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英利集团设立首席气候官推动节能减排
 
　　近日，河北保定英利集团对外宣布，副总裁熊景峰被任命为公司首席气候官，将专注于为公司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帮助公司制定节能减排回收战略，并增加相关产品的研发及投资。
　　在当前雾霾天气的侵袭下，全面推广清洁能源或为改善环境的最好方式。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太阳能发电对节能减排贡献已十分明显。
　　据英利集团透露，截至2012年，英利已经为全球提供了近6吉瓦的光伏组件，每年可为大约80万个家庭提供绿色电力。与传统火力发电相比，这些光伏组件在25年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绿色电力可减少约2亿吨温室气体排放。
　　据悉，英利在河北省定州市建成的我国首座光伏猪舍日前成功并入华北电网，目前已经累计发电135万度；该企业投建的世界首座大规模、多角度利用太阳能发电的五星级酒店河北保定电谷国际酒店运行4年来，已累计发电近300万度，太阳能年发电量占酒店年用电量的13%至14%；英利产业园10兆瓦光伏屋顶并网发电项目年均发电量1240万度，创造了“就地生产、就地消费”的光伏发电应用新模式。
　　据介绍，英利公司作为国家级环境友好企业，目前均采用清洁环保的生产工艺，并配备专业的节水节电设施。在选择生产工艺上，充分考虑环保因素，选用能耗低、污染小的生产工艺，对老旧的生产设备进行节能节水改造，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英利公司还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在保定总部环保设施投资超过1亿元，每年环保设施运行费用超过1200 万元。同时充分利用中水，加大企业水的重复利用率，充分利用热源，使用污水源热泵技术，减少能源的消耗。
 
中国空气污染根源在市场失灵和政策缺位
 
据悉，中国近期出现的大面积雾霾天气及空气污染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持续讨论，经济学家也加入其中。中金公司2月4日发出的一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指出，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直接原因在于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的排放，但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治理污染的市场失灵和政策缺位。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经济分析师赵扬等在报告中称，从长远看，最终结果必然是政策的大力调整，未来利益格局将出现重大改变，不利于旧能源和重污染行业，清洁能源和环保行业获益最大，对其它行业的影响取决于其对宏观环境变化的灵活度，服务行业总体上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报告称，市场失灵导致企业和个人无需为排污行为承担足够的成本；政策缺位则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空气环保标准显著低于国际水平，同时，地方政府在环保政策的执行上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
　　报告引述统计数据称，目前中国有560个城市开展常规空气质量检测，全国超过80%的城市已经达到国家三级标准。“但是达标主要由于标准落后且偏低”。中国主要检测大气中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含量，且PM10、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主要空气污染物国家一级标准较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值高出50%-150%。
　　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由于空气是流动的，所以一个地方的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是该地区承担，而治理空气污染的好处则是由该地区以外的居民共同分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在治理当地的空气污染（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动力不足。
　　更有甚者，为了短期的GDP增长，地方政府之间竞争性降低环境执法的标准，鼓励污染企业在当地创造就业和税收，但把废气留给毗邻地区。“由于地方政府在环保工作上的‘政府失灵’，很多地方政府对于环保标准的执行力度不严格。”报告称。
　　报告还提到，空气质量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矛盾，中国已经接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库兹涅茨曲线表示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水平遵循倒U形的关系：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时期，污染程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当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了8000美元（1985年价格）左右，污染程度开始随着收入增长而下降。
　　中金公司称，中国目前人均GDP刚刚超过5000美元，但是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目前可能已经超过9000美元，距离库兹涅茨曲线估算的拐点不远。
　　报告认为，中国的环境政策调整已经刻不容缓。报告建议，中国应提高环保标准、加大节能减排的核查力度、加大力度推动替代能源的推广应用等。
　　加大环保力度将会抑制对重污染行业的投资，但同时会引致环保相关投资增加，因而对总体投资和经济增长影响幅度有限。报告认为，从长远看，环保政策有助于消除外部性造成的相对价格扭曲，有利于环保产业和新技术的推广，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未来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具体的机制和路径。
 
印度拟推出燃效评级以促进汽车节能
 
印度石油部部长穆雷近日透露，印度政府将推出汽车燃效评级，以促进汽车节能。
　　石油部官员称，该汽车燃效评级类似印度能源效率局（Bureau of Energy Efficiency）对于电动车的星级评定。穆雷敦促印度能源效率局尽快对使用柴油和汽油的汽车展开燃效审计工作。此外，他还提议财政部对大油耗柴油汽车增加税收。由于印度柴油价格较低，此举是为了防止柴油被滥用。
穆雷表示，目前印度从海外进口能源比例达到80%，而这个数字将在2020年之前降低到50%，在2025年之前降低到25%，并最终在2030年达到完全脱离进口能源。他强调，节能是印度这类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专家论坛
 
