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

今年环保整治重点锁定重金属污染

　　环保部、发改委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在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2012年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会议提出，今年环保专项行动重中之重是整治重金属污染。
　　会议要求，各级政府要采取铁腕手段开展整治，坚决遏制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势头。
　　围绕上述目标，会议提出，一要以最严厉的措施整治重点行业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污染问题。进一步落实整治措施，加大督办力度，加速淘汰铅蓄电池落后产能，防止铅蓄电池企业污染反弹，全面深入整治以重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为主的重金属排放企业，重点是涉铅、镉、汞、铬及类金属砷的重点行业及重点地区。会议要求，各地在6月30日前公布辖区内所有重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以及皮革鞣制、电镀企业的名单及整治进展情况，更新铅蓄电池企业整治信息。
　　二要全面排查危险废物产生、利用、处置企业。严格督促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制订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落实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处置利用企业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建立危险废物污染责任终身追究制。各企业要严格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保证达标排放，对于故意倾倒危险废物，造成环境污染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要从严监管污染减排重点企业。要加强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各类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的监督检查，加快对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脱氮的升级改造，加强排入污水处理厂的工业企业废水排放监管，严厉打击擅自停运、在线监控设施不能正常运行、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会议指出，要加强电力企业燃煤机组脱硫、脱硝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监管工作，督促电力企业制订、提交烟气相关技术改造可行性报告和计划备案，努力使烟气排放达到新标准规定。要加强对燃煤机组脱硫在线监测系统的监管，对超标排放二氧化硫的，一律扣减脱硫电价，逐步建立电力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

广东将推进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

据３月２０日召开的广东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披露，２０１２年，广东将围绕重金属污染防治、危险废物排查整治和污染减排为重点，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
　　据了解，２０１１年，广东以铅蓄电池行业整治为重点，遏制重金属污染高发态势，同时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的监管力度，推动污染减排工作；并做好以重点风险源排查监管和环境应急事件妥善处置等工作，维护全省环境安全。
　　２０１２年，广东将围绕重金属污染防治、危险废物排查整治和污染减排为重点，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着力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提升环保工作水平，重点将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大力推进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狠抓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皮革鞣制、电镀等行业重金属排放企业排查整治；继续巩固铅蓄电池行业整治成果。
　　二是全力以赴做好危险废物企业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排查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利用企业，并建立动态数据库；在全面排查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完善健全监管责任制。
　　三是继续加强污染减排重点企业的环境监管，加大打击违法排污力度。继续加大对各类污水处理厂的监管力度；加强电力行业燃煤机组脱硫、脱硝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监管，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步伐。
四是高度重视做好饮用水源地的排查整治，坚决治理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中电联发布新能源发电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行业发展规划部3月15日发布中国新能源发电发展研究报告，对我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和海洋能的发电利用进行调研性分析，报告认为我国的新能源发电应有更合理的规划方案。
　　“本研究报告以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为重点，旨在摸清我国新能源发电开发潜力、开发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明确合理的规划目标和布局安排，提出促进新能源发电科学发展的具体建议。”报告撰写人士称。
　　规划8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报告认为，就开发潜力而言，风能资源储量最丰富，太阳能次之。
　　根据中国气象局第四次风能资源普查结果，我国离地50米高度陆地上风能资源潜在开发量为23.8亿千瓦，近海5-25米水深范围内风能资源潜在开发量约为2亿千瓦。“三北”地区（华北、东北和西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沿海岛屿潜在风能资源开发量约占全国的80%。目前，我国已规划8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
　　甘肃酒泉风电基地2015年规划风电装机超过1000万千瓦，在本地区和西北主网消纳，同时与部分火电机组打捆送电华中负荷中心；新疆哈密风电基地2015年规划风电装机超过600万千瓦，除在新疆和西北主网消纳外，还与哈密煤电基地打捆送电华中负荷中心；河北风电基地2015年规划风电装机超过1100万千瓦，主要在华北电网消纳，还送电华中、华东负荷中心；山东沿海风电基地在继续推进陆地风电开发的基础上，重点加快潮间带和近海风电开发，2015年规划风电装机1000万千瓦，主要本地区消纳；江苏沿海风电基地在继续推进陆地风电开发的基础上，重点加快潮间带和近海风电开发，2015年规划风电装机690万千瓦，主要本地区消纳；吉林风电基地2015年风电超过700万千瓦，主要分布在四平、松原、白城、通榆4个风电场群，在本省及东北电网消纳；蒙东风电基地2015年规划装机超过700万千瓦，除本地区消纳外，主要在东北负荷中心消纳；蒙西风电基地2015年规划装机超过1000万千瓦，除本地区消纳外，还送至华北、华中、华东负荷中心消纳。
　　太阳能光伏应“双管齐下”
　　报告认为，太阳能光伏发电应按照“大规模集中开发、中高压输送”与“分散开发、低电压就地消纳”并举的思路发展。
　　目前，我国太阳能资源的分布按接收太阳总辐射能的大小可分为四类地区，蒙古西部、青海中部、西藏西南部是直接辐射资源最丰富地区。
　　在甘肃敦煌、青海柴达木盆地和西藏拉萨（或阿里）等地区建设大型并网型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重点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山东等地区开展城市建筑屋顶光伏发电；发挥太阳能光伏发电适宜分散供电的优势，在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云南等偏远地区推广使用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或建设小型光伏电站，解决无电人口的供电问题。
　　此外，我国还有相当于年产出8.99亿吨标准煤的生物质原料资源、4626亿吨标准煤的地热可采储量，地热能发电开发潜力约为582万千瓦。
　　中电联指出，由于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特点，发电上网电价较高、经济性较差，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带来影响，因此对其发展规划应有更高要求。
　　报告提出，更新的方案应遵循经济性原则，即要在新能源发电中长期总量目标的指导下，深入研究风能、太阳能等不同新能源发电形式的技术经济特性，以全系统成本最低为原则，全面优化新能源发电结构比重和区域布局。

