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星国际参股公司收购Club Med获批
 
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Autorite des Marches Financiers)7月 16日发布声明，批准中资企业参股的控股公司收购Club Mediterranee SA。Club Med是一家业务遍及全球的法国连锁度假村。
　　AXA Private Equity和中国复星国际有限公司(Fosun International Ltd., 简称：复星国际)已经持有Club Med 19.33%的股份。今年5月份，它们提出与管理层合作，全盘收购该公司余下股份，该交易对Club Med的估值为5.56亿欧元。
　　上述收购方最初给出的报价为每股17欧元，但很多股东没有做出响应，之后他们于6月份将报价提高至每股17.5欧元。
　　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的声明证实了每股17.5欧元的收购提议，并表示收购时间将于稍后披露。
　　上述收购要约是由一家控股公司发出的。AXA Private Equity和复星国际各持有该控股公司46%的股份，Club Med管理层持有8%的股份。
 
　　▲雅化集团签约控股新西兰最大民爆企业
 
　　日前，雅化集团、深圳金奥博公司增资收购新西兰红牛公司的签约仪式在四川雅安举行。作为国内民爆企业，雅化集团迈出了进军国际民爆市场的重要一步，成为中国民爆行业首家走出海外发展的企业。
　　根据雅化集团和金奥博公司与新西兰红牛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雅化与金奥博公司共同投资收购红牛火药和红牛矿服各80%的股份，其中雅化集团收购70%的股份、金奥博公司收购10%的股份。
　　雅化集团将通过对雅化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资1.33亿元，用于收购红牛公司股份。
　　据悉，新西兰红牛公司是新西兰最大的炸药制造商、民用炸药供应商和爆破服务提供商，约占新西兰50%的市场份额，具有成熟的国际市场和开展国际爆破一体化业务的经验。
　　雅化集团董事长郑戎表示，雅化集团将支持新西兰红牛公司扩建雷管和炸药生产设施，拓展国际民爆产品出口市场和矿山爆破一体化业务，为进军国际民爆市场铺平道路。
 
▲蒙牛股东大会通过雅士利并购议案
 
7月18日，蒙牛集团披露，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股东特别大会7月16日以99.54%赞成，0.46%反对的书面投票结果，决议通过了“蒙牛并购雅士利”的议案。
　　蒙牛集团披露，此次股东特别大会决议通过之后，蒙牛并购雅士利将进入实际执行阶段，具体细则将陆续公布。
　　蒙牛乳业与雅士利于6月18日联合宣布，蒙牛乳业向雅士利所有股东发出要约收购，合计收购约75.3%的股权。此次交易可能涉及的最大现金量将超过124亿港元（合人民币约98亿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乳业最大规模的一次并购。
　　蒙牛乳业总裁孙伊萍表示，并购后将保留雅士利的独立运营平台，未来蒙牛的奶粉业务将并入到雅士利的奶粉业务。
　　此前，蒙牛先后引入了丹麦爱氏晨曦以及法国达能两大战略股东，并斥资32亿增持现代牧业，成为后者单一最大股东。
　　蒙牛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不排除围绕全产业链继续进行并购与合作的可能性。”
 
　　▲东风本田三年内启动第三工厂建设
 
据悉，成立十周年后，东风本田开始改变原来低调的在中国市场的打法，三年内将启动第三工厂的建设。7月16日，东风Honda在其十周年生日之际发布了未来十年发展的中期事业计划——“挑战1+”计划。“1”代表东风Honda将驶入加速换挡新起点，挑战各领域NO.1，在十年内达成100万辆的年产销目标。
　　自2003年成立以来，东风Honda给业界留下的印象是“滚动式发展，销售能力大于生产能力”。十年间，和其他合资车企相比，走精品路线的东风Honda还只是在小市场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公司，尚未进入主流合资车企或主流乘用车企的行列。此前，由于本田在中国曾经相对保守的判断和策略，令其错失了中国汽车火速增长的三年，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最高的8%下滑到了2011年的4.3%。
　　对于新十年，东风Honda开始从“小而美”转向追求“大而强”。东风Honda计划到2023年达成超过100万辆的年产销规模，累计客户将突破1000万。东风Honda称，未来三年将在产品导入、品牌打造、企业能力提升等方面再造一个新东本。
　　据东风Honda介绍，未来在产品导入方面，将改变以往将成熟车型直接导入中国市场的做法，根据中国需求开发全新的产品，未来三年销量目标将从去年的28万辆提升至50万辆；研发方面，将在2023年前推出多款中国本地研发的自主车型；在供应链方面，强化现地开发、现地采购、现地生产；在制造方面，到2015年其第一和第二工厂的产能利用率都将超过100%，并将在三年内启动第三工厂的建设；在营销方面，到2015年全国特约销售服务店将达到450家。
 
