融资环境。
　　另外，这些欧洲高管们还提出一些其它方面的担忧——从能源成本到劳动力成本。
　　对于欧洲工业在三年时间内，能否在能源成本上拥有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相当的竞争力，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持悲观态度。
　　美国工业正受益于页岩气开发带来的廉价能源供应，使得向石油化工等天然气密集型工业增加投资成为可能。
　　与此相比，欧洲将继续依赖更昂贵的俄罗斯天然气，而在可再生能源方面，高昂的监管及投资成本也在进一步加重负担。
　　埃森哲的调查对象是500名来自不同规模企业的高管及公共部门主管。
 
专家论坛
 
中国经济的“三个悖论”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学家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分析师李衡5月14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较为复杂，出现多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现象，存在“三个悖论”：首先，一方面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创下6.2万亿元的天量水平，流动性极为充裕；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回落至7.7%，低于市场预期。其次，一方面宏观指标并不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较为稳定；另一方面，微观指标（PMI、工业品价格、企业盈利）却显示经济较为低迷。最后，一方面房地产销售高速增长，房地产企业资金充裕；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拿地、开工却极为谨慎。正确分析这“三个悖论”对于看清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极为关键。
　　悖论之一：高社融低增长
　　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达到6.2万亿元的天量水平，流动性极为充裕。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回落至7.7%，低于市场预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互相矛盾的现象？
　　从逻辑上的原因来看，对这一现象最为直接的解释是：经济增长对债务扩张的依赖加大。我们根据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测算的债务弹性系数（总债务增量/GDP 增量）自2009年之后明显抬升。2012年债务弹性系数是3.2，这意味着增加1个单位的GDP需要3.2个单位的债务扩张，而2004-2008年该弹性系数仅在1左右波动。从2013年的债务扩张和经济增长态势来看，债务弹性系数仍然处于高位。由此可见，2013年一季度的债务高增长、经济低增长的现象并不是新现象，实际上2009年就已经出现。
　　债务依赖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债务利用效率降低、资金周转放缓、投资效率降低。我们认为，2009年前后的四个变化可以提供解释。第一，从基建投融资角度来看，2009年之前，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净收入均高增长，政府债务扩张能够正常运转，还本付息没有太大压力。但是，2009年之后，由于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土地出让净收入增速下降（征地成本上升，并且中央对于土地出让收入制定更为严格的专项支出规定，例如保障房建设、水利建设等）、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显现，导致大量债务到期展延，从而占用大量资金。第二，从房地产业融资角度来看，2009年之前，全国各地房地产总体处于供不应求状况，房地产销售旺盛，资金周转较快。2009年之后，房地产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总体仍然供不应求，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供给泡沫逐渐显现（2012年以来更为明显）。房地产调控政策更为频繁，也加大了房地产企业资金周转难度。2011-2012年房地产企业出现了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第三，从制造业融资角度来看，2009年之前，制造业投资形成的产能基本上被旺盛的房地产需求和出口需求所消化。2009年之后，由于面临国际贸易市场份额瓶颈，制造业的出口需求增长放缓，内需方面则受到基建投资增长放缓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放缓，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导致资金周转放慢。第四，2009年“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之后，大量资金流入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部门和基建项目，从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上看，效率相对较低的民间投资获取资金比例下降，这也导致总体上的债务利用和投资的效率降低。
　　除此之外，流入国有部门的资金并未完全进入实体经济，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和社会融资规模的重复计算。例如，某企业获得1亿元低息贷款之后，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可以通过资金运作规避监管）收益率更高的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那么，这1亿元贷款并未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为0，用于购买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1亿元也许进入实体经济（也许没有或者未完全进入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在这个案例中，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为2亿元，但是真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贡献的是1亿元（甚至可能更少）。这就造成社会融资规模的重复计算以及债务利用的低效率。目前，这部分资金的规模难以统计，也难以估算。
　　悖论之二：宏微观指标分化
　　事实上，宏观指标和微观指标的分化也不是新现象，只不过今年一季度分化更为明显。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9%，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4%，投资和出口增长总体比较平稳，但是微观指标（PMI、工业品价格、企业盈利）却显示经济较为低迷。
　　宏观指标和微观指标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债务依赖有关。由于债务利用效率降低、资金周转放缓、投资效率降低，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并导致PMI等反映企业家信心的微观指标低位运行。
　　出口数据存在虚增，出口形势并不像数据所反映的那么乐观。根据海关总署公布，3月份中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0.0%，其中对香港出口增长92.9%。套利资金可能通过贸易渠道流入境内，导致对香港出口虚增。如果剔除香港出口，那么3月份中国出口额同比下降4.8%。根据我们对深圳国际物流企业的调研，3月份对香港出口的正常值估计为20-30%。按照对香港出口增长30%计算，3月份中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0.5%。事实上，3月份中国对三大经济体出口均出现负增长，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6.5%，对日本出口同比下降10.0%，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14.0%。由此可见，出口形势比海关数据所显示的情况更为严峻。
　　悖论之三：房地产高销售低开工
　　房地产方面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房地产销售高速增长，房地产企业资金充裕；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拿地、新开工却极为谨慎。尽管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高达37.1%，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61.3%，房地产开发商在投资方面却极为谨慎。
　　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0.2%（3月当月同比仅增长17.6%），增速比1-2月回落2.4个百分点；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22.0%，降幅比1-2月份扩大3.4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7%，1-2月份为增长14.7%。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在于，“国五条”的出台加大了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在拿地、开工、投资方面的观望。随着对“国五条”观望的结束，在充裕的资金推动下，二季度房地产企业拿地、开工、投资将逐步回升。
　　6.2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钱到哪去了？
　　从2012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6.2万亿社会融资规模中资金主要流向基建领域和房地产领域。基建领域的资金聚集可以从基建投资高增长上得到印证。根据我们测算，3月份当月基建投资增长27.6%，远高于17.6%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和19.9%的制造业投资增速。这也表明，市场严重低估了地方政府融资的能力。根据我们近期调研了解到的情况，地方政府借道企业（非平台公司）的融资渠道为基建投资获取资金。例如，地方政府以BT、BOT或者其他形式要求施工单位垫资进行施工、建设，并以财政收入为担保，施工单位据此获得贷款或者以其他方式融资。因此，即使银行表外业务监管政策趋严，地方政府仍然能够为基建项目获得稳定的资金。我们认为，财政部463号文（叫停了没有现金流支撑的地方政府BT项目）、银监会8号文、10号文、71号文等金融监管文件抑制了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投资冲动，但是不会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
　　从房地产领域来看，社融资金通过两个渠道向房地产企业汇聚。首先，银行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贷款明显松动，一季度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增长21.4%，而去年同期为同比下降8%。其次，房地产销售额大幅提升，社融资金通过个人按揭贷款的渠道流向房地产企业。一季度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增长29.3%，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国内贷款同比增长19.8%，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长60.9%。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金融监管政策趋严的预期导致本应在二季度进行的社会融资（主要是银行表外业务）提前到一季度进行。这意味着，二季度乃至下半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将明显回落。但是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也意味着，一季度的天量社会融资并未完全投入使用，其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将在二季度进一步体现出来。
 
