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中国投资500亿元保护30个湖泊生态环境

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日前于全国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暨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题会议上透露，中国在深入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同时，已着手优先保护水质良好和生态脆弱的江河湖泊，“十二五”期间将完成３０个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任务。
　　周生贤表示，去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增设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今年计划安排１５亿元，“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达到１００亿元，引导地方投入不低于１００亿元，带动社会投入，共形成５００亿元左右的资金规模，按照突出重点、择优保护、一湖一策、绩效管理的原则，完成３０个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任务。
　　据了解，从２０１０年开始，财政部联合环保部开展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中央财政合计安排９．５亿元，支持云南抚仙湖和洱海、湖北梁子湖、山东南四湖、安徽瓦埠湖、辽宁大伙房水库、吉林松花湖、新疆博斯腾湖等８个湖泊生态环境保护。
　　据介绍，再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努力，将共形成１０００亿元以上的投入规模，把中国面积在５０平方公里以上的优质生态湖泊都保护起来。

山东拨付首批5000万元钢铁产能淘汰补助资金

山东省财政厅５月２３日表示，为加快山东省落后钢铁产能淘汰工作进度，推动山东钢铁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山东省财政厅对第一批通过验收的淘汰落后产能给予一次性补助５０００万元，目前这笔资金已拨付到位。
　　山东省是钢铁产业大省，２０１０年全省产钢５２５６万吨，综合产能居全国第３位。根据山东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试点方案，山东将力争到２０１５年全省钢铁产能压缩１０００万吨以上，生产总规模控制在５０００万吨水平，全省钢铁冶炼企业数量由目前的２１家减少到５至６家。
　　据山东省财政厅介绍，这次拨付的５０００万元是对山东省淘汰落后产能领导小组验收的１６座炼铁高炉和１０座炼钢电炉拆除项目的一次性补助。项目涉及山钢集团和枣庄、潍坊等市的６户企业，共淘汰落后炼钢产能８０万吨、炼铁产能５９６万吨。资金采用“以奖代补”的办法，根据一系列相关因素确定补助额度。
　　目前，补助资金已全部下达到山钢集团和相关市，由山钢集团和相关地方政府统筹安排用于钢铁企业落后生产设备拆除、职工安置、企业转产等支出。

广东将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环保责任考核

据5月22日召开的广东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会议披露，从今年开始，该省将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全省环保责任考核，对考核不合格且问题突出地区实施涉重金属项目的区域限批。
　　会议确定了今年该省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7年减少7%以上，非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2007年水平。”
　　会议明确，广州、深圳、汕头、韶关、佛山、中山、东莞、清远、惠州、江门、肇庆、云浮等12个国家和省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所在地要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本地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编制和印发实施工作。5月30日前，各地要将本地区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2年实施方案、搬迁或淘汰重金属企业（生产工艺）工作实施方案和重金属污染源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报省环保厅备案。
　　会议要求，2012年底前全省要搬迁或淘汰重金属污染企业255家，全面完成纳入国家规划的507家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珠三角地区要将电镀废水治理和提标升级改造作为重金属防治的重点，一级防控区的电镀企业今年要执行新的、更严的排放标准。凡没有严格执行“三同时”的建设项目一律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限期治理后仍不能达标排放企业应依法关闭。力争在2012年底前，全省所有铅蓄电池企业全面完成污染整治目标任务，彻底清理整顿铬排放量较大的茂名高州市的皮革企业，加快推进汕头贵屿、清远龙塘等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处置。