　　▲G20将九家保险公司认定为系统重要性机构
 
据悉，二十国集团(Group of 20，简称G20)领导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简称FSB) 7月18日将全球九家保险公司认定为全球金融系统重要性机构。
　　FSB将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AIG)、大都会保险(MetLife Inc., MET)和保德信金融集团(Prudential Financial Inc., PRU)这三家美国保险公司列入全球金融系统重要性机构名单。
　　除上述三家公司外，这份名为“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的名单中还包括五家欧洲公司和一家中国公司，它们分别是：安联保险公司(Allianz SE, ALV.XE)、忠利保险(Assicurazioni Generali S.p.A., G.MI)、英杰华集团(Aviva PLC)、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2318.HK)以及英国保诚集团(Prudential PLC, PRU.LN)。
　　上述公司都需要满足更高的资本要求以及其他待决条件。针对三家美国公司的特别要求尚未公布。
 
▲惠誉预计今年欧企自由现金流整体为负
 
惠誉７月１５日发布报告称，预计２０１３年欧洲企业总体上将产生负的自由现金流，因为欧洲经济的持续疲软对企业运营形成压力，而企业维持投资的必要性又将推高部分行业的资本支出。
惠誉预计，今年惠誉评级的欧洲企业预计将产生约９０亿美元的负自由现金流，而去年同期，该机构预计欧企将产生近２７０亿美元的正自由现金流。
在最新报告中，惠誉调低了对公用事业企业的预期，原因是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的下降和天然气进口价格的上升，削弱了电厂的盈利能力，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和部分欧元区国家的高税收又给该板块增添了运营压力。
惠誉还下调了对电信、媒体和科技企业的预期，这主要是因为行业竞争加剧，且欧元区边缘国家的财政紧缩政策冲击到包括葡萄牙电信和意大利电信在内的企业状况。不过，惠誉上调了对制药企业的前景。
 
　　▲日本两大证交所合并
 
　　据悉，日本两大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大阪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现货交易从7月16日开始合二为一。合并后，东证所的上市公司数量增至约3400家，跻身全球第三位，上市企业总市值以及交易额也上升至全球第三位。
　　分析人士表示，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交易所发展迅猛，如何尽快提升竞争力是日本证券交易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日本交易所集团希望两大证交所的业务整合有助于节约成本，提高日本证券交易市场的效率和竞争力，增加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管理视点
 
