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碳交易税增加中国民航成本近8亿元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下称国际航协）第68届年会主席、国航董事长王昌顺6月11日在国际航协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欧盟碳交易税对中国民航影响很大。根据欧盟提出的数据所进行的测算，2012年，碳交易税要增加中国民航成本7.9亿元，2020年，增加成本37亿元。从2012年到2020年的八年时间，要增加中国民航运输成本179亿元人民币。
　　王昌顺说，欧盟的碳交易税，实际上已经成为碳收费、碳金融。“强迫航空公司增加成本，并且有可能要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旅客，不仅影响中国民航，而且也严重影响欧盟的航空运输。”
　　王昌顺同时表示，中国的航空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政府的指令，即未经政府批准，不得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他呼吁欧盟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之内解决问题，反对单边行为。
　　国际航协董事长兼CEO汤彦麟表示，欧盟的做法是引发争端、阻碍进步的做法。“这就好像拿着枪指着头强迫谈判一样”，他表示，欧洲需要抓住时机，继续寻找符合各方期望的解决方案。
　　2008年11月，欧盟通过法案将国际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所有在欧盟境内机场起降的国际航班都要为碳排放缴纳费用，自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项法案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联合抵制和欧盟企业的反对。

宜家联手汉能在中国门店安装太阳能

　　宜家6月13日宣布，将与国内的民营清洁能源企业汉能控股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在宜家所有中国门店安装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此外，宜家还将与汉能合作，为其供应商提供同样的太阳能屋顶改造工程。汉能将在3年内完成项目所需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制作和安装。
　　据介绍，项目完成后，太阳能电池板所提供的能源供应将能满足宜家连锁店总电力需求的10%~15%，可满足宜家中国分拨中心电力需求的100%，这相当于每年减少6000吨的碳排量。
　　据悉，汉能目前拥有超过2GW薄膜太阳能生产能力，其自主研发的环保无污染非晶硅薄膜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与宜家的合作将为我们提供机会，展示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在新能源建筑一体化中的应用。汉能与宜家创新的太阳能商用模式不但将有助降低对电网的压力，还为客户提供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用电模式。”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表示。

专家论坛

中国力阻经济“苦笑曲线”下行

　　据报道，在日前举行的“２０１２中国开放论坛”上，企业家、研究者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中国经济正在阶段性地告别高增长，将逐渐进入“中速增长”时期。专家评论称，中国经济趋势步入“苦笑曲线”。
　　“这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际上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说。
　　经济界人士注意到，大体来看，自２０１０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连续８个季度下行，“史上未有”。余斌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延续了下行态势，而且回落步伐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短期需求收缩与中长期潜在增长力下降叠加，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下行压力。”
　　尽管最新发布的一系列宏观数据纷纷显示出一丝反弹迹象，超出市场预期，观察者们仍然坚持谨慎乐观。５月１０日公布的海关数据显示，５月份，中国进、出口规模双双创月度历史新高。
　　一些观察者指出，增速放缓恰恰给调结构、促转型带来契机，应避免强调保增速而一再推迟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能由此失去长久动力而落入持续下行通道。
　　经济学家许小年说，今天的增速放缓，实际上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缺陷的继续发酵。大量着力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容易给企业造成‘靠政府强力托市就可以渡过难关’的错觉，而失去解决问题的时机。
　　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的认同。张燕生表示，不能老是“哄”着企业，企业未来必须要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政府在出台相关措施时，一定要防止临时性应急措施可能为长期发展带来的障碍。
　　余斌认为，经济高速增长时，矛盾和问题会被潮水一般的高增长高效益掩盖，而当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潮水退去后，各种矛盾和风险就可能集中爆发。当前宏观调控政策把稳增长放在重要位置的方向是对的，但宏观政策要顺应经济增长的阶段转换，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高增长的倾向。
　　近期高层密集释放“稳增长”的信号，则体现了中央政府力阻“苦笑曲线”下行的决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５月２３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国央行时隔３年半首次降息；包括广东湛江的宝钢钢铁项目在内，一批重大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通过。
　　这些举措释放的宏观调控信号被普遍认为“提振信心”，受到广泛关注。
　　“老实说，过去我们适应了１０％的经济高增长，而对８％的增长不适应。”余斌说，“不过，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要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重新让经济增长回到１０％的增长轨道，不现实，也不大可能。”

