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人民币国际化“误操作”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6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上撰文指出，尽管近年人民币国际化得以加速推进，但我们必须看到人民币流出是建立在“两大失衡”基础上的。跨境贸易结算+离岸市场的模式很难真正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根本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并最终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关键是要实现人民币的投资功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着力点依然要放在国内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改革上。
　　中国人民大学近日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2》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速，国际化指数2年提升21倍。毋庸置疑，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但不能求急求快，在国内改革没有有效完成之前，贸然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风险极大。
　　人民币国际化两大失衡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可能是中国近两年来改革的最大亮点。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1）》的数据显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自试点开始到全国推广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呈现爆发式增长势头，结算量从2009年末的35.8亿元猛增到2011年末的2.08万亿元，达到初始规模的581倍。香港银行体系人民币存量从2009年年末的627.2亿元上升至2011年末的5885.3亿元，达到初始规模的9.4倍。
　　不过，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得以加速推进，但我们必须看到人民币流出是建立在“两大失衡”基础上的：首先是表现出进出收付比的失衡。数据显示，从2011年四季度到2012年一季度，人民币收付比从1∶9.7上升至1∶1.7，也就是进口结算支出远大于出口结算收入。这种人民币流出远大于流入的不平衡现象，既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初期的必然现象，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币回流渠道不够畅通、境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有限等现状。
　　其次是国际投资领域的失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用人民币结算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分别为17亿元、4亿元与8亿元，用人民币结算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分别为135亿元、116亿元与219亿元，用人民币结算的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DI）之比分别为8、29与27倍。跛足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其实质是中国内地通过跛足的跨境贸易结算输入的人民币，通过FDI渠道回流中国内地的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大失衡呢？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币现在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境内和境外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的开放使得香港离岸人民币(CNH)外汇市场得以与大陆在岸人民币(CNY)外汇市场并存，这样两种汇率形成机制的差异必然会留下非常大的套汇空间。由于人民币实际收益率及其预期收益率要高于其他货币实际收益率，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本外币正利差的情况下，市场主体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倾向增强。
　　关键是要实现人民币投资功能
　　事实上，从当前的发展路径看，人民币国际化的种种举措，诸如边贸结算协定、货币互换协议、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离岸市场融资等，也都是围绕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来做的，但跨境贸易结算+离岸市场的模式很难真正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根本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并最终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关键是要实现人民币的投资功能。这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广度和深度，其二是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而这两点又是互为因果的。开放资本账户带来的益处取决于国内金融部门的成熟程度。对于发展越充分，效率越高的金融结构，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好处就越多。而反观中国金融体系还远没有与货币国际化相匹配的效率。我国金融总体还处于金融潜化阶段，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市场内部的投融资主体存在结构性缺陷，金融脆弱性较大。
　　在这样的境况下靠放开资本项目来推动货币国际化也是很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冲击，包括资本外逃引发政府财政收入下降、银行流动性危机、借贷成本上升和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境外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可能会提高国内宏观政策的复杂性。人民币国际化后，有一部分人民币将会在国内市场和离岸市场之间相互流动，可能会削弱中央银行对国内货币量的控制能力。
　　日元国际化前车之鉴
　　日元国际化也是前车之鉴。日元国际化模式有几大缺陷：
　　首先，日元国际化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日本推行日元国际化之初，主要建立在出口优势带来的经济地位提升的基础之上。作为贸易顺差国，日本无法通过贸易赤字的形式对外输出货币，而只能通过单向的日元贷款等金融资本渠道进行货币输出。
　　其次，相对于国内金融改革滞后，资本项目开放过快导致国际热钱涌入炒作资产价格。同时，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也直接导致了企业资金的流出、以及居民投资的国际化，令本地市场的消费和就业持续低迷，并最终导致了泡沫破裂。
　　再有，日元国际化只是形成本国银行、企业和离岸市场的自我循环，而没有达到日元被国际认可或者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结算获取主导权和定价权的地位，所以日元的国际化模式，特别是贸易结算加上离岸市场的模式，并非是货币国际化的成功之路。
　　国际金融的历史表明，货币国际化最终是市场选择而非政策推动的结果。人民币能否成为一种国际化货币，关键仍取决于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能否持续健康增长、中国金融市场能否发展壮大。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依然滞后、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仍然存在扭曲的背景下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应该成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重点。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更不能拔苗助长，否则的话，很可能陷入人民币国际化的陷阱。人民币国际化的视野固然在外部，但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着力点依然要放在国内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改革上。

中国制造业破局重在提振内需

