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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起不到破局作用
　　
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3月1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指出，反腐败起不到破局作用。
孙立平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长文《确立社会转型新思维》。他指出，改革这个词已被败坏，不必再念叨了。中国现在需要更换话语体系：以建设开路，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十年前，我就提出一个遭到很多人反对的命题：改革已死。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所表明的那样，改革已经变成瓜分利益的工具。
　　而且，从语义上说，改革这个词太消极了，似乎总是围绕着旧体制打转。中国要走出困境，得立足于理想，建设更为合理的新制度，哪怕很微小。否则，改革就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改革了三十年仍在喊改革，就已经够可怕的了。
　　不过，孙立平教授文章后半部提出的政策建议，却有悖于自己的理念。他说，在社会转型时期，造就社会变革动力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反腐败是找到良性互动的切入点。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孙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的反腐可能需要经历运动式反腐与制度化反腐两个阶段，可以从运动式反腐败开始，它可以发挥破局作用。
　　这可不是建设了。
　　在当下的中国，官员腐败普遍而严重，所以，反腐败必然反不胜反。更重要的，它起不到破局的作用。你抓几个官员，民众并不解气。相反，反腐败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只会让民众对政府越发失去信任。而且，靠抓贪官游戏反腐败，也不可能收到多少效果。你能够抓起来的腐败官员永远是极少数。腐败官员群体内永远会有一种侥幸心理：落马只是运气不好。其他官员不会因此而收敛。
　　还有，官员的腐败如同病毒，传染到整个社会肌体。比如，很多企业家为了获得进入市场的普通权利，不能不贿赂官员。普通民众为了办一些事情，也难免贿赂官员。腐败总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开展运动式反腐败，官员固然惊慌，其他社会群体也会惊慌。
　　最为重要的是，如孙立平教授所说，当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转型，是建设更为合理的新体制。这是全体国民，也是国家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所在。任何事情都必须服务于这个大目标。
　　那么，反腐败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吗？也许有一点，但不那么直接。更有可能，它适得其反。因为，大规模的反腐败可能恶化社会、政治气氛，使之趋向激烈。而根本的制度变革，大约只能在一种较为平稳的社会、政治气氛中展开——当然，这里讨论的是相对平稳的制度变革。
　　从这个角度上看，改革实际上是要捂盖子。这不是乡愿，而是政治上的明智。当改革的需要十分迫切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十分丑恶的，否则，大家也不会要求改革。然而，改革是反革命的，改革没有敌人，改革必须包容，包容既得利益集团，只不过对权力和利益进行一次重新分配。
　　也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是在进行改革，那你不能对既得利益集团挖根究底。你得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丑恶，与其共生。你要知道，你的重点是建设新制度。有了新制度，丑恶就可能逐渐被稀释，被化解于新制度、新风气的生长中。你当然也可以揭开盖子，解开伤疤，双方撕破脸皮，玩个痛快，但那就不是改革了。
　　也就是说，最好的改革是引入增量制度，从而让新兴的社会力量获得更大的空间，以生成更为健全的新秩序。旧体制及依附于此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处理，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实际上，随着新制度的发育，也许它就不是问题了。
　　其实，中国的市场秩序就是这么发育起来的。八十年代，不是先清除国有部门，而是首先让私营企业发育。私营企业发育了，国有部门自然就收缩了。这段被人津津乐道的改革史揭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没有健康的新力量，就没有清理旧秩序的本钱。
　　政治体制改革恐怕也需要如法炮制。把重点放在如何形成官民上下、体制内外的合力，导入新制度上。这样的包容姿态也会缓解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变革的反对，从而让平稳的制度变革有那么一点可能。
　　回到反腐败问题上。反腐败是消极的，向后看的，关注于如何解决旧体制之恶。然而，并不是只有反了腐败，才能建立更为健全的吏治。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严格说来，反腐败不是改革，本身并没有制度建设意义。你抓几个贪官，有助于建设什么制度？逻辑正好相反：通过建立更为健全的吏治，才有可能遏制腐败。新制度运转一段时间，新增腐败趋向于减少，腐败问题也就被稀释、被消化了。
　　与反腐败相关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之建立，同样需要政治上的明智。人们似乎对此寄予很高期望，且态度相当强硬。但略加思考即可发现，以现在官员的财产状况，强制要求所有官员公布，那等于堵塞了官员公开财产制度建立的任何可能性：官员们将会拼死反对，或者大规模转移财产，或者撒谎。
　　应当寻找更为明智的办法。一个可行的办法也许是财产的自愿公开申报。当然是自上而下。最高层级的政治人物自愿公布财产，以身作则。但是，不作强制要求，也不建立什么制度。官员们可以随便，愿意公开就公开，不愿意公开就不公开。“君子之德，风”，清廉的官员自可大方地对公众公开财产，不清廉的官员可以暂时藏着，但也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收敛其聚敛之手。由此，一定能够逐渐形成风气，官员公开财产也就能够成为一项制度。
　　当然，这里仍然隐含着前面的论点：官员公开财产，不应以揭露腐败、清算腐败官员为目的，相反，它只是工具，只是建立有效的权力机制、建立清廉的政风的一个工具。认定这样的目的，官员公开财产制度的建立路径，也就有曲径可寻。
　　转型是大政治，而政治的基本问题是：你要什么？一切努力应当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转型政治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你希望的新制度、新风尚，至于怎么处理旧体制之恶，乃是次要的问题。转型是稀释、化解恶，而不是消灭恶——那是革命。
 