冯仑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日前在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曾在2013年年初也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信任体制，还是保持距离？
　　企业家在做选择时，总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跟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在资源获取方式上，中国现在就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所谓有背景的权贵，通常这些人都非常低调，人家闷声发大财。
　　第二种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这类人跟制度是比较正常的关系。首先有专业性，其次必须透明，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讲，再次还要讲诚信，这类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是一致的，既不高调，也不低调，是适调。
　　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靠乡里乡亲，小范围私募，基本上也不怎么跟公众打交道。
　　纵向看，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比如这些年有很多关于移不移民，资产转不转移的讨论，这又牵扯到我们跟体制的关系，是彻底信任这个体制，还是适度保持距离？从资本、知识产权到产品、客户的纵向链条，哪一部分放在境外，哪一部分放在境内？这关系到对未来体制的考虑。万通也做了自己的安排，把公司软资源部分、上游部分配置到海外，中下游部分配置到境内。
　　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然后中介费、服务费、信托、委托代理，一堆事，很辛苦。去年和前年，我平均每年飞180次，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所以我们得过去，每一件事都很费神。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就认真做产品，肯定比现在的业绩好。
　　“后半夜吃肉”的家训
　　在历史大背景中，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
　　第一种就是荣毅仁，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然后又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这是一种选择。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干脆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彻底不算帐了。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非常巧合。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比如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先生，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恨不得掏心窝子，肝脑涂地，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这是一种方式。
　　近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后，他家亲属跟我讲，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第二种是张謇模式。张謇真有社会理想，最先使用股份制集资，办企业办到全国第一，然后办公益、办教育，然后又投身革命。钱没挣着，落了个好名声，这也是一种。
　　第三种，实在弄不清哪个制度好，颠了再说。今天香港仍然有一批当年上海做纺织的老字号活了下来。
　　第四种更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卢作孚，抛家舍业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却被他收养的一个家伙出卖了。
　　社会转型中，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要么就变成张謇，比如万通参加了6个公益基金会组织；另外我们也和政府合作，但不是以身相许，还是市场化的合作；另外我们在海外也配置了一部分资源。
　　能在会场解决问题，我们才会安心做生意
　　赚钱这事其实很简单，百年历史上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但又很快衰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重大历史关头的分歧从来都有，但每一次分歧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国缺少一种“会场的智慧”。
　　历史上中国常用宫廷解决分歧。宫廷的方法就是没有增量只有故事，中国历史五千年不断在倒腾这点事。历代王朝通常靠太祖杀一大堆人形成巨大威信，然后二代、三代老婆、孩子太多，一般到第三代开始折腾，勾结大臣、宦官、外戚，然后出现内乱，平乱以后出现一次中兴，中兴完再过三代，就变成汉献帝了，然后再出下一个高祖。
　　另一种方法是“广场解决”。广场解决不了就战场解决。战场、广场和宫廷都是零和博弈。西方人聪明，发现会场可以解决问题，只有会场可以找到公约数，可以妥协。会场是什么？就是所谓民主、法治、宪政。会场的学问很大，大家都按规则来，可以把分歧、冲突变成一种可以观赏的游戏。
　　我老觉得知识分子把民主这事说悬乎了。民主好比奥运会，每次奥运会上百人带着拳头来打架，而且说好了我就在这里打，谁也不许跑，但打完还是朋友，而且观众看得有滋有味。其实民主就是这个原理，第一，指定场所，不能乱打；第二，所有人服从第三方制订的规则，裁判独立；第三，游戏是透明的；第四，胜负是相对的，这次输了明年还可以再来。企业家把这几条学会了，就像开董事会也老吵架，但我们不结仇。
　　在台湾，我曾问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几个问题：第一，台湾100万人上街游行，为什么能收住？第二，你为什么没有财务丑闻？第三，怎么能不干扰到老百姓？他回答得很有原则：第一、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自己是在宪政框架内做一个表达，如果当时冲进政府，这叫暴乱；第二，钱很简单，全部汇到信托账号，然后都有审计，我也不碰；最后，游行队伍怎么能回去呢？非常简单，台湾每次游行都是申请的。
　　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可选择的空间很小，主要靠政治家，如果能够在会场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安心在这里好好做生意。如果你不在会场上解决，那民营企业家就又得走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姿态。
作为买卖人，我们不能总抱怨环境，而要在可能的空间里做到最好
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
　　社会改革是最基本的，企业家们这么多年做了很多耕耘，为社会改革做了很多事。社会改革非常简单，一个是NGO，国内现在1900家私募公益基金会，多数都是这几年冒出来的，全由民营企业家创办，占整个国内公益市场份额65%；另一个是社区自治，社会改革会推动政府改革，把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融入社会，多余的公务员自然就被消化了。
　　社会改革做完了之后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就是政府的角色要由一个资源分配的裁判员，逐步转到服务型政府，要把看得见的这只手弱化。其中财政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政府支出在预算中大概只涵概了一半，另外50%没有纳入预算，要透明，慢慢把政府关到笼子里。凡是穿衣服少的，身材都必须好，一透明了，政府身材就好了，腐败也就少了。
　　政府改革也改完了，政党制度才容易改。我不大赞成有些比较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提政党制度改革，没必要，这事还早呢。我们看台湾当年的经验，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快速成长期，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党外运动都兴起了，社会足够强大以后，政党制度改革才被提到日程上。而且国民党当时有两个前提是具备的，一是蒋经国当时决心坚定，说我要用专制的办法解决专制的问题；二是蒋经国说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所以国民党改了，成立了“政党法”，国民党拿到了第一张社团登记证。
　　作为企业家，我们很不赞成现在讨论这么多政党改革的事，因为没法改，这事怎么改？把社会改革的事继续做好，再过10年，剩下的事就自有办法处理。
　　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
　　企业家对法治、秩序、理性有天然的支持。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
　　今天，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多的，因此企业家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我们管理着很多社会受托资产，你的资源不是私人资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责任，扮好第一角色。我们的第一角色是企业法人，第一责任是看护、管理好这些受托资产。
　　我们私下里也经常讨论，社会给企业家这么大压力和期待，但企业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对尺度很清楚，不会站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说话。作为买卖人，我们知道怎么把事情办成。我们也有很多想法，究竟是选择说给所有老百姓听，还是去跟我们的智库说？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智库去说，这是企业家成熟的做法。
　　我们一批企业家已经达成共识：第一要恪守企业家身份；第二企业家属于“中右”，不是极右，民主体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动社会；第三，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
　　比如王石发起了一件事，在公共领域帮助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因自己失误受到惩罚，成了弱势群体后，我们会去监狱里探望，帮助一些人，时间长了以后，就使民营企业家的自我意识更加清晰。
　　当然，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企业家要坚守“三性”原则：第一叫批评性，我不讲批判，批判有点猛了，善意的叫批评；第二是建设性，不破坏，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第三叫专业性，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怎样来建设呢？用专业能力来建设。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家，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样更有效，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
　　我认为，大家的行为模式彼此有一个大体上的共性。价值观念上，很多东西我们都支持，行动上，我们是很积极的推动循序渐进的改进，然后从社会改革倒逼政府改革，最终创造条件推动国家完成政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