ＩＥＡ称生物燃料在可持续生产之后每年可避免2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国际能源署（ＩＥＡ）５月２３日在京发布的《交通用生物燃料技术路线图》报告显示，到２０５０年，生物燃料可占到交通运输燃料总量的２７％，尤其可在替代柴油、煤油和航油方面作出贡献。生物燃料的使用，预计在可持续生产之后每年可避免２１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报告显示，为实现上述愿景，多数常规生物燃料技术的转化效率、成本和总体可持续性都需要改善。此外，需要对先进生物燃料进行商业推广，这需要在研发与示范方面进一步大量投资，为商业规模的先进生物燃料工厂提供具体支持。
　　生物燃料是指从生物质（从植物或动物中获取的有机质）中生产的液体和气体燃料。报告预计，未来十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生物燃料需求最高，但到２０３０年时，非经合组织国家将会占全球生物燃料需求的６０％，到２０５０年时占大约７０％，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的需求最强。在未来十年会安装首批商业规模先进生物燃料工厂，２０２０年之后先进生物燃料生产会迅速增长。
　　据了解，生物燃料的生产始于１９世纪，当时的乙醇是从玉米中提取的。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生物燃料才被看做是可行的交通运输燃料，但下滑的化石燃料价格阻止了其进一步发展。对交通运输用生物燃料的商业生产兴趣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再次出现，当时在巴西开始从甘蔗中生产乙醇，接着在美国从玉米中生产乙醇。
　　报告显示，最近，交通运输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已成为生物燃料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尤其是在经合组织国家。到２０５０年，交通行业减排减排量会占到能源相关减排总量的２３％。

专家论坛

中国需警惕现代服务业的全球化陷阱 

据报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这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陷入被动发展的逻辑——即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对特定产业的直接投资和扭曲的贸易模式，将中国的产业体系牢牢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增长质量以及潜在的增长能力都遭受严重冲击。5月24日,上海证券报发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晓鹏文章表示，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虽是把理论上的“双刃剑”，但在高端产业自控能力和产品定价权严重缺失的前提下，在现实中可能更多表现出伤害自身的“单刃剑”形式。如果说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已证实了这一点，那么，服务业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也很难排除重蹈制造业覆辙的可能性，这恰恰是在推动现代服务业过程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章分析，基于此，加速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重视全球化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具体涉及三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服务业外资进入与中国服务业的低端化锁定。无论是高端服务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是基于服务业内部行业特性甄别基础上的观点，随着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分工的不断细化，这些分类都会在实践中产生某种不适应的矛盾。比如，会展业理应属于高端服务，但现实生活中，那些以展示、旅游、酒店服务、餐饮为主营业务的会展企业只不过是会展业的低端，以高质量会议设计和品牌推广为核心的会议运作企业才是真正的高端。因此，服务业高端化应当是指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或智力的贡献水平越来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业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很可能反而会钳制甚至抑制服务业高端化的发展。原因是进入中国的外资服务业大都由外商制造业所投资，由于跨国公司本身往往拥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核心技术被独立的企业体系包裹，本土企业学习门槛较高，就极可能将导致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此外，服务产品不可感知、不可分割、不可储存、所有权不可转让等复杂的特点，使得服务水平无法与商品一样被模仿、复制，并且服务业跨国公司往往垄断了高素质专业性人才，这也会直接影响技术的外溢。
　　其次，外资进入与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抑制。一些观点认为，服务业外资进入中国之后，将会加大市场竞争程度而提高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然而，现实情况并非是理论推演的结果。外资服务业进入中国的目标非常明确，短期为了适应制造业外资体系的发展要求，中长期目标则是抢占中国服务市场。由于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长期落后，因此，市场选择的结果将不利于本土服务业的发展。本土服务业要么选择练好内功、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去与外资抗衡；要么选择与外资服务业错位发展的模式，放弃高盈利空间的市场或充当外资服务业的配套。从中国制造业曾走过的“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极高，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服务业品牌影响力极强，外资品牌效应很强，本土服务业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与之相抗衡的竞争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伴随着外资服务业的大规模进入，中国服务业的本土市场需求将遭受沉重打击，同时，服务贸易也会因为许多服务企业的业务转移而降低，导致中国服务业竞争力降低。
　　再者，外资进入与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安全。在未来的较长时期里，外资将呈现出空间两极化的特征：制造业外资一方面加速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加速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参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若不综合考虑下一轮外资转移，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产业体系的碎片化、产业关联的断裂化，并加大外资控制产业自主发展的能力。另外，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要比制造业更为深刻。这主要是源于服务业所具有的特定产业性质——即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往往是其他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依据，如信用服务业虽是规模较小的行业，但信用评级往往是银行信贷发放的依据，直接关系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类似的行业还有律师、会计审计、知识咨询等，这些行业都涉及国际经济社会数据的安全。可见，如果外资服务业的大规模进入并没有带来实质的技术外溢和服务业竞争能力的提升，那么，我们就需从国家全局视角对外资服务业保持清醒的认识。
　　文章指出，在未来中国服务业引资过程中，各级政府非得抛弃一味追求“大量、全面、快速”的引资观念不可，以坚持适度、有限、稳步的开放原则作为服务业引资的立足点。对于关系产业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行业，在引资中要保持高度警惕。像信用评级、咨询等属于现代专业服务业范畴的行业，不能过于强调其“现代化、高技术、专业性强”的特点而忽略其行业特殊性，尤其是可能会给企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与规划、金融市场稳定以及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应实行有限开放原则。

