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措施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6月19日在柏林发表讲话称，正打算再度努力，争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作为。他的政府准备对燃煤电厂实施新规，推广能效标准，并在公共土地上扩大可再生能源的生产。
　　随着奥巴马在立法方面的首要事项——移民法全面改革——在参议院稳步取得进展，他似乎正在寻找其他途径确保自己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留下经久的政治遗产。
　　奥巴马警告称：“延缓气候变化的努力需要大胆行动。否则，我们面临的可怕境况将是，更频繁的严重风暴，更多饥荒和洪涝，新的难民潮，海岸被淹没，海平面上升。”
　　奥巴马曾多次宣称有必要采取行动遏制全球变暖，但迄今没有拿出多少实际行动。
　　气候变化立法不可能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在等待新局长上任之际监管活动陷入停滞。奥巴马提名的新环保局局长吉娜·麦卡锡(Gina McCarthy)还未得到参议院全体成员投票的确认，尽管投票可能在6月举行。
　　但环保主义者表示，奥巴马这次是认真的。前几次奥巴马提到要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后，他们也曾表示乐观。
　　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气候和清洁空气计划总裁丹·拉肖夫(Dan Lashof)表示：“总统给了人们期待，他也明白这一点。我认为，如果奥巴马政府没有真正下定决心要前进，它就不会像这样大张旗鼓地释放信号。”
　　拉肖夫表示，克服各种障碍——包括共和党人对于相关法规“损害就业”的批评、以及石油行业的反对——需要“总统的领导力”。
 
福特计划到2025年将CO2排放削减30%
 
据悉，福特日前发布了第14份可持续性报告，提及目前关注的三大重点：环保、经济和社会。CFO鲍勃·尚克斯（Bob Shanks）称：“这关乎我们的声誉、产品、开发使用的技术、消费者心理和营销战略。可持续性也对我们的制造工序和设备、我们工作的办公室、规章制度、开支收入乃至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在报告中福特表示，到2025年平均每辆车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降低30%。而在2000年至2012年之间福特已经将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37%。也就是说从2000年至今，福特工厂累计减少排放了465万吨二氧化碳。
　　福特还宣称其开发的EcoBoost发动机、混合动力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帮助公司降低了碳排放。
 
专家论坛
 
中国经济面临“非典型滞胀”难题
 
据悉，对于海外经济而言，5月再次成为了一个动荡的月份，先有伯南克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联储准备开始调整目前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紧随其后，日本股市出现了“大地震”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进而触发了日本股市的连续调整。
　　上海经济评论6月20日发表管理学博士郭强文章表示，对于中国而言，5月的经济数据虽然不温不火，但其背后却暗藏危机。
　　首先，经济先行指数出现了再次分歧。5月的汇丰PMI继续回落，并降至50%的荣枯线下，这是自2012年11月以来该指数首次跌破50%的荣枯线,其中产出指数由上月51.1%小幅下降至51%，仍处于扩张区间，表明产能利用率仍在下降；而新订单指数的回落则说明总需求还在恶化；但随后公布的中采PMI却出现反季节的上升，从中采PMI历史均值来看，5月较4月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回落，从中采PMI分项数据看，进口指数和购进价格指数的改善幅度最大。由此,中采和汇丰PMI的背离，进一步表明实体经济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分歧，而以中小企业为调查样板的汇丰PMI下滑，则表明来自就业市场的压力已经逐渐显现。
　　其次，从工业生产来看，受制于行业性产能过剩因素，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连续9个月低于10%，持续时间已经超过2008年危机爆发时，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也仅为9.3%，增速较前3个月累计增速回落2.8个百分点，显示企业产出销售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应收占款占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已升至11%以上，暗示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已呈现恶化的苗头。
　　第三，固定投资方面，前4个月,房地产投资多项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剔出房地产投资后的投资增速则已回落至20.7%，大幅低于2008-2012年间的27.4%平均增速；在投资资金来源构成中，企业自筹资金的增速则回落至20%以下，2008-2012年间投资中企业自筹资金的增速平均为29.7%，显示企业主动投资的意愿不强。由此可见,如果未来政策层面对于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没有松动的话，那么未来投资的疲弱仍然使得中国经济增速难言乐观。
　　第四，自去年下半年以来，CPI已呈回升态势，虽然短期内CPI大幅上涨的压力不大，但PPI已经连续14个月出现负增长，因此，实际上中国已进入“非典型的滞胀”阶段。如果未来PPI不能尽快扭转持续下跌态势，那么实体经济的资产负债和经营收入情况必将还要恶化，甚至可能直接影响其融资能力，那么经济运行很容易陷入“实体持续弱，金融持续紧”的恶性循环，再加之美国经济复苏力度的进一步夯实，日元贬值带来新兴市场国家竞争性贬值，那么中国经济在内困之下，还将面临资本外流的巨大风险。
　　文章认为，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四个难题：
　　一是通胀再次快速增长的问题，尽管短期内通胀压力不大，但在食品价格、基数效应和货币供应滞后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ＣＰＩ在今年四季度再次上升至３%以上的概率很大；二是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对于中国出口的冲击问题，日本的货币宽松政策促使日元迅速贬值，进而引发其他新兴国家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进而对于中国的出口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三是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行业性普遍亏损的局面呈扩大态势，同时化解产能过剩的结构性改革也日益紧迫，因此，政府在实施逆周期调控的同时，还要兼顾结构性转型的目标，这样势必影响到政策的效力；四是就业压力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权衡问题，目前有关就业难的报道日渐增多，显示此轮经济复苏进程受阻已经在就业市场有所反映，此点与去年经济增速连续回落时期有明显区别，而中国以往的经验显示，一旦就业问题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那么结构调整的议题就会再次被延后。
 
