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页岩气生产水污染环保不过关或酿灾难

据报道，页岩气正在掀起一场能源革命，或许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然而，面对页岩气的开发，不论是从资金面，还是从技术面，我国的相关准备工作可能还不是特别充分。多方专家5月10日在第八届中国能源投资论坛上表示，要实现《页岩气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规划的“到2020年页岩气产量达到600亿- 1000亿立方米”这一目标，需要至少投入4000亿-6000亿元进行开发。更有专家指出，开采页岩气要环保先行，避免走稀土开采带来严重环境破坏的覆辙。“在中国页岩气大规模开采前，如果不能建立环境保护的框架，那么未来的开采可能就是一场灾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警示说。
　　十年投资超过4000亿
　　因为对页岩气的开采，美国已经大大降低了对石油的依赖度，并从天然气进口国，一跃成为世界天然气第一大资源国和生产国。正是看到了页岩气的巨大前景，今年3月，我国颁布《页岩气十二五发展规划》，计划到2020年，我国页岩气年产量达到600亿-1000亿立方米。
　　不过，要实现600亿-1000亿立方米的页岩气产能，根据美国的经验，起码需要2万口页岩气井。而据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大伟透露，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共钻完页岩气井63口。而打一口3000米深的页岩气井，需要投入1亿元左右。按照张大伟提供的数字，打出2万口页岩气井，10年内所需投资在4000亿-6000亿元，也就是平均年需投资400亿-600亿元。
　　如此巨大的投资量，仅仅靠几大国有能源企业根本无法实现，因此，吸引民间资金和外资就成为必然。据张大伟透露，目前页岩气第二轮招标已经准备完毕，正走履行审批程序。第二轮将有20个区块面向市场招标，招标企业暂定为17家。“可以确定的是，招标将不再限制所有制，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只要有资金实力和勘探开发资质，都可以进行投标。外资企业也可以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参与中国页岩气的开发。”
　　水力压裂技术有弊端
　　在页岩气的开发上，环保问题也成为一大隐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在论坛上指出，如果不把好环保关，那么页岩气未来的开采可能就是一场灾难。
　　目前，页岩气开发最成功的技术是水力压裂技术。但是，水力压裂技术不仅要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我国页岩气主要分布在一些水资源匮乏的西部地区，大规模地开发页岩气必然会加剧当地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增加环境污染的风险)，而且向地下注入裂解液还可能污染地下水。同时向页岩层大量注水，可能促使深层岩石滑动，引发地震。此外，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页岩气，还会带来大量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其他有害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如苯、甲烷(甲烷的温室气体效应强度至少是二氧化碳的20倍)、正己烷等，对环境造成危害。
　　正是因为担心页岩气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近期还有业内专家专门上书国务院，建议在水污染问题解决之前慎重开发页岩气。
　　美、德谨慎对待
　　作为页岩气开发的先行者，美国对开发页岩气所带来的环保问题一直都十分重视。美国环保署(E PA )日前发布了一项针对页岩气开采的新法规，法规将对页岩气开采中因使用水力压裂技术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加以控制。这是美国控制页岩气开采造成环境污染的首个法规。
　　该法规要求到2015年1月，所有采用水力压裂法进行页岩气开采的气井都必须安装相关设备，以减少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其他有害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如苯和正己烷等。据悉，该项法规将对目前美国约13000口天然气井产生影响。据悉，E P A早在去年7月就提出了对水力压裂法气井进行控制的初步建议，当时美国石油协会和其他行业协会都认为这项计划实施的时间进度太紧。因此美国环保署在最终颁布这项法规时，将具体实施时间推迟了两年多，在此期间，这些气井在生产中可以通过燃烧的方法减少甲烷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相比美国，德国对页岩气的态度更为谨慎。德国经济部长罗斯勒和环境部长罗特跟近日曾表态，同意暂不在德国进行页岩气生产。罗斯勒向身边人士表示，还须对水力压裂法等几项技术进行考察，以便对其带来的环保问题进行全面评估。

欧盟威胁中印航企若拒交碳排放数据将受罚

欧盟气候行动专员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5月15日表示，中国八家航空公司和印度两家航空公司未能按要求在今年3月底前向欧盟提交2011年航空碳排放数据，欧盟表示如6月中旬还未提交将对相关航空公司采取惩罚措施。
　　康妮·赫泽高表示，所有的欧盟航空公司以及“几乎所有”的国际航空公司同意提交碳排放数据，截止至3月31日，欧盟已经收到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航空公司提交的1200份碳排放数据。康妮说：“参与配合的比例相当高，只有个别的中国与印度航空公司未能配合提交。如果6月中旬仍未得到相关数据，欧盟国家将会采取惩罚措施。”但她并没有特别指出会采取什么样的惩罚行动，也没有提及中国和印度相关航空公司的名称。
　　2008年11月19日，欧盟通过法案决定将所有抵离欧盟成员国境内机场的所有航班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并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根据法案，欧盟对各国航空公司按一定规则给出碳排放的免费额度，航空公司的碳排放量如果超出免费额度就必须掏钱购买；如果额度用不完，亦可以出售。
　　欧盟强征航空“碳税”法案自公布之日起便遭到欧盟以外多国航空界的强烈反对。空中客车公司今年3月曾联合英国航空公司、英国维珍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德国柏林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西班牙伊比利亚航空公司、法国赛峰公司、德国MTU航空发动机公司等8家航空业公司致函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及欧盟主要领导人，呼吁欧盟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强征航空“碳税”带来的损失。

