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质与驱动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化率大约在2030年就能达到70%，以后的18年内，中国的城镇化仍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还有大约18个百分点的快速提升空间。在中国城镇化新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这些新的使命和内涵的赋予，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城镇化就应运而生。
　　新型城镇化的实质
　　上海出版的文汇报3月20日发表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张永岳文章表示，新型城镇化必须将社会各子系统(如城市与乡村、资源与人口、人类与自然等)统筹考虑，在总规划框架下做好协调与衔接。新型城镇化的实质，主要体现在：
　　1、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摒弃城市面积扩张和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以改善民生为目的，消除制度屏障，破解“双二元”结构，建立公平利益分配机制，保障人们利益，促使资源公平合理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城镇化过程能增进人们福利。
　　2、合理布局，协调推进
　　根据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探索城镇发展的新模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进一步明确城镇的发展定位、功能分区，与产业转移相结合，着力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根据目前城镇化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新型城镇化建设，按照“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在新型城镇化下，城市的规模将向两头和深处延伸，两头指的是：一方面是城市群的发展，优化提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现有城市群，培育和壮大新的城市群；另一方面是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发展，挖掘、整合现有中小城市资源，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同时，进一步促进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改善人居环境，集约节约，节能减排，建设低碳生态城市。
　　3、城乡统筹，一体发展
　　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城乡统筹，一体发展，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规划和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协调发展，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新型城镇化要解决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对具有内在关联的城乡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进行系统安排，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包括劳动力、技术、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优化区域间产业结构和布局，缩小城乡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的融合发展，实现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的驱动
　　文章指出，必须精心安排，克服新型城镇化的制约因素，找准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激发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积极推进，稳步发展，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预期目的。
　　1、农业产业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
　　随着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效率的提高，解放了束缚在土地上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推动了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为城镇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发展。另外，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能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发展。条件合适的，还能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2、推进新型工业化
　　生产方式的变革、城镇规模经济的增强、技术的进步，都会导致城镇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能导致城镇居民收入上升。城镇化的水平与农村/城镇收入比值负相关，比值小的国家城镇化进程快。在一个特定点上，城镇人口将突然爆发性增长。新型工业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和信息化相结合，建立多层次的现代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着重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
　　3、发挥市场主导
　　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转型过程，国外城镇化成功经验表明，市场经济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城镇化的基础，政府单一主导的城镇化无一不存在着弊端。中国各地资源不均、区域差异较大，要因地制宜，发挥市场主导力量，形成要素资源流动机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树立经营城镇的理念，遵循市场规律理顺利益分配，以市场驱动城镇的建设。
　　4、完善制度建设
　　完善的制度能有效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前，存在着阻碍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因素，例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房制度、金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影响了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转，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只有改革并完善相关制度，才能给新型城镇化扫清障碍，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必要的驱动力。
　　5、城镇文化嬗变
城镇的发展要求人们的行为、思想与城市的文明相协调。初级阶段的城镇文化具有明显的乡村文化的印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存空间和习惯的改变，城市文化必将成为主导性的文化形态。因此，文化对于城镇化的完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城镇文化具有作为新型城镇化“培养基”的属性，和谐社会需要人们文化和习惯的改变、文化氛围的进一步提升，这需要文化的支持，尤其需要特色文化资源的支持，来促使社会传统、文化风俗、信仰、价值观的进一步融合。
 
尚德破产敲响政府主导产业模式警钟
　　
　　3月20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破产法》裁定，对无锡尚德宣布实施破产重整。对此，经济参考报3月22日刊发报道指出，从昔日的光伏标杆到今日的破产重整，作为“产能过剩”的牺牲品，尚德的命运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必须反思的问题，如果不彻底反思政府主导产业发展模式，不改变以G D P为纲的“标尺竞争”，“尚德危局”可能不会是一个特例。
　　“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由于多年来一直没能有效地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难题，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国以往“大进大出”经济循环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周期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叠加使矛盾进一步凸显。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不仅钢铁、水泥、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就连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56家电池组件企业2011年的太阳能电池产能已超过35G W，2012年产能在40G W以上，产量将超过24G W；欧盟发布报告也显示，2012年全球太阳能电池产能达到80G W，我国占据超过50%份额。2011年以来，外部需求大幅萎缩造成光伏产品价格急速下滑，多晶硅电池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最新统计显示，国内40多家多晶硅企业除6至7家上市公司外，其余已陷入全面停产状态。
　　从全球情况看，对新能源的市场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但各国都要在有限的市场资源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短兵相接”，加剧贸易摩擦。更令人担忧的是，过度的产能冗余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非有效配置，市场价格大幅下滑，宏观效益状况恶化，部分企业破产，甚至可能诱发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等一系列连锁风险。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打造新能源基地”的省份已超过17个，而有些并未充分论证规划。一哄而上、高度同质化发展的结果，是在短短数年时间内，一些新兴产业就陷入竞争激烈并导致全行业亏损的困境之中，大有“早衰”的症候。
　　深层次看，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以及以G D P为纲的经济核算体系密切相关。首先在于政府直接主导下的产业发展引起企业成本外部化效应、投资补贴效应和风险外部化效应等扭曲企业投资行为的因素，并进而导致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其次，许多产业的技术水平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使得企业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资源投入、产量的扩张以及价格的竞争上，而不是集中在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和质量改善上。
　　更本质来讲，根源在于以G D P为导向的经济核算和政绩考核体系。由于G D P以产出为核算标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容易高估经济规模和总量，造成“增长幻觉”，同时重复核算和过剩产能很可能被计入G D P核算中，因此，以G D P为纲的考核体系是导致“标尺竞争”，造成严重产能过剩的根源所在。如果不彻底改变以G D P为纲的发展思路，不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没有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的决心，“尚德危局”可能还会不断上演。
 
