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拟立法提高大气污染违法成本
 
据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获悉，针对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居高不下、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的情况，北京年内拟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将大大提高排污行为的违法成本。在７月２４日召开的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府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提交会议审议。该草案明确提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制定排污单位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并在排污许可证中注明。未完成年度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的区域和行业，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项目建设。北京市还将逐步实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交易制度。
　　针对当前大气污染违法成本普遍偏低的情况，《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明确了加倍处罚、查封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增加违法行为成本。草案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总量指标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除责令停止排污外，还将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将超过排放总量指标的部分在核定下一年度排放总量指标时扣除；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将由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业关闭。
　　草案还加大了对机动车排污行为的控制力度，规定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因质量原因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由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在本市的车型目录。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人逾期未进行机动车排放污染定期检测的，每超过一个周期处五百元罚款。
　　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添在对此草案进行说明时表示，目前，北京市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居高不下，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２０１３年国家实施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北京市ＰＭ２．５超标一倍多。北京市迫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对独立的地方大气污染防治立法。
 
江苏描绘未来10年生态文明建设蓝图
 
7月24日，江苏省政府发布《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2）》，对江苏未来10年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部署。提出到2017年，江苏80%的省辖市建成国家级生态市；到2022年，在全面建成生态省基础上，率先成为生态质量优良、生态风险可控、生态秩序良好、群众满意度高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是我国首个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规划》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生活、生态文化、生态制度六大类及1个评判指标20项46个指标，主要分两个“五年”推行实施。
　　到2017年，江苏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镇江、扬州、南京、南通、泰州、淮安、徐州等市先后建成国家级生态市。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分别达93%、84%，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95%，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0%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优于二级标准天数比例达60%，地表水优于Ⅲ类水质的比例达60%，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85%，林木覆盖率达23%，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38.7%。
　　到2022年，全省所有省辖市建成国家级生态市，建成一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苏南地区率先建成生态文明示范城市群。基本形成绿色产业发展体系。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7%，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45%；主要农产品中“三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达到90%以上。
　　《规划》充分突出了开拓创新的特点。针对江苏国土面积开发强度过高的情况，率先提出制定生态红线的保护规划，即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将全省自然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清水通道保护区，以及湿地、水体、山林等15类重要区域划为生态红线区域，确保受保护地区占全省国土面积20%。生态红线面积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一级管控区严禁一切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二级管控区严禁影响其主导生态功能的建设活动。
 
陕西鼓励居民屋顶建设光伏发电系统
 
　　陕西省发改委近日就加快太阳能发电产业发展发出通知，大力推进太阳能发电产业由陕北向关中和陕南地区全面展开。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年均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１００万千瓦左右，到２０１５年总装机容量达到３５０万千瓦。
　　根据通知，陕西省将在陕北地区以治理煤矿采空区和利用荒滩荒草地为突破口，有序推动大型地面并网光伏电站全面启动实施。关中地区积极依托各类园区、公共建筑和设施农业等可利用面积，大力推行太阳能光电建筑一体化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陕南地区，结合移民搬迁和现有园区厂房屋顶，积极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鼓励移民搬迁工程同步建设光伏发电系统。
　　另外，陕西省鼓励单位和个人在公共建筑、居民屋顶建设光伏发电系统，提高光伏发电应用水平。鼓励在城市照明、城市景观、通信基站、交通信号以及农业生产等领域推广分布式光伏电源。
 
专家论坛
 
中国应设立外汇产业基金支持经济升级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7月23日撰文指出，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近十年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2006年以来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巨额外汇储备在平衡国际 收支，提高对外支付能力，稳定本币汇率，以及应对增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给外汇储备管理以及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巨额外汇储备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
　　首先，严重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开放经济条件下, 外汇储备及其变动不仅是一国国内和对外金融政策的联系纽带, 更是体现和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外汇储备持续攀升引起的外汇占款会改变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给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带 来巨大的压力，引起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间的冲突，进而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其次，外汇冲销成本越来越大。中国货币当局采取了多 种冲销工具来对冲外汇储备上升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影响，如回收再贷款再贴现、国债回购、发行央行票据、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信贷配额等。2002至 2008年期间，央行票据发行规模的迅速增加，以及央行票据的平均利率由2002年的2.13%升至2008年的3.86%，导致中国货币当局的冲销成本 稳步上升，特别是如果加上准备金存款利息、央行票据利息、国债正回购利息等外汇冲销的利息成本的话，总成本将介于1.4万亿至1.5万亿之间。
　　再 次，巨额外汇储备的持有成本。拥有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持有收入回报率比较低的外国政府债权而出让收益率比较高的股权，这是很大的利益损失。我国积累的巨额外 汇储备却主要用于购买回报率很低的美国国库券、财政部中长期国债和联邦政府机构债券等（平均收益率只有4%-5%），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由2000年初 的714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底1.2万亿美元左右，占外国投资者持有总量的比例也由2000年间的8%升至目前的22.1%，持有美债规模占3.5 万亿外储资产的比重达到38%以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元总体趋向贬值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大幅走低，中国外汇储备已处于高度“规模不经 济”的状态。
　　最后，导致央行货币错配更加严重。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储备资产占总资产的近80%。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和人民币升值 预期加强，央行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会日益加剧，即资产方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增长，负债方主要表现为人民币的央行票据的增长，这种日益扩大的货币错配以及 “负债高成本、资产低收益”的格局不仅加大央行资产负债表风险，也使货币当局在相当程度上陷入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 地，使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间产生冲突，加剧内部均衡和外部不均衡的矛盾。
　　外储管理应实现三大转变
因此，加快外汇储 备管理改革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未来外储改革的重心在于“优化存量、搞活增量”。在继续推动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之外，未来国家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方向应实现三大转变：
一是由单一金融部门的技术性操作转向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操作；二是由主要投向金融等虚拟资产转向支持实体经济及 战略转型服务；三是单一层次、单一目标、单一主体向多层次、多目标、多主体的外汇管理体系转变。
　　从分流的角度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的使 用，应当根据不同的需求，将我国外汇储备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即将其划分为“三个一”——基础性外汇储备、战略性外汇储备、以及收益性外汇储备三个层次，各 个层次均对应不同目标和相应的规模，来决定决策和管理主体也可能是一种多元化管理模式的新选择。通过测算，我国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在8000亿美元至 10000亿美元左右，对于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部分应保持较高的流动性，主要用于进口支付和外债清偿、汇率波动、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和金融动荡等。而对于超 额外汇储备（也即3.5万亿除去8000亿至10000亿美元的剩余部分）应在国家大战略主导下，为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并以战略性和盈利性为首要目标进行 长期性、战略性或短期专业化投资。
　　可以考虑设立外汇投资产业基金，支持“走出去”战略。一是支持战略新兴产业“走出去”。根据笔者的测 算，目前战略新兴产业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到2020年，这些产业占GDP的比例将提高到15%。要实现这个目标，这些领域的企业就需 要拓展海外市场，取得全球的资源整合和市场的开拓。
　　二是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当前，在以资源收购为主的情况下，“走出去”兼并收购 的主体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居少。从发展趋势看，要发挥民营企业的体制优势，鼓励民营企业在其他产业上积极“走出去”。未来5年，随着我国鼓励民营企业发 展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民营企业的规模和整体竞争力将明显提高，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预计未来我国的民营资本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将明显提高。还 可以参照国外经验设立特别金融机构或建立特别基金，帮助民营企业实现海外融资的便利性。
　　三是支持设立海外研发基地。中国要成为自主创新 型国家，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是必然的选择，利用外储支持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取得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 权，进而提高中国技术体系的创新能力，为跨越低端产业迈向高端产业奠定基础。
 
