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点辑要

　　▲专家料今年经济前降后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5月20日在海通期货财富论坛上表示，本轮内地经济的回调实际上从二○一○年二季度开始，已创下季度指标发布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不过随着投资和消费的逐渐趋稳，今年经济增长预计仍将略高于8%，全年将会呈现出“前降后稳”的态势。
　　余斌称，从GDP（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同比增长指标来看，本轮经济的回调实际上从二○一○年二季度开始，这是自一九九二年有关部门发布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甚至超过○八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连续六个季度回调时的情况。
　　在余斌看来，实际上，本轮经济的回调，从中长期趋势来看，意味着内地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在一九七八年到二○一○年的三十二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9.9%，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内地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变化。’余斌认为，随着人口和加入WTO等红利因素的消失以及发达经济体的持续低迷，内地经济增长阶段也将会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速的增长。
　　就短期来看，余斌认为，市场需求下降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投资的下降，一方面国际市场的环境使得进出口形势不乐观，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调整呈现出成交量、投资、价格波动的三阶段特征，也使得开发商以减少投资来应对资金的紧张。
　　不过，保障房的投资以及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的因素仍在。‘东部地区为应对土地、资源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企业会推动相关制造机器设备的投资增长，而一些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也会带动投资的增长。’余斌认为，尽管目前仍找不到支撑经济强劲回升的任何因素，但随着投资增速下降空间有限，消费总体稳定以及出口增长有所回升，下半年经济将出现逐步趋稳的态势。

　　▲社科院研究院测算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约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汪德华5月21日表示，根据他所在的财经战略研究院初步测算，2011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约为35%。
　　他认为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需要维持。
　　汪德华表示，根据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初步测算，2011年中国宏观税负（大口径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为35%。宏观税负的计算口径包括：一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土地收入之外部分）、社保缴费、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中国政府部门数据，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近4.14万亿元，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2.37万亿元。以上三类政府收入合计达16.88万亿元，占2011年GDP（47.16万亿元）的35.79%。
　　汪德华指出，历年数据显示，宏观税负中以“税”的名义存在的部分占比达到55%，中央收入总体占比为36%。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9）》所列的数据，测算包含税收收入、政府非税收入、社会保险缴款等在内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23个发达国家平均为43.3%，24个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平均为35.6%。
　　而此前另有专家测算，若考虑政府及公共机构的隐性成本，如未纳入政府预算的非税收入、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以及学校赞助费、医院“红包”等公共机构和人员的灰色收入，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已超40%。
　　政府和学者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的分歧，在于发达国家政府公布的收入与实际水平接近，而且公开透明；中国政府收入统计不完整，游离在外的收入也欠公开透明。
　　汪德华称，评价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否适当，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现状。目前中国处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支出“双碰头”的特殊国情中，财政的支出结构应逐步调整，加大向民生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幅度，这样可以促使“国富”和“民富”同步实现。
　　他认为，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需要维持，税制需要优化。同时，仅仅依靠减税来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需要重新思考。

　　▲中国应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5月22日称，中国今年应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来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
　　陈东琪表示，当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升幅低于3%时，中国应下调存、贷款利率。
　　他还称，预计到6月份，CPI较上年同期升幅将回落至2%-2.5%，今年下半年通货膨胀率将保持下降趋势。
　　陈东琪称，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低于8%，除非出台更多刺激措施，否则今年全年经济增速可能不到7%。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5月1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举行的论坛上认为，衡量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拐点在中国还远没有到来，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
　　所谓库兹涅茨拐点，是指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库兹涅茨拐点为收入分配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转折点。一般来说，刘易斯拐点到来后，会导致库兹涅茨拐点的相继到来。
　　蔡昉认为，中国在2004年就已经跨越了刘易斯拐点。2004年以来，中国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由此引起工资水平持续大幅度提高。按照库兹涅茨设想，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各种力量都倾向于汇集起来，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很快。1997年至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为9.1%；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年增长率为7.3%。
　　根据蔡昉测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差异指标显示，2005年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了扩大趋势后，已经呈现缩小的迹象。
　　但收入差距缩小，并不能得到众多研究者和居民的认同。蔡昉认为，这主要因为，在资源和资产分配严重不透明、不规范、不平等情况下，存在一块巨大的隐性收入，并影响着真实收入分配状况。他表示，将这个被遗漏的灰色收入加入统计后，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程度应该大幅度加重，并不会显示出缩小的趋势。
　　他称，在常规的收入所形成的差距显示某种程度缓解倾向的同时，包含灰色收入在内的全部收入所形成的差距仍呈持续扩大势头。普通居民和社会所感受的分配不公，主要源自这部分数量庞大、来自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
　　蔡昉认为，解决收入不公问题要从增量、存量、收入流三个角度收入。首先，增加就业岗位、均等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参与率是改善分配的重要途径。另外，收入分配应该有实质性调整，更多转向着眼于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即资源分配、占有和使用摆脱权利干扰。此外是更加包容和均等化的教育发展，防止贫困代际相传。政府政策着眼于经济增长与再分配政策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

　　▲希腊或拖累中国经济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5月21日认为，近期希腊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使金融市场承压，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概率比以前显著增加。他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将给中国的出口和内地货币条件带来负面影响，但出口占中国经济比重已经降低，同时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已在当前的增长放缓中得到部分体现，因此中国受冲击程度将小于○八至○九年全球金融危机情形。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相当于○八至○九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半，则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下滑至6.4%，较基准情形8.1%的预测低1.7个百分点。
　　假如希腊退出欧元区，如果中国要维持今年经济增长7.5%的目标，则政策逆周期操作的力度将加大。刺激政策将以政府投资为主，估计需要增加投资6000亿元左右，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从原先预测的35.6万亿元（增长18%）增加到36.2万亿元（增长20%）。据此预测，今年新增贷款将因此而增加5000亿元左右，达到9万亿元。

