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地震后首次重启核电站

据报道，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已于7月1日重启了位于福井县的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这标志着日本自去年3月11日福岛核泄漏危机关闭境内54座核反应堆以来，首次重启核电站。
　　关西电力重启核电站的举措遭到日本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继6月30日日本市民团体用汽车和锁链封锁连接核电站的道路后，7月1日，约有数万名市民对核电重启进行抗议。
　　5月5日，日本最后一个仍在运营的核反应堆、北海道电力公司管辖的泊核电站3号机组正式停止运营，标志着日本42年来首次迎来“无核之夏”。而随着7月1日大饭核电站的重启，日本长达两个月的“无核之夏”也正式结束。
另据报道，如果进展顺利，预计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4日即可开始供电，8日满负荷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还计划在7月晚些时候重启大饭核电站4号机组。分析人士称，迫于国内能源供应极度紧张、进口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并侵蚀生产企业利润、削弱日本经济竞争力，日本政府正在微调核能供应计划，短期目标是将核能占电力需求比例恢复至15%。

日本电力新政助推新能源经济

据悉，海拔１０００米的群马县榛东村八州高原号称“日本最受太阳眷顾的天空”。７月１日，在八州高原群峰环抱的一片开阔地上，上万块多晶硅太阳能电池板密密排开。当天投入运行的“榛东太阳能园”是迄今日本海拔最高的太阳能发电站。
　　开发榛东太阳能园的日本软银公司的资料显示，榛东太阳能园占地约３．６万平方米，装机容量２４００千瓦，预计年发电量为２６８万千瓦时，相当于７４０户日本家庭的年电力消费量。
　　同一天，软银在京都市一处装机容量为２１００千瓦的太阳能发电站以及新澙、福冈地方政府新建的两处太阳能发电站也开始首日发电。根据日本政府７月１日起开始实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量购入制”，这些由非电力企业或地方政府投资的太阳能电力将以４２日元／千瓦时出售给各地电力公司。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被迫调整原有能源战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重新进入视野。根据日本政府规划，到２０３０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将从现在的约１０％提高到２５％～３５％。
　　为加快可再生能源普及，日本政府从政策面加大引导力度，其中“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量购入制”更为非电力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在日本，可再生能源分成五大类，即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质能。根据可再生能源的种类和发电功率，日本经济产业省每年都会设定相应的售电价格，以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电力公司、消费者之间保证一定公平性，并防止企业盲目投资。
　　作为日本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先锋”，软银已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建设项目在日本全国已达１１处，包括在北海道兴建迄今日本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
　　像软银一样，受新政鼓舞，更多非电力企业纷纷涉足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将在今后３年投入１５０亿日元，兴建约２０个大型太阳能发电站。大阪煤气公司也会在三个地方建设总发电能力为３５００千瓦的太阳能发电站。
　　日本经产省预计，２０１２财年，日本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将新增２５０万千瓦，相当于普通核电站两座机组的发电能力。仅今年７月后开工兴建的１０００千瓦级别以上的太阳能发电项目就超过１１０个，风力发电项目约２０个。
　　海外新能源企业也看好日本能源新政后的市场。中国光伏产业领军企业尚德、英利等加大了在日本市场的开拓力度。尚德将于本月改造位于日本长野县的技术基地，提高售后服务水平，计划把在日本的市场份额从２０１０年的５％提高到１０％。美国爱迪生太阳能公司也计划５年内投资３５００亿日元，在日本兴建总发电能力１０００兆瓦的太阳能发电站。
　　可再生能源的普及有望给日本制造业带来新商机，甚至创造出新的产业集群。日本经产省新能源产业研究会认为，随着可再生能源市场参与者的增加和需求多样化，新能源产业的集群效应将波及能源控制机械、蓄电池、ＩＴ家电、电动汽车等关联行业，并且辐射到产业上游的新材料、零部件及工程系统设计等市场。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１日在福岛县一处风力发电站考察时表示，希望２０１２年成为日本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元年”。