永清环保发力城市环境服务领域

　　3月20日，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与永清环保签订了“合同环境服务协议书”，同时签订的还有永清环保与新余钢铁集团合作的“合同环境服务协议书”。
　　这是继湖南省永兴县与永清环保签订了综合环境服务合作协议之后，我国第一个地级市以上的大型综合环境服务项目，开创了我国政企合作应对环境问题的新范例。
　　根据协议，永清环保将为新余市提供大气治理、环保热电、土壤修复、环境咨询与评估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的防治服务，协助政府制订环境保护治理专项规划、帮助新余市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助推其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新余市作为全国首批8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之一，在下大力气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之际，亟需一流的环保企业提供先进的技术和全面优质的服务。据了解，作为新余市和新余钢铁集团的综合环境服务供应商，永清环保是目前少数有合同环境服务项目实际经验的综合型环境服务企业，在大气治理、环保热电、土壤修复、环境咨询与评估等领域拥有完备的资质和雄厚的技术实力。
　　永清环保曾在2010年与新余钢铁集团合作，投资1.17亿元建设新余钢铁烧结余热利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创下了当时自国务院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新模式以来的第一大单，该项目已经于2011年成功并网发电。今年1月份，永清环保又与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政府签订综合环境服务协议，其中的一个子项目——永兴县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修复技术示范项目，总投资5亿元。
　　永清环保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环保脱硫工程领域的领先者，公司上市后积极拓展新的环保产业，从目前与永兴县与新余市相继签署的城市合同环境服务项目来看，这一新的综合性城市环境服务与治理项目有望成为公司未来第二大收入来源与利润贡献点。公司也将积极探索合同环境服务等新型环境服务模式，力争尽快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国型综合性环境综合服务集团，实现从单一脱硫工程承包与施工领域向综合性环境服务商转型。

欧洲议会支持欧盟向低碳经济转型

欧洲议会３月１５日在斯特拉斯堡通过决议，支持欧盟向低碳经济转型，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到２０５０年实现更具竞争力的低碳经济。
　　决议表示，支持欧盟委员会去年３月提出的“２０５０能源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到２０５０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少８０％到９５％，其中，到２０３０年和２０４０年分别完成减排４０％和６０％。
　　决议同时警告说，从成本效率看，目前确定的到２０２０年减排２０％的目标应该提高。决议认为，欧盟应在能源、交通运输和农业等方面实施更多减排政策，以提升经济竞争力。
　　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继续提出立法建议，以减少海上运输、电力生产和农业方面的碳排放，并确立２０３０年可再生能源要达到的强制性指标。“２０５０能源路线图”提出到２０５０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源需求的比例将从目前的１０％上升到５５％以上。

专家论坛

中国需加强改革“顶顶层”设计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3月17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十二五”开局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投入太多，成本太高。其主要原因是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仍未建立，各地仍在沿用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他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顶顶层”设计，调整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
　　吴敬琏表示，中央2010年底提出“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后，金融改革顶层设计、财税改革顶层设计等都在推进之中。但在进行这些“设计”之前，中国首先需要通过“顶顶层设计”解决一个问题：究竟靠什么发展经济？
　　对于这一问题，一些学者给出了“更多发挥市场力量”的答案，但也有专家偏向于“利用政府动员资源的强大力量去投入、推动经济发展”。
　　吴敬琏表示，这些讨论非常有益，但也应该看到做出结论的条件已经具备。他表示，过去几年一些地方用“大政府强国企”的方式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其掩盖的问题正在逐渐暴露。