自主创新

浙江最高千万元奖励企业自主创新

浙江省财政厅５月１６日表示，浙江省财政厅决定进一步支持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积极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符合条件的最高奖励可达１０００万元。
　　浙江省财政厅说，该省将积极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对于中央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在浙江省设立研发总部、本土企业建立企业研究院，符合条件的，根据前三年研发费用总和给予奖励，最高可达１０００万元；对于省内企业收购国外研发机构的，按收购合同金额的５％给予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于企业引进国际一流科技创新团队，符合条件的可给予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的支持。
　　同时，落实好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发费用加计抵扣和费用摊销政策。对符合条件取得、受让、许可使用国内外发明专利的单位及个人，以及被认定的专利示范企业，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浙江省财政支持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将逐步整合归并、统筹使用，每年支持若干工业重点领域的发展，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专家论坛

破除增长模式改革的“永续悖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马涛5月16日在证券时报撰文指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完成了许多重要改革。但伴随着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既定的增长模式下，无法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来刺激消费增长。从长期来看，可通过增长模式转换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提升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这需要政府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从根本上推动增长模式转换，实现改革路径和模式的重新调整。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通过政府自身改革，使政府角色从“与民争利”转变为“为民创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并基本完成了许多重要改革。但伴随着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可能性风险也越来越大。经济模式的焦虑，公平效率的两难，路径锁定的忧叹，金融危机的困扰，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预示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普遍存在一个疑问：在技术水平未能有效革新、资源能源环境未有显著改善的前提之下，经济增长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呢？1978年以来的中国实践证明，制度变革同样能够带来经济腾飞。改革范围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改革到存量变革，经济效率飞速提升，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制度变革引发的增长，其动力是逐渐衰减的，需要更多的制度变革取而代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制度红利基本消耗殆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加快了劳动力、资本、技术、能源甚至产业的流动速度，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积聚，要素增长、技术革新、结构调整的合力造就了我国年均10%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投资占比大幅度上升，这构成了我们所界定的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在总需求结构失衡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不断下降，这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提高。随着GDP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下降，在各种外部环境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加大。在国际分工调整和国内投资约束下，原有结构模式下投资和出口高速增长路径难以持续下去。总需求结构失衡是传统增长模式内生决定的，而随着经济增长约束条件变化，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尽管增加消费被看作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但是在既定的增长模式下，无法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来刺激消费增长。如果增长模式不变，收入分配格局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从长期来看，可通过增长模式转换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提升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这需要政府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从根本上推动增长模式转换，实现改革路径和模式的重新调整。
　　原有改革路径遭遇困境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与改革的推进密切相关。改革推动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资源重新分配，各阶层在改革过程中增加了自身福利，也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的进程。在1992年前，中国采取了局部改革，取得部分改革的经验。1992年到2002年，通过更为全面的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外贸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增长。2002年，新一届政府推动和谐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尽管改革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改革继续推进是经济继续发展的决定力量。
　　我国传统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在于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增量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增量改革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原有改革路径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进一步改革施加越来越大的阻力。“先试点、后推广”模式创造了改革的垄断权“租金”，由此引发的权力寻租活动削弱了这一模式的优势。制度改革仍须进行，但是实现难度比1978年、1992年的改革都要难上加难，因为现在的改革是纯粹的存量改革，不可能不触及利益集团的固有利益。原有改革路径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进一步改革施加越来越大的阻力。超越“前期改革既得利益集团”需要中央政府有自我改革的勇气和超然的国家利益和政治诉求。
　　破除改革的“永续悖论”
　　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这就是体制改革的“永续悖论”。目前的改革可以说是历次改革之中最为困难的。因为，这是纯粹的存量改革，既得利益者的力量太过强大，改革进程必然受到层层阻挠。可以推断，未来10年、20年甚至50年的改革，只能比现在更为艰难，改革的“永续悖论”将继续上演。
　　笔者认为，不能就改革谈改革，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政府角色从“与民争利”转变为“为民创利”。不能就分配谈分配，分配关系的调整不仅在于权力关系的调整，同时也在于生产方式的调整。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当通过现有权力体系的大调整来实现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应当重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模式，让市场力量也参与到分配关系调整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