日本计划到2020年夺取世界蓄电池市场5成份额

日本经济产业省日前公布了一项蓄电池发展战略，力争到２０２０年把日本企业的蓄电池销售额从目前的不足１万亿日元提高到１０万亿日元，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５０％。
　　这项战略将成为日本“绿色发展战略”的重点。根据这项战略，今后在建设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时原则上都要安装蓄电池，以推动蓄电池普及。
　　日本政府拟研究对蓄电池生产企业和安装蓄电池的单位进行财政补助，并计划列入２０１３年度政府预算。
　　蓄力池储存的电量在用电高峰时释放可减轻电网负荷，在发生灾害时可作为备用电源，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等受气候影响的新能源更是需要蓄电池来保障电力的稳定输出。经济产业省希望到２０２０年，上述用途的蓄电池安装成本可下降到目前的一半以下。
　　这项战略还包括，到２０２０年使电动汽车一次充电续航里程提高到目前１２０至２００公里水平的两倍，到２０１５年建设１００座氢气供应站，以使燃料电池车能尽早投入使用等。

知识产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全球创新指数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7月4日在瑞士日内瓦发布“2012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当中瑞士连续第二年位列世界第一，香港排名则由去年的第四位急跌至第八位，而中国（大陆）则在全球创新效率榜中跃居首位。
　　该统计数据覆盖全世界一百四十一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显示，瑞士的主要创新数据全面领先，其优势在于科研实力强劲；学术界与企业联系紧密；劳动力素质高，瑞士是居民人均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
　　瑞典和新加坡分别位居榜单第二、三位，名列十大的还包括芬兰、英国、荷兰、丹麦、冰岛和美国。去年排名第四的香港今年下跌至第八位。
　　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进入前十，但单项数据方面表现突出。比如，在创新效率指数排名中，中国（大陆）位居榜首，印度排名第二。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今年是第五年发布，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编写。报告主要通过收集和分析各国创新环境、人力资源、科研实力、基础设施、产学结合和商业运营等方面数据，编制指数，为衡量各国创新实力提供参考依据。

苹果、唯冠商标案警示企业尽快补上知识产权漏洞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７月２日宣布，苹果公司已与深圳唯冠公司就ＩＰＡＤ商标案达成和解，苹果公司向深圳唯冠支付６０００万美元，苹果将获得ＩＰＡＤ在中国内地的使用权。业内人士称，这是国内所涉金额最高的一起知识产权案，对国内外企业在中国市场布局敲响了警钟。
　　一字亿元的天价和解金
　　６月２５日，广东高院向双方送达了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正式生效。日前，苹果公司已按调解书的要求向广东高院指定的账户汇入６０００万美元，并于６月２８日向该案的一审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民事调解书。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７月２日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送达了将涉案ＩＰＡＤ商标过户给苹果公司的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这意味着，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ＩＰＡＤ商标权属纠纷案圆满解决。
　　“６０００万美元，相当于３．８亿元，也就是１个字母将近１亿元，如此高昂的支付金额在国内知识产权业内是史无前例的。”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说，这无论是给国内企业还是跨国巨鳄都敲响了警钟，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在企业做重大经营决策中显得举足轻重。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赵占领说：“从法律上来讲，苹果在本案中比较理亏，原因在于转让合同中存在重大失误，但目前的结果，对于苹果是可以接受的，和解对于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
　　深圳唯冠代理律师谢湘辉说：“苹果与深圳唯冠在ＩＰＡＤ商标纠纷一审中愿意支付１００万元，二审中愿意支付１亿元，此次通过广东高院大量的调解工作，包括创造条件让双方充分交换意见，最大限度地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
　　最终双方确认以６０００万美元一揽子解决有关ＩＰＡＤ商标权属纠纷，并签署了调解协议。“但与深圳唯冠当初４亿美元的预期，还相差甚远。”谢湘辉说。
　　苹果或将开售新ｉＰａｄ
　　双方和解后，ＩＰＡＤ在大陆的商标权益将全部转移给苹果公司。这意味着，深圳唯冠此前在上海浦东、深圳福田等法院对苹果公司提起的诉讼，以及在全国向多个工商部门提起过的５０－６０宗投诉，都将全部撤销。
　　谢湘辉证实了这一观点，并透露目前深圳唯冠已经在着手处理相关工作，并且以后都不会再向苹果提起任何关于ＩＰＡＤ的诉讼或者投诉。
　　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说，苹果用６０００万美元换一张ｉＰａｄ在大陆销售的“通行证”，较其今年一季度７９亿美元，相当于平均每日在中国市场进账８７７７万美元（约合５．５亿元），还是很划算的。
　　电信设备进网管理网站的信息显示，由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请的一款型号为Ａ１４３０的ＷＣＤＭＡ无线数据终端已获得入网许可，有效期从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８日。
　　企业须尽快补上知识产权课
　　苹果与深圳唯冠的商标纠纷案，只是近年来中外企业间商标诉讼的典型一例。
　　最近几年，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纠纷案不断增加，甚至有不断蔓延之势，如西门子抢注海信商标案、华为诉摩托罗拉侵犯知识产权案等，相关各方都围绕知识产权展开过激烈博弈。
　　古坦科技创始人石安表示，苹果和深圳唯冠的最终调解对如何提高企业的商标保护意识，尤其是在国际商业环境中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以及如何合法有效获取自己的商标权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陶鑫良也指出，苹果和深圳唯冠的案件不仅对中小企业带来启示，更是对跨国产业巨鳄有着重要影响。此案件的启示主要有三点：一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离不开知识产权；二是苹果当初百密一疏，为其早期工作不到位付出了巨额代价；三是案件的背后是利益，双方商标之争实质在于市场利益的商战。
　　“知识产权虽然看似无形，却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企业在知识产权转让、许可等过程中若没有高度重视、谨慎行事，很可能付出惨痛代价。”赵占领向记者表示，此次苹果付出的高额和解金，告诫企业需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确立知识产权战略，尽快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

