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加快改革提高生产率
 
　　据悉，针对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两名德国经济学家日前表示，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或已过去，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调整的重要窗口。中国应加快金融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改革，确保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进而支撑后续发展。
　　德国智库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国际金融市场及金融管理研究部门的副主管贡纳尔·朗说，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为制定经济景气指数而对全球企业高管和经济学家展开的数次调查看，“我们没有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将出现断裂的迹象”。
　　他说，大部分受访者相信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将有积极进展，民众财富也将增加，而这将促进中国国内消费，支撑经济增长。当然，一些不利因素也存在，如钢铁、冶金和机械制造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当前世界经济对这些行业的需求较弱，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下行压力。
　　7月初，ZEW首次发布了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发的“中国月度经济景气指数”，调查了全球63位经济专家。4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至明年中期将出现改善，33．8％则认为可能会出现轻微放缓。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中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还将增加。
　　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经济学家菲利普·波音说，近来中国实施了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对虚假外贸加大了打击力度，这使得银行和实体经济获得的流动性支持下降，一定程度上造成短期内经济增速下滑。
　　波音认为，中国像先前那样保持8％的高增速或许已不可能，但即便增速在7．5％左右，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相比，速度依然惊人。与此同时，增速下降也说明中国经济过去依赖的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作出重大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
　　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包括人民币升值致使出口产业竞争力下降、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甚至消失等。中国若想继续保持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从先前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向高附加值的、科技创新驱动的生产模式转变。“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大研发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的创新力。”“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中国企业提升其国内生产附加值的能力越强，在全球范围内就越可能向高端发展，”波音说，“在这方面，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中国企业就是很好的例子。”
　　贡纳尔·朗也认为，当前包括一些国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并不强，主要是由于创新不足。当前中国政府正探索开放金融、能源、铁路等垄断领域，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这将拓宽中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也有助于提升这些行业的竞争性和创新活力。
　　关于中国经济会否像一些学者担心的那样硬着陆，波音说，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很多宏观调控经验。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该采取哪种机制防止经济过热或骤冷，确保经济不会硬着陆。
 
底特律破产警示城镇化弯路
 
经济参考报7月24日刊发署名文章指出，美国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于当地时间18日申请破产，由于底特律的债务非常庞大，目前欠下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预料会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仔细分析底特律从曾经辉煌到现在破产的路径和原因，将给中国目前正在推行的新型城镇化以很大的警示。借鉴底特律的经验教训，可以尽量避免走城镇化的弯路。
　　让底特律从辉煌走到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个，一是底特律过于依赖于汽车业，二是人口大量向外迁徙。
　　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受产业、收入、环境、公共服务等各种因素动态变化的影响，加上制度上日益鼓励人口自由迁徙，城市间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人口迁移频率将越来越高。中国在2000年到2010年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些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45%、37%、29%、27%。这几年北京和上海一年新吸纳的常住人口都在60万左右，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城市的市区人口规模。而在表现人口迁徙最主体的农民工上，201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分布最集中的是地级市，占33.9%；次之是县级市，占23.7%；第三是省会城市，占20.5%；第四是直辖市，占10.3%；建制镇最少，占8.9%。与2009年相比，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县级市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上升了1.2个、0.7个和5.2个百分点，在地级市的农民工比例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在建制镇的农民工比例下降了4.9个百分点，这都可见中国人口迁徙力度在加大，而且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很明显。
　　文章说，从底特律由辉煌到衰败的历程和原因上可以看出，一个城市要想得到发展，产业和人口聚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对于目前正将新型城镇化建设放到更高战略地位上的中国需要好好地借鉴，尤其要对因为产业引导的人口迁移率日益走高，最终导致的人口再分布的形式要有科学和更精细化的预估。
　　当前，由于中国的行政和财政体制的主导，绝大部分大中小城市都有做大做强的梦，都想做加法，即使是一些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建制镇都想扩张规模。但必须要看到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继续走低，中国未来的总人口日益接近峰值，同时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人口流动加剧的格局下，各城市人口数量必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也就是意味着，一些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产业进一步聚集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市、农村人口会出现减少；即使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中小同级别的城市之间，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一些大城市也可能因为产业聚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中国部分城市必须要考虑未来是要做减法的。
实质上，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是缺钱的，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率日益提高，部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可能触及安全线。尽管中国城市政府预算法规定不许负债，但地方行政还是想方设法利用城市投融资平台来负债，投入到城市的基础设施领域中。这种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高负债率出发点源于想做加法，如果通过底特律破产案例让中国地方政府意识到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迁移可能需要做减法，那么中国地方政府就会对自身城镇化战略进行一些根本性调整。这种因地制宜、根据人口迁移来调整中国城市的城镇化战略，必定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也会让中国的各种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避免出现大量的投资浪费和空城、鬼城的出现。
 
