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强调城镇化是过程而非结果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院士徐匡迪3月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城镇化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指标，不是一种打造的结果。”城镇化是以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表征，以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服务业经济转化为主体，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演进的过程。
　　徐匡迪称，新生代的农民工，没有务农的经历，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去。他们留在城市最大的障碍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他为此提出，从政策维度推进人口城镇化，在城市层面要解决就业准入与就业保障的问题，改革户籍管理、社会保障，以及住房制度。另一方面，从农村层面，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使用土地要有保障，要建设新型的农村社区，推进现代农业经营，推广职业技术教育。城乡统筹，综合考虑。
　　徐匡迪曾发起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展战略研究，并在多个省市进行调研。他根据自己的调研提出建议，为了城镇化总体均衡发展，可以构建一个“5611”城镇群的格局，即五个国家核心城镇群，包括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六个战略支点的城市群，包括海南、天山北坡、哈尔滨、长春、滇中和藏中南，11个区域支撑的城镇群，包括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中原城市、关中到天水，南方的北部湾等地区。
他还指出，目前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存在文化缺失问题，“千城一面”现象成了相当多城市的现实。
徐匡迪并称，过去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主要是依靠东部地区出口加工行业发展，下一步要依靠产业的梯度转移，同时发展“四化”融合。
 
▲吴敬琏狠批造城运动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以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旧型城镇化造成诸多问题，过去几十年来，一些部门在这一造城运动中获取的土地价差保守估计在30万亿元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
　　他说，当前中国发展提出的是新型城镇化，而不是新一轮的城镇化。推行新型城镇化一定要避免旧型城镇化，要避免出现城镇化的造城运动，这就需要有体制上的改革，还需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
　　“如果土地产权问题不解决，各级政府会继续用旧有的办法来支撑城镇化，最后还是铺摊子、摊大饼，演变为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要推进土地所有制改革，让农民工放弃土地，成为城市居民，实现居者有其屋，从而释放中国劳动生产率，以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对此，吴敬琏表示认同，他同时指出，深圳现在正在做一些实验，譬如做一些产权安排，创立共赢的公司来开发城中村，把它建设成为能够给工商业、能够给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所用的住宅区。“这种实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实现。”
 
▲中国城镇化当务之急是打造大型城镇群
 
《中国经济季刊》主编、《中国十亿城民》一书的作者汤姆·米勒３月２５日表示，“中国必须承认人口涌向大城市这一大趋势。当务之急，需要打造大型城镇群，既有大都市，又有卫星城镇环绕其间。”
　　到２０１２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超过５２％，但城镇化也遭遇诸多困扰，对城市居民而言“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病”困扰多多，对农民而言“被上楼”“半城市化”等问题也仍待解决。新城镇、新城区的涌现也导致了空置的情况。
　　汤姆·米勒在走访了中国８５个城市之后认为，这些暂时空置的新城区很多会随着政府机构的迁入、大学城的兴建而充满人气。
　　世界上一些城市，如里约热内卢、孟买等地方出现了城市贫民窟。中国在城镇化的同时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保障房的建设。但是，如果一夜之间废除户口制度，大量人口会涌入城市，最终超过城市容量。如何解决问题，米勒将目光投向了上海。持上海市居住证满７年者，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申请该市常住户口。
　　日本等地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就不挂钩，仅用于人口统计。“这或是中国户籍改革的最终方向，但不能一蹴而就。”他说。
　　城镇化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有助于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型。米勒说：“如果将中国几亿农民工转变为城市里的消费者，中国的经济转型才能更加稳健。反之，则有可能形成大量城中村。”
　　他说，安置进城务工者，实现人的城镇化，对经济和社会都是一项挑战，这也是中国亟须面对的问题。
 
中小企业
 
西班牙意大利中小企业偿债困难
 
据业界3月28日披露，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小企业偿还贷款困难，预示着塞浦路斯危机尘埃落定后欧元区的更大问题浮现。两国中小企业违约增长速度令人担忧。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欧元区的28%，摆脱危机、避免全面救助的能力取决于银行的健康状况。
　　由于政府强制规定房地产贷款大幅减记，2012年西班牙三大银行Santander、BBVA和Caixabank利润平均下降60%。Bankia减记240亿欧元导致192亿欧元的创纪录亏损。
　　意大利两家最大的银行Intesa Sanpaolo和裕信银行去年总计为坏账拨备140亿欧元。与此同时在央行对大约20家机构进行审计后，较小规模的银行也被迫增加拨备。
 
