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地方版“四万亿”带来泡沫

证券时报8月1日刊发署名冯海宁的文章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各地稳增长的序幕也随之拉开。多个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地方政策，其中，长沙出台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预计未来5年每年投资额在1600亿元左右，而有消息称，贵州或将出台3万亿元发展规划，拟8月份公布。
　　地方政府积极稳增长，是为地方税收、就业、经济增长等考虑，值得肯定。但是，当稳增长演变为一种投资冲动时，就值得警惕。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过审慎决策出台的“四万亿”规划，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如泡沫、通胀、地方债务危机、房价高企等，地方版“四万亿”计划更让人忧虑无穷。
　　早在今年4、5月，地方投资冲动就显露出来了。一个现象是地方官员在北京扎堆跑项目，另一个现象是，某部门一天审批100多个项目。于是，舆论惊呼“四万亿2.0版”来了。没有想到，媒体披露的某些地方投资总额更让人吃惊。在笔者看来，如果这些投资计划属实，那也只是一种泡沫式的“广告”而已。
　　之所以称为“泡沫”，是因为投资额脱离了实际，基本做不到；之所以称为“广告”，因为这些投资额主要是给外界看的，只有观赏价值。但这种不靠谱的地方版“四万亿”，同样会带来很多后遗症，譬如，烂尾项目、加重负债、百姓买单、重复投资……比2008年“四万亿”的后遗症更多。
　　现在，首先需要探究的问题是，地方版“四万亿”是否真实？以长沙为例，笔者查询得知，2011年长沙辖内财政收入为1330亿元，未来5年每年财政收入大概略高于这个数。众所周知，财政收入需要支付公务人员工资、庞大的行政支出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未来5年每年投资额在1600亿元，钱从何来？
　　贵州作为欠发达省份，如果出台3万亿元发展规划，更是天方夜谭。因为地方政府资金来源不外乎三种途径：财政收入、向银行贷款、发行地方债。但是，财政收入连正常支出恐怕都保障不了，更别说额外投资重大项目；向银行贷款也很难，因为银监会刚刚表示，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就包括地方政府融资贷款平台；另外，发行地方债也融不到多少钱，因为是国务院财政部门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规模极其有限，而且资金使用有限制。
　　据悉，审计署报告曾披露，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如此高负债情况下，地方政府还要出台大手笔的投资计划，尽管勇气可嘉，但给人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印象。
　　很多人大概记得，2008年“四万亿”计划国家承担了投资的重任，地方政府连配套资金都难以到位。2009年底审计署曾披露，“四万亿”项目地方配套资金近半未到位。2008年由国家牵头、投资并出台鼓励政策，地方政府都缺少配套资金，如今独自承担投资重任，显然，任务很难完成。
　　在笔者看来，地方版“四万亿”计划很难实现，其主要目的在于表明稳增长的决心，作为一种政绩、一种态度，既给上面看也给公众看，同时，这些投资计划大概是用来吸引社会投资的噱头。但是，无论是上级政府还是社会公众，并不傻；而且，社会投资也不一定看重政府所罗列的项目，因为有的项目是有较大投资风险的。
　　当然，地方政府如果公开庞大的投资计划，就要想方设法兑现一部分承诺，而兑现的方式大概是，以极不合理的免税、土地等政策来吸引社会投资；以粗放式的审批和监管为某些污染项目、高能耗项目放行。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对地方版“四万亿”加强监管，防止地方“四万亿”加重公众负担，留下后遗症。

