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取道非洲绝非坦途
 
路透社3月27日刊发报道指出，中国与非洲经贸的紧密关系，让人民币国际化取道非洲看似顺理成章。不过，这犹如一捧带刺玫瑰，需要把如同利刺的各种风险和障碍耐心去除，才能真正捧在手心。
　　中国从2009年以来已连续四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就包括非洲三国，也凸显了中非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若能在非洲加大人民币在经贸投资中的使用，不但对超过2,000家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性，也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亦使非洲企业受益于更为稳定的人民币汇率。
　　但这绝非一条坦途。分析人士指出，非洲国家和币种众多，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经济和需求的体量和结构都较为薄弱，加上一些国家政局不稳，都构成了较大的投资风险。
　　在去年近2,000亿美元的中非贸易总额中，人民币结算只占到区区0.5%。渣打银行非洲区现金管理及贸易融资部总裁沈汉良对路透表示，预测到2015年时，中非贸易总额中150亿美元的份额将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对于人民币结算业务来说，非洲市场就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他说。
　　非洲主要贸易伙伴目前对于人民币结算跨境贸易持开放态度，南非、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等多个国家的非洲银行也开始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服务，2011年9月尼日利亚央行宣布将人民币纳入该国的外汇储备货币。
　　但事实上，中国银行业在非洲的人民币业务仍处于试探和推进的过程。
　　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家开发银行CHDB.UL在非洲54个国家地区设了28个代表处，进出口银行设有6个代表处，都还不具备分行的签约权。工商银行收购有南非标准银行股权，并在当地开办人民币业务，但服务范围有限。
　　一家在非洲开展业务的中国国有银行人士表示，发展非洲市场时银行显然更希望能直接使用人民币，“必须要建立自己的货币网络帝国。”
　　不过在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方面还仅限于银行层面。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是各国央行层面的货币互换，而中非之间尚未取得突破。
　　目前中国已经与19个国家地区货币当局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涉及总金额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从地域上正从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向西方国家延伸，但尚无非洲国家。作为最新进展，中国央行3月26日与巴西中央银行签署了中巴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900亿元人民币/600亿巴西雷亚尔。
　　**宣传教育为当务之急**
　　业内人士表示，非洲的投资需求目前仍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自非洲的进口则以美元计价的资源类产品为主，加之其金融市场不成熟且开放程度不高，目前并不具备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条件，加强宣传教育成当务之急。其后更需要非洲国家自身经济和需求结构的发展升级，以及与中国经贸的进一步加深。
　　市场人士也就此分析称，从非洲企业、银行业(包括各国央行)和中方这三个人民币应用的支柱来讲，除了中方问题不大，非洲的企业和银行大多不知道人民币结算的意义，很少清楚如何进行操作。
　　他们并指出，采用人民币结算可以为非洲进口商带来更多议价优势，中国出口商也不必再对应收账款进行套期保值，在国内也可以加快得到出口退税，对于双方都大有裨益。
　　沈汉良认为，非洲国家金融市场体量小、币种较多、汇率波动较大，也对投资经营构成额外的风险。但若人民币得以更加广泛的应用，因为若以人民币直接进行结算交易，可以极大减少汇率风险，这其实为交易双方都构成了需求。
　　“以加纳为例，2012年其货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了17%。把贬值后的货币再兑换为人民币又会损失多少？人民币兑美元是升值的，这又多了一层损失。人民币基本上是稳中有升，但非洲货币上上下下波动比较大。”他说。
　　华东一家摩托车配件出口企业的总经理则表示，非常希望中国和非洲国家有更多货币互换方面的政策推进，这样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企业的压力就会相应降低一点，“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绝对是所有出口企业的人都这么想的。”
　　不过他也表示，当前在非洲人民币结算必需要与客人协商后才能推进。
　　魏建国说，随着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逐步向旅游、房地产、文化创意等方面扩展和渗透，人民币已在非洲民间逐步走红。“去年我到南非开普敦旅游，旅馆收银员跟我说，最好给红票子(人民币)，比绿票子(美元)要好，也比当地的货币兰特要好。”
　　**风险不可忽视**
　　非洲的面积和人口都位居全球第二。非洲大陆共有54个国家，历史上遭欧洲殖民国家瓜分割据，造成经济落后、产业结构低下的现状，少数国家仍处于政权动荡。但近些年来依托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非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迅猛，其中2001-2010年的十年里，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10个国家中，就有6个来自非洲。
　　非洲国家众多，发展情况不一，既有共通的特点也有不同之处。首当其冲且无法忽视的，便是一些非洲国家目前还存在政局不稳的巨大风险，这给人民币的应用带来了很大障碍。
　　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张伟认为，非洲很多国家政治上存在不确定因素，其与基建为主的投资项目体量大、周期长，格外需要准确、全面地衡量投资风险，优先选择政局稳定、政策延续性强的国家。
　　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合作业务局副局长石纪杨也指出，非洲经济规模比较小，信用评级比较低，所以这种情况下中资银行要依靠国际银行、国际信用保险公司和其他国际信用资源。但东西方银行在信用标准上有差别，“首先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有政局怎么判的问题，这个观点就有差别。”
　　上述国有银行人士也表示，人民币计价发放贷款的话，因为中资大行项目时间长、额度大，如果用人民币(偿付)确实风险会比较大。
　　2011年利比亚内乱就给投资该国的以中国国有公司为主的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公开资料显示，利比亚动乱前，中国葛洲坝集团在该国的7,300套房建工程施工项目投资额就高达逾55亿美元，而中国一冶集团、中交建设等企业也有逾51亿和48亿美元的投资，其他国有和民营企业也损失惨重。
　　另一层风险则来源于对非投资的思路。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当前在非洲投资过于重视宏观层面的东西，有时缺乏对细节和相关需求的挖掘，这不但错失了更多投资机会，也会让已有投资效果打折。
　　“非洲市场确实是在发展初期，但是我们的软服务没跟上。比如建一个医院，却不考虑配套服务。这样医院建好了没人接收项目，到最后还款也存在潜在风险。”上述国有银行人士说。
 