经贸态势
 
厦门今年将从六方面推进两岸贸易中心建设
 
据厦门市商务局相关人士３月２３日介绍，今年厦门市将从六方面着手，全力推进当地两岸贸易中心建设进程。
　　据介绍，今年厦门市将加快两岸贸易中心总部大厅软硬件设施建设，确保６月底前投入运营；依托厦漳泉同城化建设，整合三地和金门地区涉台专业市场；融合厦漳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建立相关商品交易促进机制；做好对相关项目建设的补助、入驻中心企业的租金补贴和特色商品进口的扶持等工作；着力吸引一批贸易公司、厂商、社团入驻中心，并拓展台湾重要商会社团入驻、国家有关机构到中心驻点；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确保推动中心入驻企业大宗商品经营资质认证、ＥＣＦＡ（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证书两岸联网核查系统建设等。
　　目前，厦门在两岸贸易中保持着多个“第一”：继续稳居大陆最大台湾水果进口口岸；企业赴台投资获批项目数和投资金额均居福建省首位；大陆进口台湾大米的第一大口岸。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此后，厦门市全面启动建设两岸贸易中心工作。
 
中国央行与巴西启动货币互换
 
中国人民银行3月26日与巴西中央银行签署了中巴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900亿元人民币/600亿巴西雷亚尔，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货币互换协议是在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领导人第五次峰会举行之际签署的，同时也是中国央行与金砖国家间签署的首个货币互换协议。
　　据介绍，与有关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系列本币互换协议，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短期流动性问题，同时，也是支持互换资金便利双边间贸易融资。其运作机制是，央行通过互换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商业机构可以借到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
　　举例来说，中国与巴西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后，巴西中央银行可根据需要将得到的人民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巴西企业从中国进口商品时，就不必再使用美元作为交易的中介货币，而是可以直接从本国金融机构借入人民币进行结算。中国出口企业则可收到人民币计值的货款，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汇兑费用。
　　此前，中国央行已与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新加坡、新西兰、土耳其等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货币互换协议，总资金规模超过万亿元人民币。
 
如何培育中国外贸竞争新优势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下行调整周期。中国资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化进程的矛盾，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的矛盾，使得传统竞争优势减弱，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证券日报3月26日发表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战略部副主任张莉文章表示，过于依赖比较优势则会使中国对外贸易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呈现三大问题，一是发展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易引发贫困化增长；二是强调静态贸易利益不利于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创新；三是数量化规模扩张易招致国家经济的结构性风险。因此，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战略已不适合中国对外贸易新形势的需要，应在巩固和提升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挖掘优势要素潜力，培育特色、创新、活力的外贸竞争新优势。
　　外贸竞争优势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贸易往里过程中表现出的有利于自身贸易利益分配，并能使本国产品和产业获得持久竞争力的态势，是一个国家在从事对外贸易时各种综合竞争优势的充分运用，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文章分析，外贸竞争优势具有持续性、稳定性、阶段性和相对性，具体表现为三条基本规律：
　　规律一：外贸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的进化与升级
　　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形成往往遵循两条基本路线。
　　一条路线是价值链途径，即利用比较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通过出口换取外汇利用外汇进口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通过创新生产差别性产品培育产品的质量、技术、品牌和服务提升附加值形成资源和技术密集型出口竞争优势。
　　另一条是产业链途径，即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低端加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化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形成绝对竞争优势。因此，外贸竞争优势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是比较优势的进化与升级。发达国家外贸竞争优势的形成也基本遵循了这两条途径，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培育外贸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
　　规律二：外贸竞争优势以产业竞争优势为基础
　　只有拥有发达的产业基础、完善的产业链以及优势产业群才可能使一个国家真正形成外贸竞争优势。在当代国际贸易中，许多发达国家的出口竞争优势都是建立在其优势产业基础之上的，如日本的消费电子业，意大利的毛纺、皮革制品业，荷兰的花卉业，德国的化工、汽车业，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等，因此，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具有竞争优势，但可以通过各国资源禀赋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就可以凭借其优势产业形成外贸竞争优势。产业集聚是形成优势产业的重要手段，如美国微电子、生物技术集聚在硅谷，汽车设备与零部件集中在底特律，德国化工业集中在法兰克福等。产业集聚使贸易创造效应获得最大限度发挥，成为一国外贸竞争优势的重要特征。
　　规律三：外贸竞争优势以持续创新能力为依托
　　一个国家贸易产品的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生命周期也是影响一国外贸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要使一国出口产品生命周期尽可能延长，并使产品能够具有竞争优势，就需要持续不断地对产品进行创新，通过创新提升产企业技术水平，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含量。持续创新能力包括创新倾向、创新资源投入、创新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等。竞争作为外部压力会推动企业不断地进行创新，而创新又会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地资源，促进企业成长壮大，并不断地创造出内生竞争优势。创新是一国外贸竞争优势的根本动力，建立在创新基础之上的外贸竞争优势才是高层次的竞争优势。
 