专家论点辑要

▲房地产泡沫是未来最大宏观经济风险

中金公司研究部7月29日发表报告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通货膨胀水平都在下降，未来中国CPI通胀将随着经济周期而上下波动，而房地产泡沫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宏观经济风险。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报告中称，近期中国通胀显著下行，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降到2.2%，PPI负增长2.1%，全球通胀水平也在下降。
　　目前，已经有研究者预计，7月CPI涨幅将继续回落至2%以下。
　　彭文生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储蓄率大幅上升，家庭和企业部门积累了很多资产。在这种情况下，资产泡沫是最主要的风险，因为储蓄增加的相当大部分被配置到房地产等风险资本上。此外，中国当前处于人口红利阶段，青壮年人口占比高，整个社会的风险偏好上升，流动性偏好降低，这也加剧了对风险资产的需求。
　　报告认为，当前投资者的羊群效应，土地供应等结构性问题，对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惯性预期还没有根本改变，货币政策过松，将加剧房地产泡沫的扩张，威胁中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他在报告中称，全球经济可能长期处在发达国家低增长、宽货币的环境。这种宽货币是为了应对私人部门去杠杠、流动性偏好上升的压力，一旦私人部门的流动性偏好降低，央行可以收缩流动性供给，虽然有政策反应滞后的风险，但持续的高通胀的可能性不大。
　　报告建议，要吸取欧美国家的经验教训，从长治久安的高度看待控制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性。过去两年的调控基本遏制了房价上升的势头，现象是关键时期，应该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
　　报告认为，高房价已经置货币政策于两难的境地，在此情况下，一个可能的组合是适度的货币放松，以稳定增长；同时，加大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限制货币放松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货币政策难以服务多重目标，需要其他的措施的配合，包括税收政策，以控制投资性住房需求。”

▲谢国忠认为房地产调整远未结束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日前表示，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行不通；房地产已进入多年下滑调整的状态。
　　谢国忠认为，中国的投资基本处于过剩状态。若再加大投资，回报非常有限。现在大部分投资项目连利息都还不出来，再继续加大投资，债务负担会把很多地方政府压垮。
　　面对当前“稳增长”的任务压力，地方政府是否会重拾对房地产的依赖？对此，谢国忠认为，房地产市场调整过程中会有多次反弹。“是不是说房地产已经调整完了，已经重新向上走了？我觉得这个结论是非常错误的。”谢国忠说。
　　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是进入多年下滑调整的状态，这个下滑的状态至少三年，目前还只在第一年。

　　▲国研中心呼吁取消贷款规模控制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8月3日表示，有关部门应适度放宽贷款额度、存贷比等行政性控制措施，逐步取消贷款规模控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该研究机构称，有关部门应适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确保银行流动性平稳。有关部门还应利用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的时机，引导汇率双向浮动，并保持汇率基本稳定。

中小企业

重庆今年将新增1000亿元贷款支持中小微企业

重庆市中小企业局７月３０日介绍，今年上半年，重庆中小微型企业新增５．１万户，中小企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３６％。为进一步助推中小企业发展，重庆将通过担保贷款和小贷公司，新增中小微企贷款１０００亿元。
　　重庆市中小企业局局长马发骧介绍，今年上半年，重庆中小微企业新增５．１万户，达到３０．３万户，实现增加值１９１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２％。但受生产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中小企业利润总额增幅同比回落１２．５％。汽车摩托车等传统制造业下滑明显，融资难成为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遭遇的首要难题。为此，重庆将进一步增强金融扶持中小企业的力度。今年末，力争实现中小企业融资在保余额突破１０００亿元，新增担保发生额突破８００亿元；充分发挥全市１４７家小额贷款公司融资作用，今年力争放贷３００亿元以上，新增贷款余额１６０亿元以上。同时，鼓励引导私募、风投、仓储、信托和租赁等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切实帮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此外，重庆还将通过延伸主导产业链条，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围绕汽车摩托车、笔记本电脑、化工等支柱产业，打造相关零部件配套及上下游延伸产业集群，培育一批１０亿元、５０亿元、１００亿元级的市级小企业创业基地、都市工业园和农产品加工基地。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成立