中国真正的利率市场化须政府与市场“金融分权”　  
 
国家信息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7月23日撰文指出，当前中国金融改革已经到了必须要动“利率管制”这根硬骨头的时候了，这不仅是一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更是中国深层次利益分配的重大改革。
　　中国利率市场化能否有效推进的难点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制度层面。放开贷款利率依旧表明利率市场化还在路上。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必须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金融分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利率市场化是“价高者得”；而如果中国不能够真正向市场让渡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的话，中国利率市场化就可能变成“权重者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率市场化实际上是对政府放权的倒逼。
　　近日人民银行宣布，自7月20日起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7折的下限，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一步。
　　中国利率市场化始终同金融市场的发育相伴随。从上世纪80年代尝试建立金融市场、各地融资中心开展资金拆借活动算起，中国利率市场化走过近30年历程。从中国利率市场化思路上看，基本上遵循着与管制利率并行，在边际上引入利率市场化，使得改革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路径。
　　中国利率市场化能否有效推进的难点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制度层面。尽管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存贷款利率管制下，银行业对管制性利差依赖性依然较大，这不仅造成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高度同质化，也损害了存款人利益，并大大提高了企业融资和借贷成本。目前存款利率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7倍。我国贷款利率上浮的比例高达64.2%，下浮的比例仅有11.3%，这意味着即使贷款利率下限完全放开，贷款利率水平也不会出现大幅下降。
　　当前中国的债券市场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外币存贷款利率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而贷款利率也开始全面放开，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相对滞后，存贷款市场(占金融资产一大半)仍高度贴近于官方基准利率。各个市场之间的资金配置并不平衡，利率水平差异也很大，形成了资金价格的“多轨制”。
　　特别是近些年，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增强。由于中国的“二元金融”结构以及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的背离，导致巨量社会资金疯狂逐利于其他投资渠道，积聚了大量金融错配的风险，比如信贷资金运用结构，以及企业资源配置结构都因此而出现问题。因此，要根本改变金融资源错配的局面，进而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无疑利率市场化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推动“金融分权”的突破口。
　　然而，放开贷款利率依旧表明利率市场化还在路上。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必须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金融分权”。事实上，由于存在着以中央政府信用作为担保的隐性担保机制普遍存在，随着金融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包括银行理财、银信合作等规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工具被大量创设出来，起到了绕开利率管制、信贷控制的作用。这样，一些政府担保之下的杠杆率极高的“风险资产”，很可能不但没有为高风险支付高溢价，反而享受了“无风险资产”的高信用和低成本。大量的资金还可能继续投向与政府相关的项目和资金回报率高的领域，金融资源的错配局面并不会因贷款利率放开而根本性改变，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可能依旧会非常困难。
　　毋庸置疑，利率市场化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金融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绝不仅仅是放开利率管制那么简单。当前，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分化和畸形。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要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垄断，向市场真正放权。如果政府不能主动放弃自己的支配力，市场力量就难有发挥的空间。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利率市场化是“价高者得”，而如果中国不能够真正向市场让渡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的话，中国利率市场化就可能变成“权重者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率市场化实际上是对政府放权的倒逼。
　　下一步，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实现必须有待于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不过，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存款利率立刻分化使得金融机构失去过度保护，金融风险上升势必要求建立相配套的金融保障机制——— 存款保险制度。目前我国没有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但政府一直实行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往往是由中央银行和地方政府承担个人债务清偿的责任，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甚至还覆盖到证券、信托等各个非银行金融领域，导致金融风险不断地向上累积。
　　因此，为有效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有进有出”的破产制度，并尽快启动建立保护存款人利益，以及能够反映风险定价与风险补偿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这些才是利率市场化“闯关”的关键。只有整体的金融体制改革到位，中国才可能真正建立起能够反映风险定价和实体经济需求的利率市场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