专家论坛

中国可从十方面着手因应"中等收入陷阱"

近日，针对我国2010年人均GDP超过4200美元、跨上“上中等收入”新台阶后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瓦加斯基金会与中国社科智讯的专家学者联席研讨积极解决之道，结合拉丁美洲相关案例提出了应对之策。
　　中国社科智讯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国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入研究，认真借鉴，未来十几年，我国应从十个方面积极着手，以妥善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避免“转型陷阱”，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
　　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中国经济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诱因主要包括：投资和消费失衡，资源环境约束更为明显，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科技创新能力不很强，收入差距扩大，农业基础薄弱，就业压力大，制约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增长方式转型中逐渐加以解决，这就需要抓住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准确把
　　握发展趋势，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防止“拉美陷阱”，实现“包容性增长”
　　“拉美陷阱”主要指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城市的动荡和不守信用。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虽低于拉美的中等收入国家，但却高于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踏进上中等收入门槛的关键时刻，我们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其意义非常深远。为此，尽快进行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将是确保稳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常举措。
　　——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
　　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社保制度将滞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经济增长使人们对社保的期望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更大。因此,要始终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
　　——绕开“城市化陷阱”，保持城市化与经济水平同步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应积极采有效措施，防止掉入由人口爆炸、“贫民窟”普便存在和社会治安恶化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市化陷阱”，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步发展，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第三次飞跃。
　　——警惕“泡沫经济陷阱”，经济不能大起大落
　　“房地产泡沫”是最典型的泡沫经济的一种形态。尤其是2008年上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期间，由于房地产市场和政策波动幅度大导致房价的快速上升，普遍认为充斥了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或称之为房地产泡沫应成为中国经济成长中应该十分警惕的一个陷阱。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平抑楼市价格和防止泡沫经济的出现,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克服“老龄化陷阱”，保持经济稳步增长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据有关方面的预测，我国未来10年老龄化趋势加剧。因此我们要继续完善社保制度，深化社保体系改革，以解决好“养老金”问题；要大力完善社会养老事业，积极解决空巢家庭等社会问题，以解决“养老服务的问题”；要积极开展“积极老龄化”，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增加劳动供给，以解决劳动投入减少的问题，要提高生产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以达到提高就业率和提高产出的双重目标。
　　——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应慎之又慎
　　在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一方面坚持金融改革，加大金融业的开放度，但同时应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从防范危机的实际效果看，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和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和进程必须根据我国国情循序而进，同时，还要继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健康的金融环境。
　　——小心“美元陷阱”，确保国民经济安全。
　　目前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由于相当一部分是美元资产，外汇储备已成为关涉国民经济整体安全大问题。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制定应对政策，如减少顺差,将资源用于国内的消费与投资等，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到振兴内需上来；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我国应扮演好与最大发达经济体利益攸关的角色。
　　——谨防“捧杀陷阱”，韬光养晦不当头
　　尽管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世界排名仅为第95位。面对不同的国际环境和舆论环境，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不要掉入西方设下的“捧杀陷阱”，不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以外的义务，不能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前提。
　　——超越“民粹主义陷阱”，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很多案例显示，在中等收入阶段，如果民族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经济社会政策就必然缺乏有效性和连续性，经济发展就必然受到影响，甚至止步，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因此，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使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