中华工商时报6月27日发布署名朱小群的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是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结构出了问题，既如此，就得先从调整社会结构入手。
　　对中国来说，比提升制造业水平更迫切的，是推行全面的社会政治改革，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均等化。
　　目前制造业破局最大的希望在于内需的振兴，扩大中间阶层比例，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积极引导大众消费，促使中国走上强盛久远之道。
　　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诚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在当前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对于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注重优化政策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加强自主创新，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决不能走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的发展道路。
　　“十二五”时期以来，全国各地争相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破局之道，而忽视了“中国制造”，甚至很多地方将传统产业作为落后产能。各地兴起腾笼换鸟之风，必欲除之而后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占比只有10%，尽管潜力巨大，但是，从潜力到现实，尚且是未知数。以太阳能产业为例，全球有46个国家将其作为未来新兴产业的支柱，而国内几乎所有的省市，也都将其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在高新技术行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巨大，中国最先进的航天工业，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10年以上，刚上马的大飞机项目，在中国国内则几乎是白手起家，举步艰难，核心技术控制在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手中；在中国竞争最激烈的家电行业，核心的技术却在美国和日韩，甚至在LED领域，中国企业更是全面受制于日韩，在汽车领域，核心技术控制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手中，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大国，但是，市场上的高档汽车，如宝马、奥迪等，却几乎都是德国货。事实上，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所处的位置而言，中国仍然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下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受到核心技术的制约，短期内将难以实现。对于更广大的内陆地区而言，未来最严峻的任务，可能并非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是传统产业的转型与突围。作为一个强大但是却人均收入低的国家，国内民众庞大的内需，仍然需要通过传统产业来满足，制造业仍是中国的立国之基。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中国的GDP增速曾因出口锐减暴跌至6%。如果不是政府“4万亿”刺激计划的紧急推动，有专家认为可能会跌至2%甚至负数。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竟如此之大，这恰好反证了中国内需与其制造业能力之间的严重不平衡。也就是说，假设中国的内需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能把外需锐减之后所多出来的那些“中国制造”产品吃掉，不仅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得以平衡，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会高出一大截——那些物廉价美的外销产品就可以为国内普通民众所享用。这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假设，但也由此而证明：我们有足够强大的制造能力，但却无法让我们的国民充分地享受“中国制造”。这就好比一个家庭里的人都很能干，但多数人的日子却不富足。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何在？别无它，就在于贫富差距太大：多数人虽然能干，但所得甚少，以至于消费不起自己生产的东西；而少数人倒是发财了，但仅靠他们消化不了那么多普通商品，所以只能是低价外销。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需所促进的。“稳增长”方略与其把宝押在那些前景不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不如着力于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这当然是对的。然而，目前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是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结构出了问题，既如此，就得先从调整社会结构入手。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导致欧美需求的锐减，中国制造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往所获得的那种“刺激”作用，现有的制造业要满足目前国内的消费水平可以说绰绰有余，因此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提升的动力；而少数富裕者对高档商品乃至奢侈品的需求，国内制造业又满足不了，所“刺激”的只能是外国的供给能力。所以，在上述畸形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没有得到成功的调整之前，我们并不看好中国制造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更遑论离我们很远的那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国来说，比提升制造业水平更迫切的，是推行全面的社会政治改革，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均等化。
　　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经济的增长极，在发展之初，是需要市场试错的。而发现最好市场定位和未来的方式就是通过产业竞争，任何产业发展前景都不是人为设定的。我们看到现在最好的那些新产业中的优秀产业，都是在竞争中出现和发展的，他们实现了对旧产业和过去的企业霸主的超越。所以我们认为，鼓励竞争是第一位的。尤其是要警惕现在一些垄断企业借助其市场优势封堵民营企业进入新市场、新领域的情况。不过我们现在也比较担心一点，一些传统行业垄断经营的优势挤压民营企业利润空间，导致很多民间资本“去实业化”投资，追求“短平快”的投机形式，甚至去炒蒜、炒豆、炒煤和炒棉花。如果这个趋势得到延续和扩张，我国经济将产生较大泡沫，不利于民生，更由于市场竞争减少，影响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反之，如果民间资本介入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在早期分得市场份额，这会让民间资本很感兴趣、动力十足，一定程度上减轻民间资本“去实业化”的现状，避免形成民间游资无头苍蝇式的市场投资乱象。一些专家就此给出了比较好的建议：由于民营企业的主要风险在于利益盈亏，那么政策扶持重点就是要保障民间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以最大限度地分担和弱化投资风险。因此，一方面给予民营企业公平使用社会生产要素、社会资源的权力；一方面减免对民营企业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费以及较高的税负，可以“化税为利”，也可以“化税为薪”，吸引高端人才；此外，在经济波动的背景下，可以适当给予民营企业一定的财政支持和补偿。
　　我们切不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抱有太多期望，更不能以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那恰似一种投机主义。中国更需重视“中国制造”。如果制造业优势失去，中国将一无所有，中国仍需坚守制造业。同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将其作为未来时代的希望，而目前制造业破局最大的希望在于内需的振兴，扩大中间阶层比例，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积极引导大众消费，促使中国走上强盛久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