调查分析

安永称接受通过贿赂赢得业务的全球企业高管数量增加

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在５月２３日发布的年度《全球欺诈调查报告》中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高管接受通过贿赂来赢得业务、维持企业生存。
　　安永对全球４３个国家的１７５８名企业高管进行了调查。在全球范围内，３９％的受访企业高管认为贿赂和腐败行为在其国家经常发生。例如，８４％的受访巴西企业高管认为贿赂是企业经营中的普遍现象，而跨国企业在开拓新市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应对这个挑战。
　　报告称，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高管认为，利用贿赂为企业赢得大型业务项目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在接受采访的５０名荷兰企业高管中，１８％表示在经济危机期间会利用贿赂的方式来赢得大型业务项目以维持企业的生存，而这一数字在２０１０年仅为４％。
　　安永荷兰分部的负责人之一安赫利奎·凯泽强调，此次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受访企业高管的看法，“并非实际观察到的腐败案件”。
　　安永在报告中分析说，市场目标的压力是企业道德违规和监管处罚难的根本原因，安永为此表示担忧。安永称，虽然愿意以贿赂来争取业务的企业高管数量并不占绝大多数，但鉴于其在企业内担当的重要职位，会对企业管理和董事会反腐构成巨大风险。

亚太地区并购交易“现金为王”

高伟绅(Clifford Chance)律师事务所5月17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自有现金储备已取代银行贷款，成为亚太地区受访者进行并购交易融资的首选方式。其中，中国的医药行业并购意愿最为强烈。
　　在亚太地区受访者中，最具有并购意愿，而非依赖自身增长的行业是：电力占75%，矿业占67%，医药保健（特别是中国地区）占61%，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占47%。而消费零售业、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科技、媒体、电信（TMT）领域的受访者偏向通过企业自身成长获得增长。
　　亚太地区数据显示，约60%的该地区受访者认为在新兴和高增长市场存在发展机会，尤其是东南亚、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全球范围内，27%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是并购活动的首选地，排名仅次于北美(37%)。
　　该调查报告还显示，亚太地区并购交易参与者的融资偏好已经有所转变；两年前，银行贷款是并购交易融资的首选来源，而如今，现金储备成为了最受青睐的选择。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金融业务合伙人王文伟对企业并购融资偏好发生变化解释道：“欧债危机发生后，银行对贷款对象的选择更加严格，对贷款的审查和批准时间也变得更长。这就非常有可能迫使公司和私人股本赞助者考虑采用自身现金储备来充当收购资金，特别是在一些交易完成时限较严格，以及在后期有再融资计划的并购交易中”。
　　在监管障碍方面，亚太地区被视为对企业并购监管最严格的地区。其中，东南亚排名第一，中国紧随其后。对于亚太地区的受访者而言，政治不确定性(38%)、监管问题(30%)和汇率波动(34%)被视为跨境并购活动的三大主要障碍风险。
　　该报告对近400家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展开调研，其中三分之一的企业来自亚太地区，另外三分之二来自欧美。受访者包括来自不同区域各个行业的80位首席执行官和185位其他业务高管。

经贸态势

专家称流通不畅掣肘中国再制造业

5月18日，在重庆第十五届“渝洽会”上，中国汽车研究技术中心专家黎宇科表示，目前，中国可再制造旧件来源及再制造产品销售渠道不畅，造成很大问题，已成为中国再制造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黎宇科表示，中国再制造业重点领域是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和机床。但由于目前中国政府对旧机电产品进口有着严格的限制——不仅将车类和发动机列入禁止进口目录，而且在进口未列入禁止目录的旧机电产品时，质量检验、海关通关等程序手续繁杂——造成进口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
　　“如此政策规定，一方面是为避免进口旧机电产品因技术等原因无法达到一定技术指标，导致国内消费者受损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某些发达国家把一些电子垃圾以旧机电产品的名义输入中国，污染环境。”
　　但是，他指出，如此规定虽有一定合理性，也限制了中国可再制造旧件的来源。同时，在销售方面，维修服务商对再制造业缺乏主动推广意识，加之中国人工成本低，工厂宁愿大修而非更换再制造件。而再制造业产品也会冲击新配件的销售，因此，主机厂和经销商不愿牺牲新配件的销售额而销售再制造件。
　　在国外，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中国却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早在2008年，发改委就启动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2010年，发改委等11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2011年，发改委发文扩大再制造试点范围，对试点的再制造企业给予多种信贷支持。
　　机构分析指出，未来再制造产业前景广阔，到2015年相关产业产值可达1900亿元。
　　“中国可与日本等旧机电产品流通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合作，对可进口的旧机电产品，可直接展开合作，对限制或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可采取试点。先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开展旧件进口加工贸易，试点成熟后，可考虑部分放开进口旧件再制造的国内销售市场。”他说。
　　黎宇科还提议，希望国内协会和相关机构牵头，建立汽车旧件流通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为中国可再制造旧件及再利用旧件流通提供网络服务平台，以便于追踪旧件信息，为产品交易提供便利，并为企业提供技术、市场及产品信息的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