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建议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２月１日在《改革红利》新书发布会上提出建议，在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过程中，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迟福林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大战略。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拉动消费的主力军。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应是在贫富差距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要使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这不仅关系到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全局，对于协调重大利益关系、形成广泛改革共识、提振改革信心都有着重要意义。
　　《改革红利》一书建议，要在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占全国人口大约２３％（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的基础上，每年提高２个百分点，到２０２０年努力达到４０％，由此使得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６亿人左右。这就需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迟福林说，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拥有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和改革红利三大红利，而改革红利又最具有根本性。当前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各方对下一步改革寄予很大希望。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打破利益掣肘，尽快让转型改革取得新突破，才能真正抓住战略机遇。
 
中小企业
 
证监会公布“新三板”管理办法
 
证监会日前公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这标志着“新三板”市场有了基本的监管框架。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暂行办法主要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确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及挂牌公司的法律地位；二是明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职能，对其组织结构提出特殊要求，对其履行自律监管职责提出明确要求；三是建立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基本监管框架。
　　据介绍，暂行办法按照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的总体思路，充分授权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自主制定挂牌条件、转让方式、主办券商管理等各项基本业务规则，支持其探索形成高效、灵活、符合场外市场特征的规则体系和制度框架，增强竞争力。
　　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应当坚持公益优先，保证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正常运行，为各参与人提供优质、高效、灵活、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暂行办法公布实施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还将发布实施相关业务规则，全国场外市场的业务规则体系将逐步建立，为全国场外市场建设从区域性试点转为面向全国的规范运行奠定法律基础。
　　“新三板”源于“股权代办转让系统”，与大型企业云集的主板和营收已上规模企业聚集的中小板、创业板不同，新三板市场的挂牌上市公司多为营收规模较小、处于发展初期的高科技与新兴产业公司。
 
经贸态势
 
2012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降至47%
 
２月７日，海关总署介绍，２０１２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在前一年基础上再度回落３．１个百分点，为４７％，其中出口依存度为２４．９％，进口依存度为２２．１％，都有所回落。
　　外贸依存度，是一国或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通常是用来评估开放程度的主要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以及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我国外贸依存度在经历了入世初期的快速增加后，从２００６年６７％的高点开始回落。这一态势表明，尽管外贸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仍举足轻重，但国内经济增长正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
不过，目前美国、日本和巴西三国的外贸依存度在３０％左右，相比之下，我国４７％的外贸依存度仍处于较高水平。业内认为，这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世界工厂”的地位和外贸大进大出的格局相一致，也说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有较大的潜力空间。随着我国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未来外贸依存度或将进一步降低。
 
2013年外贸将面临比2012年更严峻的形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２月１日在“中国商务竞争新优势”新春报告会上表示，去年我国外贸增速进出口同比增长６．２％，增速较往年大幅下滑，外贸形势不乐观，而２０１３年形势将比２０１２年来得更为严峻。
　　在魏建国看来，未来三到五年，世界经济形势将出现企稳回升，但其中不确定性因素和复杂性将超乎人们想象，这其中，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依然面临变数。他特别提到，欧债危机当前正处于一个关口，如果欧盟一些国家发生更大规模的财政问题，形势将进一步恶化。
　　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去年１１月举办的第１１２届广交会数据显示，我国对欧美日等传统市场出口降幅明显，对欧盟、美国、日本成交分别下降１０．５％、９．４％、３６．６％。“今年可能还会有显著下滑。”魏建国说。
　　魏建国认为，我国要想继续保持世界工厂、出口大国地位，下一步要加强对现有的出口企业工人主体比如农民工的培训；同时，加快对服务贸易的理解、认识和推广。他预计，未来三到五年，将有约３万亿元规模的服务贸易从海外转移到中国，这对于众多中国企业是机遇。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贸易战
 