中国资本账户应优先开放

据悉，近来围绕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开放问题的争论，折射出内外经济环境演变在认知与实践上带来的新挑战。新财经6月11日发表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文章称，纵观人民币30多年可兑换之路，以1996年底实现经常项可兑换为标志，在认识上逐步达成共识。而过去十几年资本项可兑换呈现始料未及的特点：如开放思路和突破方向经历较大变化，推进成效不尽如预期，关键内容甚至早年共识都发生较多争议。
　　文章认为，除两次外部金融危机影响，导致中国资本项开放进程比较曲折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这些领域改革本身的特殊困难，而在于内外环境的现实演变提出的全新挑战。
　　一是汇率升值趋势新挑战。给定管好货币与控制通胀目标，须容纳名义汇率趋势升值。然而做到这点殊为不易。
　　货币自由兑换绕不过汇率自由化，不仅是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也是中国早年改革实践形成的共识性看法。从现实角度看，中国资本回报率较高，加之本币动态低估，流入资本投资收益较高，流出资本收益较低，资本项开放面临流入与流出难平衡的困难。
　　目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两成，如继续追赶今后仍会内生出升值要求，汇改问题难以回避。
　　二是20世纪国内学界就认识到货币可兑换需要“消除金融抑制”（周小川语），然而汇率动态低估伴随宏观调控过于宽泛化和微观化，导致金融抑制有增无减，使推进资本项可兑换面临困难。
　　汇率动态低估背景下外汇占款膨胀导致货币过度扩张。中国广义货币M2从2002年到2011年增幅3.6倍，是同期真实经济增速的2.63倍。去年底央行28.1万亿元总资产中，国外资产占总资产85%，外汇占国外资产95%。货币过量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偏快偏热、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性飙升。
　　三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随后引发欧债危机，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家和经济体深陷债务危机泥潭。形势急剧转变引发对中国数万亿储备资产投资风险的担忧，同时也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新的客观助推效应。
　　四是近年美欧实行超低利率政策，与中国利率水平发生“常态性差异”。无论比较同期限上海银行间同行业投放利率与伦敦银行同业投放利率，还是比较央行政策利率，中国与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或国际市场标准利率之间，目前都大尺度存在“内高外低”利差格局。考虑经济基本面反差条件，中外大幅利差短中期难以改变。“结构性利差”使推进资本项可兑换遭遇新困难。
　　计算人民币对美元抛补利率，并与欧元—美元、日元—美元、新台币—美元抛补利率比较，可见人民币抛补利率相对美元参照利率差异比其他相对开放经济体类似指标高得多。这不仅提示中国与外国利差较大事实，也显示中国资本管制总体仍有相当效果。考虑人民币抛补利差远离平价背后的结构根源，很难相信快速放开资本账户能得到总体合意效果。
　　文章表示，直面现实新挑战，中国应将国内金融改革置于更优先位置，同时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呼应人民币国际化需求。
　　应尽快实施汇率改革。关键是限制央行汇市干预，以求在体制上兼容人民币趋势性升值要求。应尽快分步骤放宽存款利率上浮区间和贷款利率下调区间以实现利率市场化目标。利用目前经济增速走缓的时间窗口，松绑早先行政干预与数量管制，瘦身央行资产负债表，逐步消除金融抑制，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总需求管理政策架构。
　　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积极放开对流出和流入直接投资的不必要管制和限制。随国内资本市场改革推进逐步开放证券投资。在国内金融改革大体完成、“结构性利差”显着改观后，再考虑审慎放开货币市场等短期资本项目。
　　文章指出，一国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经济和制度的自然演化过程，政策上应取顺势而为与积极呼应立场。无须刻意追求，也不必操之过急。中国如能成功深化改革，保持经济持续追赶，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会水到渠成。

专家论点辑要

　　▲中国将侧重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6月11日认为，中国决策层会接受增长的结构性下滑，并将侧重推出更多刺激措施，去开发战略产业及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
　　李晶说，虽然政策已经开始放宽，但目前仍未看到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出台的迹象。摩根大通预计，今年内，中国公共项目投资支出将会回升，但私营部门的投资仍可能较为低迷。
　　她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的决策层已着手推进主要的经济结构改革，希望将日益失衡的经济发展转变为可持续性更强的包容性增长模式。
　　李晶表示，尽管房地产行业的管控措施仍将持续，但地方政府可能试行推出政策，鼓励更多的合法自住业主购房。
摩根大通认为，中国货币政策有望放宽，今年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再次出现一至两次下调，政府会倾向通过财政政策而非利率调整来推动内需。

▲中国应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中国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６月９日在“２０１２中国开放论坛”上表示，当前欧债危机持续蔓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开放稳增长、促改革、谋发展。
　　韩俊表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经济体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不可否认，当前世界发展格局面临着深刻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大趋势会发生逆转，在调整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将会被注入新的内涵。”韩俊说。
　　当前，稳增长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出口的稳定是稳增长的一项重要内容，面对国内成本上涨、国际市场低迷、外部需求萎缩等严峻形势，稳出口任务十分艰巨。”韩俊表示，在此情况下，要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培育以技术、品牌、服务和质量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同时要在外贸之外下功夫，把实现稳定外需和扩大内需有机结合起来。
　　韩俊指出，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要继续坚持“引进来”，充分发挥外资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作用。同时，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以“引进来”为主进入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阶段。
韩俊强调，中国当前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带来规则和机制的重新调整。”韩俊说，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改革和完善已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应发挥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经济外部风险小于金融危机时期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６月１４日表示，影响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因素仍是欧债问题，但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小于２００８－０９年的金融危机时期。
　　他说，欧元区风险对中国的影响主要通过贸易渠道。按摩根大通的估算，欧元区经济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其对外需求萎缩或拖累中国经济增速下降０．３个百分点。
　　谈到全球形势时，他说，２０１２年世界经济增速为２．１％，全年谷底可能出现在第二季度。
　　对于中国经济，朱海斌的观点是，今年最大的挑战是处理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说，从用电量、企业利润、银行中长期贷款比重等指标看，中国经济今年以来出现一些不利因素，而通胀率走低以及失业率保持稳定等则构成利好。
　　朱海斌还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２０１１年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３５％，今年这一比例将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