“顶层设计”当以“底线共识”为前提

　　证券时报3月2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以“顶层设计”为关键词的言论很是火热，它所对应的便是中国改革这一宏大命题。从上周闭幕的全国两会到日前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众多委员、代表、学者在谈到中国改革时，都不约而同地主张要加强“顶层设计”。这种现象反映了公众对于推进中国改革大业的深切期待。
　　简要归纳一番，“改革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中，表达了这样几个关键含义：一是要明确改革发展的价值，即通过科学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二是要提高辩证思维水平，从战略高度把握改革的大局和重点；三是要强化制度建设，保证制度平衡。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强调勇于探索，走一步看一步，那么“顶层设计”则主张运筹帷幄，理念先行。
　　应当承认，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理论界提出“顶层设计”有其积极意义。不过，我们也看到，目前各方人士对于“顶层设计”的种种表述总体上显得有些空洞。有抽象的界定，但无具体的阐释；有激昂的呼吁，但无切实的方案，是“顶层设计”在中国当下面临的两大窘境。
　　何以出现这一窘迫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于“顶层设计”，各方人士在抽象层面上一致认同，但在具体层面上严重分歧。表现在改革方面，就是抽象地都同意改革，具体地却各信一套。以国企改革为例，多年来，“国进民退”派和“国退民进”派相互博弈，而双方都以改革派自居，且都主张加强“顶层设计”。就在日前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面对海外嘉宾发表的“中国大力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及众多学者对于中国经济领域中“国进民退”的批评，中国政府的高级智囊人士便予以反驳。至于在中国市场化的路径选择、房地产调控该收紧还是该放松、民间信贷要不要开闸、官员直选是否合乎国情等问题上，各方人士更是各有说辞，莫衷一是。如此迥然分化的现实语境中，每人所谓的“顶层设计”到底是何具体面目，恐怕只有每人心中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与其戴着“顶层设计”的帽子高谈阔论，不如潜下心来，协商磨合各方观点，达成推进中国改革的若干“底线共识”。否则，“顶层设计”谈得太多太滥，反而会导致理论泡沫，从而遮蔽一些本可以着手加以解决的真问题。
　　在讨论底线共识之前，让我们重新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开启的1978年。此前的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社会严重封闭，人权被肆意践踏，计划经济占据垄断地位，而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对于它们的反拨与矫正。这是我们讨论并达成底线共识的逻辑起点。
　　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要实现这两大目标，首先，必须厘清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其次，必须制约并监督政府的权力，建立一个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有限政府；其三，必须保护私有产权，鼓励自由、公平的竞争，与此相适应，就必须理顺产权关系，破除一切形式的垄断和特权经济。这是我们应该达成的第一个“底线共识”。
　　封闭导致偏狭和愚昧，开放促成宽容与进步。有政治开放，密室专制与权力寻租就无藏身之地；有经济开放，多赢的互通有无和高效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就成为可能；有文化开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会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个开放的国家与社会必将前途无量。这是我们应当达成的第二个“底线共识”。
　　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当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且应当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归宿。所以，人的自由与权利至高无上，且不应被非法剥夺。而要保护和实现人权，就必须依靠法治而非人治。这是我们应当达成的第三个“底线共识”。
　　我们认为，以上三个底线共识，应该成为改革派共同的、基本的价值观。改革派的观点如果有分歧，也应该是在认同这三大底线共识之上的增量观点的分歧。而是否认同这三大底线共识，也应成为区分中国当下改革派与非改革派或反改革派的分水岭。
　　达成“底线共识”和实施“顶层设计”相比，前者提倡从既有的经验与实践中遴选价值取向，后者则带有某种预见性和先验色彩；前者注重共同参与，后者倾向精英设计；前者较务实且便于实践，后者较务虚且容易流于空谈。鉴于预热于2010年并火爆于2012年的“顶层设计”迄今并未取得实际成果，我们主张，不妨先搁置一下“顶层设计”，而将达成“底线共识”作为当务之急。
　　谁是改革的对象？谁是改革的主力？谁是改革的同盟军？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战的当下，有必要将这三个问题弄清楚。达成“底线共识”并以之为尺度，将能解答这一问题。不仅如此，达成“底线共识”，也是重建改革共识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改革派可以避免无谓的争论，腾出更多的时间去研究真问题，即便“顶层设计”继续口惠而实不至，只要有“底线共识”在，改革派也可以携手努力，将改革攻坚战切实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