美国、欧洲的量化宽松政策相继出台，日本近期甚至出台不限量的宽松政策，中国的货币发行甚至超过世界一半，各国相继进入了一场印钞比赛。这场比赛首当其冲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货币贬值之争，然后是贸易战场上的出口之争。尤其近期日本甚至公然将贸易保护搬上台面，国际上关于全球贸易战的声音越来越大。
　　21世纪网2月6日发表财经评论人许一力文章称，从根本上来说，贸易战的起源本就是货币汇率，而其核心便是本币低估之争。在贸易市场上，哪国都喜欢自己的本币贬值。本币贬值哪怕只有一点，出口优势马上倾斜，本国的出口立马增加，见效非常快。如果本币升值，出口企业的利润马上受挤压，员工大量失业，出口减少。
　　文章分析，如果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战，那么对战胜国和战输国来说，影响是非常巨大的。80年代末期的日本经济极度膨胀，在当时不少日本人看来，日本赶超美国只是迟早的事，甚至已经赶超美国。那时候的日本在西方所有尖端工业部门占据核心位置,似乎没有一个领域它不超过它的西方对手的，甚至美国的导弹都要受日本技术的牵制。
　　面对这样的情况，世界各国纷纷爆发对日本的贸易战，先是美日的半导体芯片战，华盛顿对日本某些电子产品采取100%的惩罚性关税,其严厉程度是战后所从未有过的。接着英国政府也对日本接连发动了强大攻势,要日本向英国开放市场,否则英国将拒发或吊销设在伦敦的日本金融机构的营业执照。欧洲共同体也调查日本在欧洲“不公正地”倾销某些半导体芯片的情况。日本大有处于四面楚歌之势。那场贸易战以《广场协议》的签订为结束标志，日元汇率一夜之间甚至升值一倍。那场贸易战欧美完胜，日本惨败。此后20年的日本出口严重受损，经济一蹶不振。
　　从这个例子上，我们有没有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影子呢？我们也正在赶超美国，我们的货币超发以及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也正在受到国外的诟病，各种贸易摩擦不断出现。有人说我们中国有军事实力做保障，不会陷入当时日本的困境，这不尽然。
　　在中国，近代史同样由一场著名的贸易战打开——鸦片战争成为近代中国经历过的最为屈辱同样也是最刻骨铭心的贸易战。战争以西方国家自由“倾销”鸦片为终结，顺带捎走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场贸易战的结束，同样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鸦片交易恢复到“正常”的局面中。
　　可笑的是，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各国需求的是所谓“自由”销售鸦片的权利。然而当时间从近代史之初回到21世纪，西方的绅士们不再崇尚绝对的自由贸易。国家间的贸易由“自由”变为了“限制”。中国在世界贸易平台上，可谓是受到限制最多的国家。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加入了WTO，中国也需要忍受极长的商品禁售名单。而又因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绝少掌握商品定价权，在忍受商品禁售的同时，中国常年在贸易中充当着非常被动的角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的铁矿石困局——中国缺少铁矿石定价权，而又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因此钢铁行业盈利的绝大部分不得不作为原料的购入费用白白奉送给国际垄断巨头。不仅仅是铁矿石贸易存在问题，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受限制一方。
　　文章表示，中国为什么是国际贸易的受限制一方呢？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国家，这样的出口定位，因为其可替代性强，所以从严格来说，并不存在贸易国双方双赢的局面，总有一方的市场将被另外一国所抢占。而中国常年的制造业路线，又是以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相应成本而取得的成本优势。这让中国在过去十数年的对外贸易中罕逢敌手，又备受排斥。也就是说，30多年来，中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的状态之中，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以及低人力成本等，这恰是其他国家不曾拥有的。中国成为了对于外资最具有吸引力的市场，跨国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成为了中国常年巨额顺差中的主要部分。
　　这并不是好事，从全球贸易战的演进来看，顺差国从来都是替罪羊。最大的顺差国，必然是最大的那只羊。
　　中国作为最显眼的顺差国家，就很可能成为贸易战中的众矢之的。最近日本公然将贸易保护搬上台面，贸易战的范围越来越大。全球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必然是伴随着以各种借口设置的贸易壁垒的林立，以欧盟为样本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极大地蚕食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生存空间。最近西方国家以竞争性宽松为基础的货币贬值，这极容易推高人民币汇率，进而抑制中国商品出口，甚至是反向争夺中国市场。而缺少出口对于国内产能的消化，中国经济很可能就此落入通缩的恶性循环之中，进而产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一轮的贸易战已经展开了。
　　文章指出，新中国以来，中国鲜有经历过真正具有大规模的贸易战争，仅有的经历不妨称之为摩擦。真正贸易战的爆发，将是非常致命的。相似的例子我们不妨看看广场协议后一下子失去了二十年的日本，以及石油禁运之后即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金融危机的伊朗。新中国还远没有经历过这种真正规模的贸易战，而一旦真的开打，鹿死谁手还真需要观察。
　　不过发动贸易战真的就能够解决美国，乃至于西方国家的就业问题吗？答案也并不那么肯定，毕竟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制造业迁徙之后，中国的产能出口与西方国家国内的制造业重合度已经相当低了。然而，这并不能停下西方国家发动贸易战的热情。当下的世界格局，贸易战已经成为了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当下的贸易战是完全服务于政治的。当西方国内民众不满情绪达到峰值时，以中国为主的顺差国的替罪羊效应便要以贸易战的形式逐渐展开。尽管说贸易战的展开是一场两败俱伤的烂账，然而，为了赢得选票，这又成为了西方政客的不二选择。
　　长年以来，隐忍和睿智的对外政治态度，为中国营造了非常稳定的发展空间，然而，急速膨胀起来的中国经济却同样缺少真正风雨的历练。中国经济缺少对于危机的真正认识，和对于衰退的足够的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而虚高的国内经济和积弱的国内消费和民间财富，也将成为危机到来时推波助澜的导火索。
文章强调，中国必须为将来的贸易战争做好准备，除了汇率上的坚守，中国更需要产业上的升级，因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无力抵抗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大潮的。中国需要培养自身的消费能力，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摆脱出口依赖和投资依赖的困局，让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美国对印度太阳能计划提起贸易申诉
 
　　美国2月6日针对印度的太阳能计划提起贸易申诉，表明可再生能源正在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战场。
　　在过去一年中，两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次互相提起申诉。
　　然而，最新的这起申诉突出表明，由于吸引了大量的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行业——正日益成为滋生贸易纠纷的重灾区。
　　去年12月，中国就意大利和希腊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提起针对欧盟(EU)的申诉。中国本身的太阳能政策也成为欧盟和美国的申诉对象。
　　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Ron Kirk)表示：“美国大力支持全球各地太阳能的迅速发展，包括印度。“但不幸的是，印度国家太阳能计划的歧视性政策，影响了双方的成功合作，提高了清洁能源的成本，并妨碍双方向共同目标迈进。”
　　美国向印度的政策发出挑战。该政策于2010年1月启动，要求太阳能项目使用印度生产的组件和太阳能电池。
　　美国表示，印度正提议将此类国产含量要求扩大至太阳能薄膜技术，而美国对印度的太阳能出口主要集中在该领域。
　　美国申诉称，参与印度计划的能源开发商得益于有保障的政府采购。这损害了国外竞争对手的利益。
　　美国认为，这些政策不符合全球贸易规则，之前与印度官员的交涉也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