７月２８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又一家新型金融中介机构——“温州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应运而生。这是温州市鹿城区继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之后创建的又一个重要金融创新服务平台。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由政府主导，温州百家易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企业主体，按市场化模式运作。它的融资功能区别于传统的不动产抵押贷款，为中小企业提供动产质押融资服务，主要涉及货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供应商“捆绑授信”融资等。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发挥自己的业务功能优势，对核心企业及有资金需求的协作型上下游小微企业进行信用、资产审查，向银行提供资信调查材料，促使银行给核心企业授信４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元的信贷额度。今后，在核心企业的承诺担保下，协作企业各求所需，各自可便捷地获得几十万元的贷款。
　　“这一融资服务解决了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企业的流动资金困难，降低下游企业的采购成本，拓宽了他们的销售渠道。”温州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负责人王修治说。
　　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提供的货权质押贷款与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与“１＋Ｎ”捆绑授信融资有“异曲同工之处”。
　　有关专家认为，温州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的动产融资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信用级别较低、或缺乏固定资产作抵押而申请不到贷款的难题，也盘活企业存货资金，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海南启动中小企业服务年活动

海南省中小企业服务年活动启动仪式７月３１日在海口举行，活动将围绕“服务企业、助力成长”主题，以做大中小企业规模、提升中小企业素质、增强中小企业竞争力为目标，调动社会各类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全方位开展中小企业服务活动。
　　在现场，海南省发改委、工信厅、商务厅等部门在现场设置服务区，为中小企业业主提供政策服务咨询。海南省内多家银行、金融信托和小额贷款公司也现场发放扶持中小企业的宣传彩页，进行政策宣讲，向参会者介绍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扶持政策。
　　海南省工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中小企业服务年活动，海南省工信厅和有关部门将为全省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投资融资、创业创新、转型升级、管理提升和舆论宣传等六项服务内容。

业内人士称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只是画饼

据报道，温州金改启动百日后，仍无一家小贷公司申请改制村镇银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7月31日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的法律和监管问题”研讨会上表示，允许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说法只是画饼。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其中第二条提出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让不少小贷公司看到了希望，多家小贷概念股曾连续多日涨停。
　　不过，会上周德文坦言，温州没有一家小贷公司愿意转制为村镇银行。他分析，银监会虽然已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至15%，但这并没有真正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松绑。
　　“温州华峰是最有能力转的，但如果这个条件不变宁可不转。到今天为止，全国没有一家小贷公司转成村镇银行，国家只是画了一个饼。”周德文还表示，“十二条”虽面面俱到，但没有一条是明确的。
　　杨义生是浙江上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上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去年6月开业，注册资本2亿元，去年资本回报率是12%。他在会上表示，由于资金规模比较小，客户质量又比较低，小贷公司的风险控制难度较大。基于此，他并不看好小贷公司变成村镇银行的前景。
　　“我们小贷公司变成小银行，在中国目前信用度不是太高的背景下，要吸收公众存款是很难的。”他说。
　　他呼吁，一定要明确小贷公司的定位，监管也要另外出一套方法。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则不认为小贷公司的前景在于变成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经营的小额业务和经营银行的那些业务在技术上有很大差别的，这时候让它们经营小客户资金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村镇银行有很大的劣势，吸收存款非常难，而且由于规模小，它的贷款风险分散能力比较弱。”吴晓灵说。
　　相反，她对小贷公司的前景非常看好。吴晓灵在会上表示，在中国金融体制制定权和金融宏观调控权力集中在中央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金融改革试点要想在大的制度层面上获得突破，是比较困难的。而小贷公司就是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可以着力尝试的。她认为，小贷公司在不少做法上可以做出创新。
　　据了解，2009年央行发布的《金融机构编码规范》就将小贷公司纳入了金融机构的范围。不过直到今日，在实际管理中，小贷公司并未完全被当作金融机构管理，对其监管也时常处于缺位状态。
　　“过去我们回避了小贷公司金融业务的特点，但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做金融业务，那么我们就定位它是金融机构，但是它是非公众金融机构。”吴晓灵说。
　　据了解，在浙江，小贷公司并没有被视为金融机构，只是作为公司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