金砖国家发表贸易投资合作框架
 
金砖国家第三次经贸部长会议于3月26日在南非德班举行，并发表联合公报和《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框架》文件。
　　部长们重申，在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有必要抵制保护主义倾向，通过促进国际贸易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尊重发展中国家采取与世贸组织规定相符的措施实现增长、发展和稳定合理目标的权利。
　　与此同时，部长们还认可了经贸联络组制定的《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框架》，并指示经贸联络组落实并在今后继续完善该框架。根据该合作框架，金砖国家将在多边场合的合作与协调、贸易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技术创新合作、中小企业合作、知识产权合作、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合作等具体领域展开合作，并推动在今明两年中进行一系列的合作活动。　　　　　　
 
美欧建设自贸区的“醉翁之意”
 
证券时报网3月26日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春顶的文章指出，美欧自贸区构想酝酿已久，但由于利益的差别与分歧，长期陷入搁置。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侵袭打破了运转已久的均衡、融化了美欧一体化的坚冰，终于在不久前促使这对深处寒冬中的发达经济体走到了一起。“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倡议已尘埃落定并将在今年上半年启动，宣告了美欧自由贸易区谈判进入倒计时。
　　美欧集聚了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经济规模超过现有任何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他们的一体化安排对于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区域一体化安排在金融危机后如火如荼地发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都已成为舆论的焦点和炙手可热的话题。基于这些背景，美国一方面极力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积极的筹划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随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美欧建设自贸区所追求的目标和意图何在？
　　抱团过冬是导火索与推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让美国和欧盟经济走入低迷，在轮番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后，国内政策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贸易别无选择地成为了美欧进一步提振经济的“救命稻草”。美欧经济产出约占全球总产出的一半；双边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美国在欧盟的投资是其在亚洲投资的3倍，欧盟对美国投资是其对中国和印度投资总额的8倍。这样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建立的区域一体化，对于相互贸易、投资和经济的增长毫无疑问地存在正向推动和激励作用。可以说，危机时期的“抱团过冬”是推动美欧这两个存在相互竞争的发达经济体走向合作，试图构建区域一体化的直接导火索和推动力。
　　关税减让和取消通常是区域一体化安排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对相互之间存在较高贸易壁垒而贸易规模又较大的国家来说，通过削减甚至取消关税而获得的贸易收益是可观的。但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发达经济体，相互之间关税的水平已经较低，寄希望于关税减让大幅推动贸易已无空间和可能。可以明确的是，关税减让是美欧区域一体化很不起眼的意图，甚至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这与通常区域一体化意在关税减让的目标大相径庭。
　　美欧区域一体化在推动相互服务贸易和投资发展的潜在空间较大，单从扩大相互之间往来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是着力点和重点领域。服务贸易方面。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欧盟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集团；美国自欧洲的服务贸易进口以及对欧洲出口均占其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约40%；而美欧目前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较大；美欧服务贸易的发展可能会是相互区域一体化中的亮点。投资方面。美国公司在欧盟的投资约为2万亿美元，而欧盟公司在美国的投资约为1.7万亿美元，两个地区互为最主要投资目的地。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明确地将投资伙伴关系列为与贸易伙伴同等的地位。故而促进投资一体化，扩大相互之间的投资发展是美欧区域一体化的另一个重要亮点。
　　重塑国际游戏规则才是本意
　　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不前，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言权和话语权的增强，导致美欧等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主导全球多边贸易规则获得更多贸易利益的企图成为泡影。而美欧发达国家又不情愿失去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来制定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高要求贸易规则，并推动其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标准。目前，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果能够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联合欧盟，则发达国家重塑国际贸易新标准和新规则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
　　美国希望通过美欧区域一体化收获地缘政治红利的意图亦然昭昭。美国正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发展以实现“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如果能够促成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的发展并形成美欧联合主导的局面，美国和欧盟针对亚洲的政策协调程度无疑会明显加强，美国借助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脚步和进程会大大提速。美国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多重区域一体化安排，很容易主导和影响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导权。
　　中国应该及早应对
　　正如美欧联合声明所言，一个高标准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将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将解决监管问题和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通过谈判，美国与欧盟将不仅有机会促进大西洋两岸的贸易与投资，也将为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做出贡献，进而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显而易见，美欧区域一体化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促进相互的贸易与投资，但更重要的，是主导全球贸易规则甚至影响或构建新的多边贸易体系。
　　面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美欧区域一体化会产生贸易替代和转移效应，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可能会有所下降，冲击中国出口贸易；其次，一旦美欧形成并主导全球贸易新规则与新标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贸易利益可能会被进一步削减与剥夺；最后，美欧的一体化也可能会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的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鉴于此，尽早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可有的选择包括：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全球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与形成，促使其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考虑融入这些区域一体化安排，成为参与者影响新规则的形成，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