中国经济改革亟需顶层设计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2月4日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指出，缺乏顶层设计，未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将步履维艰。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再加上未来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和短期经济不稳定等因素的困扰，如果缺乏周密的总体谋划，很容易导致改革中出现趋易避难“绕道走”的现象。最近几年的事实证明，四平八稳的改革已经难以奏效，其结果是，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仍未彻底解决。
　　通盘谋划的顶层设计已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已经向海内外承诺：到2020年要实现“两个翻番”的宏伟目标。但如果缺乏对未来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顶层设计，改革进程将踌躇不前，中国经济结构长期扭曲的局面将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经济增速持续滑坡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两个翻番”的目标恐难实现。即使中国经济如期实现了“两个翻番”的目标，但如果决策者对国民所期望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福利目标的最低容忍线麻木不仁，照样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02～2011年，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1.2%，但这段历史时期，也正是中国经济矛盾积累较多、经济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的时期，是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况且，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这意味着中国靠持续结构扭曲、粗放式增长来解决国内问题的空间和时间都相当有限。
　　要清醒看到，今天的国人，对改革的要求已远远不是32年前改革之初那样宽松和模糊不清。在现代信息技术催化下，公众对政治民主、经济福利的期望与要求都提高了，面对中国当前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许多人认识到，靠局部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未来的改革必须要有全局性的顶层设计。拖拖拉拉的改革、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割裂的改革，已不能解决当前经济结构中的深层问题与矛盾。
　　各种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
　　要谋划顶层设计，必须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进行准确的把脉。
　　根据十八大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主线是转变发展方式，其立足点是提高经济的质量与效益，主攻方向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深化改革，改革的核心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说，这就是当前我国各种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
　　但是，具体怎么下手？改什么？十八大报告分别从三个角度进行了概括阐述。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部分，报告从经济方面指出：一是深化改革，二是创新战略，三是结构调整，四是城乡一体化，五是提高开放水平。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部分，报告从民生与社会管理角度(实际上也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角度)指出：一是办好教育，二是推动就业，三是增加居民收入，四是推进社保建设，五是提高人民健康，六是创新社会管理。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部分，报告从生态文明必然涉及经济问题的角度提出：要优化国土空间，促进资源节约，加大生态环保力度及相关的制度建设。
　　以上，是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出发，分别从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和生态文明三个角度，对涉及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向、要求与承诺(但没有量化的指标要求)。如此阐述，是执政纲领写作方法的一般需要。这里且不说结构调整、城乡一体化、创新战略、提高开放水平等内容本属经济改革之题，就是解决民生中的收入、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同样涉及经济问题及体制改革。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如果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如何梳理其因果逻辑关系？如何厘清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中各个问题的脉络，找到抓手或突破口，从而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是决定中国未来改革成败的大前提。
　　从经济学出发，目前人们经常议论的各种经济问题，其实都可以从以下几种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归并和把握。
　　一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角度分析，近十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其突出表现是，2003～2011年GDP增长中年均约50%来自投资的推动，消费明显不足。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该占比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仅为33.8%，竟下滑了12.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倾向从2000年的79.6%下降到2011年的69.5%，也下降10个百分点。有学者指出，由于收入不公，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0%家庭的65倍。富人的消费倾向只有62%，穷人的消费倾向是92%。也就是说，如果剔除10%穷人部分的消费数据，主体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会更快。
　　二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法角度分析，近十年来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在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的情况下，2002～2008年7年中，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由44.8%上升到47.4%。与此同时，资源节约、耗能少、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第三产业比重却在下降，由2002年的41.5%下降到2006年的40.9%(2009年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到达43%左右)。
　　三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近十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一是居民薪酬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5～2007年期间一直呈下降趋势，由52.16%下降到39.74%，共下降了12.42个百分点，年均降速2.3%。其中，2004～2007年该比由46.14%下降到39.74%，年均下降竟高达4个百分点，是快速下降的时期。2008年因经济普查等统计原因，该比重新出现了上升，但2009～2011年又由46.62%下降到44.94%，下降了1.68个百分点。二是经过再分配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剧，由2002年的65%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57%左右，下降了8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大体保持稳定，2008年后出现上升。与此同时，政府收入比重却是大幅上升。2008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17.52%，但其可支配收入比重却上升到21.28%，两者相差3.75个百分点。
　　四是从国际收支法角度看，近十年来中国出现了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的不协调现象。最为突出的是2007～2008年，国内储蓄率达到异常的高度，平均为GDP的53%；经常账户盈余与GDP的比例平均高达9.6%，创历史纪录。
　　以上是从四个不同角度，简略地概括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基本特征。可以说，当前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结构矛盾都可从中得到解释(详细分析见下述)。那么，面对上述矛盾和挑战，今后的改革具体应从何着手且如何推进呢？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这四种扭曲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个正确的认识与判断。笔者通过分析认为，这些经济结构扭曲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和因果循环的。每一个扭曲的结构只是中国当前经济不可持续基本特征下不同侧面的反映。我们只有在了解了这四种结构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后，才能在谋划改革时做到心中有大局，才能寻找到改革的抓手。
　　如果以支出法角度分析为始点(以生产法角度或收入法角度分析为始点同样可行)，为什么近年来居民消费率逐步下降？众所周知，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大多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剧下降；此外，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引起了消费率下降(回到了收入法的结构分析)。美国学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计，上述两个因素的权重分别占75%和25%。由此可见，要扭转此局面，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导致结构扭曲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为什么近年来居民收入未随着GDP的不断增长而增长？或为什么居民收入赶不上政府、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农村，主要是由于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全部归属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绝大部分被政府和企业所获。2001～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由0.13万亿元增长到2.7万亿元，增长了19.9倍。但是农民获得的拆迁补助和失地补助仅占土地出让收入的37%。2010年，辽宁、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补偿费占土地收入的比重，更是分别低到不可想象的10.37%、2.91%和12.99%。
　　在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慢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薪酬收入偏低。二是因为股市下跌、储蓄负利率导致的财产收入下降。1996～2002年中国平均真实利率为2.93%，2003年至今的平均真实利率是-0.3%，8年里有52个月处于负利率状态。有人测算，2011年“通货膨胀税”高达1.5万亿元。真实利率每压低1%，消费增长率将下降0.287%。三是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传统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国企垄断问题严重，分红制度又不健全，且资源税等要素价格便宜，刺激了第二产业的不断扩大。而能促进就业、以普遍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在各种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显的抑制。生产要素配置中资本与劳动力明显此强彼弱的关系，直接决定了要素分配中利润与工资的明显失衡。
　　上述分析表明，要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必须加快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