新型城镇化亟需一元化公共财政后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贾康5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撰文指出，在我国以城镇化作为经济社会成长的引擎和动力源泉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城镇化过程更好地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融为一体。
　　这些年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速率在提升，但市民化或人的城镇化过程相对滞后，这个相对滞后带来深刻的矛盾。大家都希望乡村人口不断移居城镇是一种和谐的过程，是幸福感提升的过程，但却面临实际制约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跟不上，最典型的就是“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对于在当地就业的非本地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跟不上，甚至出现了一些歧视性的公共政策。
　　全国已经形成了两亿多进城长期居住人口，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自己的家庭怎么在城市常驻，而现在绝大部分家庭处于分裂状态。80%左右的夫妻分开生活，而他们的孩子能够跟着父母一起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只有十分之一，9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如果这些孩子跟着父母在城里定居，他们的入托、入学、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又都跟不上。现在要把供给迅速提高可能性很小。稍微考察一下北上广，就会同意这个判断。有的被称为二线、三线的城市，试图趁着压力不大加快步伐，比如常住人口给予户籍，但后来压力太大只好停住。
　　在城镇化弥合二元结构过程中释放巨大需求的条件下，我国的增长潜力巨大，但潜力要变成现实，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形成有效的可持续机制，使这个潜力释放的过程相对平稳地展开。另外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实现改革的突破、攻坚克难，实质性地推进配套改革。
　　回到城镇化的视角，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以新型城镇化来配合中国现代化、“中国梦”目标实现的历史进程，在公共财政方面，需要以一元化的公共财政作为有力的支持后盾，这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要形成全口径预算概念下的公共资源配置全景图，进而优化公共财政收支结构。要把所有政府财力纳入一个全口径预算里面，尽可能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综合绩效。公共资源在财政分配上要与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紧密联系。在公共财政全口径预算框架里，不再存在预算外资金的概念，而是在一个预算体系之内形成相对独立而互相衔接的公共收支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四个组成部分，这是公共财政一元化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框架。看上去是一个技术问题，却带有实质性改革的性质，是触及既得利益格局的制度建设。全口径预算给决策部门、所有要加入决策过程的主体——人大、政协和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财力信息的全景图。有了全景图，才能实现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质询权、建议权和监督权，直至民主理财、依法理财的决策权。
　　第二，要有非歧视性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要向均等化方向演变。比如说现在有户籍的和无户籍的人口，明显没有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这方面公共财政别无选择，必须渐进地以一系列运行机制的改进，走向非歧视性的公共服务供给。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我估计要先从难度比较小的区域开始，最后到大城市，最后完全取消歧视性的两种户籍制度。难度最大的“北上广”等城市恐怕要在最后的阶段，在条件配套下才能实现。
　　第三，财政改革要与区域发展战略、土地制度、不动产制度改革等协调配合。从财政角度考虑支持新型城镇化，政府必须发挥顶层规划功能。由此引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功能，必须协调区域之间发展空间的各种复杂矛盾关系。土地制度、不动产制度的改革至关重要。不动产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关键的、稀缺的生产要素和民生要素，它的流动、交易、财产保护、财产登记、相关税收等制度建设，应该放在一个通盘合理的配套方案里考虑，财政必须支持这样的配套改革。
　　最后，要积极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间有效的筹资、引资放大机制和管理增效机制。单靠政府资金支持城镇化有很大难度，有人预测今后几十年需要60万亿元以上的投入，缺口一望而知。但是，通过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使已经壮大起来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化过程，从而形成合力，筹资的难题就有望得到相对顺利的解决，相关的管理水平和绩效水平也有望得到比较明显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