中国需吸取日本应对泡沫经济崩溃的教训
 
金融时报（FT）7月23日刊发文章指出，在增长放缓何时会成为一次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经济系统和增长率将无可避免出现变化的可能性也曾被提及。隆巴德研究的布莱恩-瑞丁（Brian Reading）和黛安-夏伊勒娃（Diana Choyleva）对日本战后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以及对日本的影响进行了总结。
　　文章指出，在增长放缓何时会成为一次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经济系统和增长率将无可避免出现变化的可能性也曾被提及。虽然这个时机很难预测，但是经济模式将跟随社会、政治和法律现实改变以维持这种高速增长的判断很难被驳倒。
　　渣打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在最新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所面临的四种动态不平衡：目前的城镇化规划；投资和金融模式；政府和提供服务之间的关系；政府的角色。
　　中国时常被拿来与其他已经从“新兴”进化到“发达”状态的亚洲国家进行对比，因此，日本也就成为了和中国的一个自然比较对象。
　　隆巴德研究的布莱恩-瑞丁（Brian Reading）和黛安-夏伊勒娃（Diana Choyleva）对日本战后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以及对日本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其中，布莱恩-瑞丁在报告中对1955年到1993年之间的所谓“命令式金融系统”进行了概述，并高度推荐。这个系统的特点包括了：1. 没有明确准许的就是法律上被禁止的，法律指出目标并向官僚明确授权，以达到这个目标；2. 汇率控制防止了几乎所有向内和向外的资本流动，外国人不被允许与国内的储蓄竞争，本国人也禁止从海外获得更高的储蓄回报；3. 证券和债券市场的中间介质非常简陋；4. 战后的美国占领当局实施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要求分离银行和证券机构，商业银行也被要求与信托和长期信贷银行分离；5. 财政部完整控制大多数利率，为官方贴现，短期或者长期主利率设定贴现和溢价；6. 国家邮政储蓄系统吸收存款并与银行竞争，其利率由邮政部单独设定；7. 非金融公司完全由银行提供融资，大企业通过互持股份和共有的董事会成员来与主要银行组成被称为财阀的家族联合。
　　布莱恩-瑞丁进一步指出，战后的这个系统在朝鲜战争之后到1973和74年石油价格暴涨之间对日本帮助很大。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在1952年到1973年之间的均值是8.75%，之后一直到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崩溃之间的年均增长率则是减半至3.75%。他认为，这其中有三重打击造成了日本经济的出局，包括：1. 私人储蓄的结构性过量在1960年代中期出现，造成了通货紧缩压力；2. 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瓦解使得日元汇率无法维持永久性的贬值；3. 1973到74年的石油价格暴涨使得能源价格永久性提升，对日本的资本驱动性工业化进程有刹车效果。
　　报告指出，日本在之后以三种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回应，也就是经常帐盈余，预算赤字和通胀泡沫，而这些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泡沫在1990年的崩溃，以及之后的长期停滞。
　　根据黛安-夏伊勒娃的分析，中国正在采取很多相同的方式来创造和维持增长，还将尝试通过断断续续的改革来解决多种挑战，而目前来看“只是继续走着日本尝试并且失败的三种临时解决方案道路。”她认为，“个人财富和领导者的力量”将会使得中国和日本两国在走向上有所区别，包括了利率和汇率自由化，开放资本账户，清理银行系统和改革户口系统等广泛改革措施。
 
专家论点辑要
 
　　▲汇丰预计人民币4~5年内可自由兑换
 
汇丰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Stephen King)7月23日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的政策，总体表明希望贷款利率能够实现市场化，短期而言可使得借款人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远看有助于资本更加有效的配置。他预测，人民币在4~5年内可实现自由兑换。
　　简世勋还指出，存款利率上限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程度。而对于内地经济的看法，他表示目前内地集中进行结构性改革，中央政府可忍受较低增长率但增速不会过低，而年内经济增长可维持在7%之上，汇丰维持中国经济增长7.4%的预期，除非经济下滑到7%以下，中央才会推出刺激性经济政策措施，比如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
 
　　▲法兴调降中国今后四年GDP增速预期
 
据悉，法兴银行经济学家姚伟在7月24日的报告中将中国未来四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了向下的调整，并称中国正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导致这一调降的“主要原因”。
　　姚伟在报告中将中国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期从之前的7.6%调降至7.4%，将2014年的增速从7.2%降低到6.9%，2015年的预测值从6.9%调降到6.7%，并将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测值从6.9%降低到6.7%。
　　中国人民银行在日前宣布取消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兴业银行指出，如果决策层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态度严肃，接下来将是取消存款利率的上限，以此回报中国家庭。但是姚伟也指出，这一过程将是复杂的，可能会花费数年时间，对经济也会造成风险，“如果存款利率的限制现在就被解除，银行将会被迫提高存款利息以争取融资，而且因为经济增长的放缓，只有部分成本会被转嫁给借款方”。她认为，这也带来了不良贷款规模增加的风险，以及如果不小心从事，央行可能失去对货币政策控制力的危险。
　　姚伟强调，中国决策制定者采取行动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决定显示了“新领导层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意图”。那么投资者从中应该有什么样的启示？“这暗示当局将会愿意忍受甚至准备迎接随着改革继续开展下去而伴生的潜在风险。”
 
　　▲人民币即将成为全球十大支付货币
 
据悉，旨在协助银行间金融交易服务的金融信息服务商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7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民币即将进入国际支付系统中最常使用的十大货币之列，这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体现。
　　数据显示，人民币在世界支付货币使用规模的排名在6月上升两位，超过了泰铢和挪威克朗，来到了第十一位。人民币在这个系统中的排名在2012年1月的时候还是在第二十位。
　　目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系统的市场份额是0.87%，仅次于第九位的新加坡元和第十位的瑞典克朗。虽然人民币要赶上美元和欧元在这个系统中地位还十分遥远，但是进入前十名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美元和欧元合并占据全球支付系统的73%市场份额。
　　SWIFT的数据显示，受到英国这个关键市场中使用人民币的交易数量大幅增长的带动，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系统中的市场份额过去两年中已经增长三倍。
　　SWIFT亚太市场主管帕特里克-德-卡西（Patrick de Courcy）指出，“包括英国在内关键市场中人民币支付交易的持续增长进一步支持了中国货币的国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