专家论点辑要
 
　　▲野村证券预计中国下半年GDP预计增长7.3%
 
野村证券近日发表研报指出，欧美日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三大症状如今也出现在中国经济身上，如果今年政府收紧政策，中国将能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但这需要付出经济减速的短期代价：2013年下半年GDP预计只增长7.3%。
　　虽然中国中央政府近月来多次发出担忧金融风险的强烈信号，但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已在短短半年间由忧转喜。2012年夏，经济硬着陆恐慌将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MSCI China）挫至51.63，但随后的经济复苏缓解了恐慌情绪，该指数至今升约20%。当下，市场普遍预计中国GDP增速复苏持续，今明两年均有望达到或略高于8%。
“历史上，泡沫常常紧随‘宏伟’的经济奇迹之后。”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和分析师陈家瑶认为，“投资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金融风险的真实程度。”
他们在研报中分析了中国金融风险的三个先行指标：杠杆率急速冲高、房价高涨，以及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眼下，中国以国内信贷占GDP比率衡量的经济杠杆，由2008年的121%蹿升至2012年的155%，已达1978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回顾中国经济近30多年历程，上世纪90年代发生过一次类似的杠杆率急速冲高，那最终导致了整个银行系统的破产。房市虽有复苏，但不能表明经济基本面改善，因为全国库存水平仍是高企。“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风险高于股市泡沫。”最后，金融危机往往爆发于技术革命、经济奇迹之后，是因为投资者和决策者开始高估经济潜在增长率。决策者可能会误将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下滑视为周期性下滑，并采取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令实际GDP增速更加背离潜在增速水平，埋下经济过热的种子。
　　陈家瑶指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商、信托公司和信用担保公司等，是金融风险比较集中的领域，也最易遭受金融危机冲击。
　　报告认为，对金融过度扩张的政策反应越慢，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就越大，避免经济硬着陆的挑战也会越大。宽松的政策基调如果继续，这些金融风险将变得不可控：虽然今年逾8%的强劲GDP增长可能实现，但会推高明年的高通胀水平和金融危机风险。
　　野村对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7.3%的预期，不同于市场普遍预期。“因为我们觉得政策要收紧，而不是大家预期的第一届政府很有动力或是希望能在第一年交出漂亮的答卷。”陈家瑶解释称，野村认为本届政府不会完全着眼于GDP的增长。
野村建议，中国政府必须迅速采取措施，遏制与日俱增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预计这一举动会在今年上半年出现。”报告称。
 
　　▲瑞信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较差
 
　　瑞士瑞信银行于3月20日在港召开经济展望会并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最新数据显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较强增长，但工业及零售业增长疲软，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较差，影子银行是干扰国内金融市场稳定的潜在威胁。
　　在中国内地，影子银行包括银行业内不受监管的储蓄转投资业务，以及更加疏于监管的民间金融。瑞信报告指出，作为地方政府基建项目主要融资渠道的影子银行，在过去两年间呈现爆炸性增长，其总规模已达到人民币22.8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内地GDP的44%。在2012年，一半的新增信贷都是通过理财产品、信托、发行企业债等手段涌入市场，影子银行在中期可能会威胁国内金融市场稳定。
　　瑞信首席分析师陶冬表示，虽然国内监管部门正在出台监管措施，但只要地方政府依然执着于经济增长目标，影子银行的问题料难以得到彻底解决。他还说，一旦通胀指数上升令央行加息，资金流入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就会放缓，届时影子银行可能出现违约，继而影响整个金融市场。
　　瑞信研究报告预计，今年国内的通胀率主要由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带动，CPI会由年初的2%升至年尾的4%。而2014年，瑞信预计受租金及工资上涨影响，CPI或将升至5%。
　　报告预计，今年GDP增速为8%，超过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7.5%的目标，但经济增长质量会较差。陶冬指出，最新数据显示工业及消费市场均显疲软，工业生产滑落回个位数增长，公司较三个月前更为谨慎，前两个月的零售业表现也低过市场预期。
　　而针对政府寄予厚望的城镇化，陶冬表示，未来城镇化成功与否要看是否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国新总理李克强亦曾多次表示，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而非没有就业支撑的单纯土地城镇化。
　　就国内房地产市场，陶冬表示，相信近期出台的“国五条”等抑制炒卖的政策能给市场按下“暂停”键，但不会改变房价上升的大趋势，给市场交易量降温会是各方比较能接受的结果，有关部门也将有更多时间来从根本上入手解决问题。
在股票市场，尽管目前内地IPO处于暂停阶段，上市公司数量相对于市场资金供过于求的局面短期内仍然难以改变。陶冬预计，今年A股市场表现仍会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