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是当务之急
 
证券时报3月18日发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文章指出，中国雄踞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显着增长成就，恰恰表明中国亟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亟需深刻反思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低下与不公。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转换成广大民众可享受的福利效应，则中国经济“超日赶美”才是实质性飞跃。
　　10年来综合国力大幅增长
　　文章表示，从时间光谱来看，2003年至2012年这10年间，经过两届政府的努力，中国经济在很多硬性指标方面的成绩足以傲视全球。先就无法回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说，10年来，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即便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的最近几年，也基本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其中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2%，2010年更是达到了10.3%，2011年有所下滑，但9.2%的成绩还是高居大国之首，2012年的7.8%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算太难看。从GDP的总量与国际排名来说，2003年，中国的GDP只有1.4万亿美元，位列美、日、德、英、法和意大利之后，排名全球第七；而到了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高达8.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显着拉开了与昔日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之间的差距，差不多相当于德、英、法3国经济总量之和。至于衡量财富蛋糕的财政收入方面，2003年的这一数据是2.17万亿元，2012年则是11.72万亿元，差不多增长了5倍。因此，单从上述这些经济指标来看，中国在做大经济规模与财富蛋糕方面绝对是顶尖高手。
　　不过在对GDP的观感有点疲劳的今天，如果简单紧盯这个单一数据的是否好看，本身就是GDP情结浓厚的表现。因为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并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尤其是国际竞争力的大小。譬如英国，尽管其2012年的GDP总量要比中国少6万亿美元，已经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英国在金融资本、先进技术与制造、高端服务业等领域依然大幅领先于中国，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全球顶尖金融强国。中国要全面超越英国至少不是短期内所能达到。
　　经济增长福利效应不明显
　　文章指出，从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来看，无论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还是最近10年来，基于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并不显着，福利分配还存在严重的不公。且不说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其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突出问题。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耐人寻味的“香港限购奶粉”现象，既折射出内地在奶业发展与质量监管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更折射出中国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福利效应并不明显，或者说，基于这种经济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与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因为内地人均GDP不及香港的五分之一，而内地百姓却频频赴港超市扫货或者代购，说明过去一向引以为傲的内地购买力最近几年来已经大幅缩水。
　　假如把几串数字放在一起分析，则今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则更为黯淡。尽管中国去年的经济产出超过50万亿元，税收收入也实现稳定增长，超过了11万亿元，但普通百姓更为关注的社保基金却存在数万亿元缺口，有人估计这一缺口高达10万亿元。连号称中国最富的都市——上海，每年社保资金亏空也在百亿元以上。再看收入分配情况，根据世界银行早先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综合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来看，尽管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基尼系数被普遍认为比较保守，但2012年0.474的数据还是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因此，中国雄踞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显着增长成就，恰恰表明中国亟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亟需深刻反思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低下与不公。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转换成广大民众可享受的福利效应，则中国经济“超日赶美”才是实质性飞跃。
　　防经济发展沉屙集中爆发
　　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福利效应低下，既是以往“全民补贴生产”发展模式的负效应表达，也与既得利益者阻碍福利效应提升密不可分。中国也许能在未来5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5万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这些年来经济发展沉屙的集中爆发：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不能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化解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不能有效治理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则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或者说偶然事件的爆发都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社会风险。事实上，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今日中国已经具备相当的财力来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且相关改革的时间窗口也已打开，政府需要做的是：仅仅围绕经济战略转型这个核心命题，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切实落实政府自身转型；通过配套制度的执行，尽快破除既得利益者对深层改革的阻碍，并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广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预期，真正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亟须顶层设计
 
　　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指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亟须顶层设计，首要问题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大体都要经过三个阶段，先是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计价货币，然后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结算货币，最后一个阶段是成为世界各国都承认的国际储备货币。按这个路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正确估计形势，判断中国在此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下一步应采取的措施。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取决于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的综合实力有多大，二是外国人愿意不愿意将手上的货币换成人民币，这不单纯是综合实力问题，还有人民币的信用问题，需要从多重角度考虑，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顶层设计”的典型例子。
　　其次，对货币流量正常水平的判断和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判断，也是重要课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在转型阶段，有自己的货币流量的特殊性。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是很畅通，中间环节很多，流通速度较慢，这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而在中国占有很大比例的农业人口中，他们过去跟市场很少发生关系，但改革开放后，农民不断地被卷入市场中，对货币的需要量持续增大。
　　这些问题都是某些研究中国货币流通量的人未考虑的，他们习惯于搬用国外货币流通量的计算方法。按此算法，中国货币流通量如果处于他们所说的正常水平，实际上是紧缩，于是就会发生2011年的怪事：货币已经过紧了，有些专家还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还有空间。存款准备金率当然可以调整，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月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
　　现在的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稍微“冷”一点，什么问题都出来了，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害处。这跟骑自行车一样，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过快当然不行，但在中国的国情下，8%左右还是可以承受的。
　　第三，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之间的协调，同样关系大局。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货币跟财政政策应搭配使用。在体制方面，金融体制改革更应该跟财政体制改革协调一致。因为在中国，大的项目几乎都由国家投资，地方政府配套，但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土地财政走到头了，今后卖地会越来越难。地方政府发债，行吗？一方面，这受到制度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债，篓子捅大了，谁来还？
　　此外，城镇化过程中，公共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如果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发债，中央政府作担保，地方政府不还的话，怎么办？学术界正在讨论是否可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政府投一部分钱进去，作为种子基金，金融机构作为机构投资者建立公共建设投资基金。该投资基金每年发基金债券，比银行和国债利率高，市场化运作，第一年发一批，第二年又发一批，这样民众、企业都愿意接受，运行得好可以将利润率稳定在10%左右。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在中国实行，需要认真研究。对于国外的成功经验，我们应积极学习，更要辩证吸收，这是中国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避免走“邪路”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