专家论点辑要
 
　　▲中国经济增长率2015年或现拐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３月２３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２０１３年经济峰会上表示，历经３０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正在转入中速增长区，增长拐点大概出现在２０１５年，之后会逐步稳定在６％到７％之间。
　　刘世锦指出，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实际上正处在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增长率维持在７％到８％之间，预计２０１５年左右开始明显下降，到２０１９年或将会低于７％，最终可能会稳定在６％到７％的中速水平上。
　　“尽管中国ＧＤＰ增长率开始下降，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增速还是相当高的。而且绝对量每年还在上升，不会影响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经济总量到２０２０年仍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刘世锦说。
不过，刘世锦强调，要实现这些目标，关键在于挖掘未来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潜力：一大增长点是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率未来至少还有２０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意味着还将有两亿多人成为城镇居民，这些人进入城市后其消费水平有望增长３０％左右。另一大增长点在于产业和消费升级。２０１０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２３％，而同期日本是３１．４％，美国是３８．５％。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日美目前水平，中国工业增加值率就有３０％到７０％的提升空间。此外，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占比为２０％左右，到２０２０年将可能升至４５％左右，消费升级也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潜力。
“对中国而言，当前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把这些新增长点的大门打开。”刘世锦表示，未来中国的增长潜力主要是通过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转型升级、优胜劣汰、全产业链管理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主要是“铺摊子”，是粗放式经营，今后则要上台阶，要精耕细作。
 
▲中国改革路线图核心是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
 
3月2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表示，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是中国改革路线图的核心。
　　吴敬琏表示，中国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核心是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具体有三项措施：第一，价格放开，商业价格、要素价格都要放开。第二，政府要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驱除违规单位的活动。第三，市场监管要做合规性监管，不用审批制度取代监管。
吴敬琏还表示，在一些重点领域，例如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本的运营，应对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和时间顺序做出一个安排，同时调整执行过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做出的总体规划有50条，现在看大体上是正确的，这对于中国体制改善和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中国需从出口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
 
　　3月2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表示，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很大，但中国还需要基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现实思考中国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要有一个愿景。
　　斯蒂格利茨介绍，目前全球经济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欧元区的问题、美国政治僵局的问题，贸易的顺差、赤字等问题。他认为，改革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需要从出口转型的经济模式开始转变。"
　　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应有到2020年建成什么样的社会的愿景。"希望更加和谐还是更加分化的社会，有更多就业机会，更高的生活质量。中国需要更快的从出口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消费型经济。"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可以继续维持在7%的水平，但质量比速度更重要。"增长的质量不是看GDP来获得，因为它没办法评估生活质量和环境代价。"
 
　　▲通胀并非今年中国主要风险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3月27日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保持温和复苏的态势，通胀水平预计整体出现上升，但并不会成为主要的风险因素。
　　他预计，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速将较2月大幅回落到2.3%，预计全年CPI在3.2%左右。他同时预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继续回升至8.1%，二季度为8.3%，三季度达到年内最高点8.4%，四季度将小幅回落，全年GDP增速为8.2%。
　　他表示，整体看，今年一季度经济复苏的势头仍在持续，但力度较四季度要弱一些。
　　朱海斌认为，今年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会继续保持非常旺盛的状态，去年下半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在20%以上，今年估计还会在22%左右。
　　房地产投资也超出其预期，因为去年四季度以来，整体流动性比较宽松，社会融资处于较高的规模，流动性必然对房地产有一定的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对房地产业的预期也有大幅带动。
　　但是，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在下降。他说，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速一直在下滑，比预期要更弱一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底部。这跟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有关系。“目前比较担心的就是制造业投资什么时候能够企稳回升。”
　　他表示，投资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需要关注地方投资过热的风险。“目前看，中央还是意识到了投资周期性的风险，投资应该是维持比较稳定的增速。”
　　还需要关注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益的问题。朱海滨说，中国在一些行业存在产能过剩，诸如水泥、电解铝、光伏等，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比如医院、地铁、环保行业等新的投资领域，需求则很强。
　　他表示，中国目前的投资主要还是公共部门带动的，投资效率比较低，国务院以前颁发的“非公36条”，目前为止执行并不是令人满意。此外，需要关注影子银行体系风险和地方政府融资风险。
　　朱海斌认为，今年中国将执行中性的货币政策，利率和存款准备金都不会动，央行更多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管理流动性。在年中前后，央行可能会重启央票的发行。
 
▲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在2020年达到20%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3月24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经济峰会上表示，五年前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但危机既是一种危险，也是一种机会，因此他认为要充分了解危机中的可控与不可控因素，注意认识危机，积极应对危机。
　　胡鞍钢表示，五年前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但对中国来讲，既是一种危险，又是一种机遇，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世界中的地位。但同时胡鞍钢表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增速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将会在2020年达到20%。
　　对于经济危机当中涉及到可控与不可控因素，胡鞍钢认为，"可控不可控主要在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危机的发生、传播的迅速性等因素是不可控的，唯一可控的就是控制我们自己。"他认为，国家政策的引导是最重要的，需要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方向，包括外商、私营投资方向。
　　对此，胡鞍钢表示，"未来要注意防范危机，积极应对危机，但更重要的则是认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