我国稳增长重点是支持企业自主投资

国务院5月23日召开常务会议，部署稳增长政策措施，提出减轻企业税负、加快投资进度、促进消费、鼓励民间投资等一揽子政策举措，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此，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5月24日说，本次稳增长的政策重点是支持企业去投资，将稳增长和调结构更好结合。
　　范剑平说，今年以来的经济回落和2008年的情况有四大不同。和2008年相比，这次经济回落比较平稳，不是突然大幅下滑，下滑的绝对水平也没上次严重；从就业状况来看，这次的状况比上次要好，稳增长的压力没有上次那么大；上次出现了通缩趋势，而且房价也在低位。这次房价处于高位，CPI水平仍不算太低。这就使得未来政策放松的空间极其有限；上次“4万亿”刺激政策，在取得明显正面效应的同时，也有很多副作用，推高了通胀和房价，资源配置效率也不高，扩张投资过程中出现了腐败。“对经济结构实际是逆调节，刺激了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进一步扩大。”
　　“总结前车之鉴，这次千万不能为一时的稳增长，对经济结构问题又不管不顾。”范剑平说，稳增长政策应支持需要加快增长的部分，但对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以及产能过剩的行业，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落后产能扩张，要严格控制并设法淘汰。但淘汰落后产能不应再用行政手段，要通过市场的办法，鼓励支持先进生产能力扩大投资，让先进生产能力挤垮落后生产能力。这样一举两得，既调整了结构，又扩大了投资。
　　范剑平认为，目前政府“有保有控”的稳增长政策措施，比上一次更高明。在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情况下，扩大一些有合理需要的投资，比如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些不是临时拼凑、前期工作做得很好的重大投资项目，要按期开工、加快进度，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非常有利。
　　此外，一些化工石化企业距城市生活区太近，设备也已落后老化，把这类生产企业搬到远离市区的工业区集中，按节能减排要求重新设计建设生产基地。范剑平指出，“通过支持这些方面的投资，完全可以实现稳增长，没有必要再靠政府自己去集中财力办大事，且让地方政府背负很多债”。
　　他称，重点支持企业去投资，稳增长的政策空间绰绰有余。今年，中国经济不需要增长10%或9%，政府的政策措施足够保证达到7.5%的预期水平。
　　范剑平说，市场可能认为，政府真正的想法是经济增长要高于7.5%。但目前政府既承受地方融资平台巨额债务的压力，又面临来自房地产的压力。“政府对这两方面的压力很清楚，稳增长不会盲目来干。”
　　“未来中国出现经济低增长、物价通缩的可能性很小。”范剑平认为，中国目前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都很大，如果不吸取教训，再次搞扩张性总量政策，经济增长效果不明显，处理不好，物价水平很容易反弹。
　　对于稳增长的政策措施，范剑平认为，首先是减税。要改变政府把税费收到手中，然后自己再去投资，或者去支持某些行业和企业。“要改一改这样的做法，政府应减税，让市场和企业去选择做什么。”
　　其次，就是要坚决反垄断。鼓励民间资本“新36条”的实施细则近期密集出台，社会应该对每个细则进行评价。政府部门出台的实施细则，有些是真改革，有些恐怕是应付，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
　　范剑平说，国家的投资机会应真正向全社会公平开放。只有这样，让市场重新配置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自主增长之路，而不再是依靠政府刺激的复苏。
他强调，经济增长宁可要7%的自主回升，也不要政府刺激下11%的增长。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整个过程就像过山车一样，一下就把经济增速拉起来，随着刺激退出，马上又掉下来，老百姓却为此付出了高物价、高房价的代价，全民福利也是净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