周其仁称“接石头过河”倒逼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6月8日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财新传媒主办的江南论坛上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情势是“接着石头过河”，改革无法拖延。
　　周其仁指出，全国都寄希望于今秋的三中全会能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部署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改革来统领整个社会的治理，向善的方向推进，很多问题就会产生消极影响。现在的形势不是顶层设计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而很可能是“接着石头过河”，让人无从招架。
　　不管改革难的理由是什么，站在2013年的时点上，不改行不行？周其仁发问。
　　“从目前观察到的社会经济情况来看，恐怕是不行。”他表示，不改也得改，否则“更大的麻烦在后头”，这可以从三个层次证明。
　　首先，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社会经济平衡的问题首当其冲。“上山容易下山难”，积累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可以被掩盖和缓解，而经济增速下滑、企业利润减少时，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回退的余地。
　　“改革跑不赢社会的腐败和腐烂，后者就占主导地位，就没有中国的美好前景。”周其仁说，中国的渐进改革，由于某些原因放慢拖延，变成半拉子工程，这会触发社会问题；当下形势非常现实，要走上好的前途，必须走上改革这条路。
　　其次，社会主体成员的期望值发生了变化。周其仁说，人们对体制、政策的评价是受心理预期支配的。从中国年龄结构来看，目前承担较高职位的人，是经历过过去极其不像样的时代、以此来比较的人；但社会的主体年龄层，亦即产业和消费中最积极活跃的人口，其参照系不同，他们对公正和现代文明程度的标尺更高。
　　他说，放眼未来十年、十五年，200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也会成为社会积极活跃的主体。不能动不动就讲1978年怎样，一个社会有希望就是面向未来，我们要和社会主流人口的期望值赛跑，否则失望的情绪也会弥漫，不能同心同力。
　　第三，改革无法拖延。改革不到位激发了“法外”现象。人们等不到改革的到来，但有实际需要，于是就脱离正规合法性的空间，在法外世界创造活动。中国无一领域没有这种法外现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能力把法外活动容纳到系统内，就会与时代脱节。
　　“说得很像样的事情就会只占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我们提出，要好好梳理法外活动，很多改革就是赋予法外活动的合法性——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问题是，现在很多体制和政策不是按这个原则梳理，搞得这么麻烦，（很多）审批，真有必要吗？”
　　“如果在圈里头越搞越精细、越搞越繁琐，很多中国人的活动就会脱离这个体系，到法外去寻找，那么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就会越来越困难。这个问题要提起严重注意。”
　　最后，周其仁说，改革不论有多难，现在都要跟腐败和社会的溃败赛跑，要和社会主体人群的期望值赛跑，要把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法外活动吸纳到体制中来，变成合法制度化的运作过程。
　　“只有克服困难，加快过程。只有认识到不坚定的推进改革是有后果的，才能推进今秋应该推进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他说。
 
中改院推出改革行动路线３０条建议
 
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课题组推出了改革行动路线３０条建议。
据了解，中改院的３０条建议分成五大部分:
第一是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的改革攻坚。中改院建议客观把握全面转型的大趋势，抓住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形成未来３－５年改革攻坚的行动路线。
　　中改院课题组认为，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转型处于能否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治理转型到了有效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
　　第二是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中改院建议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关键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形成以拉动消费支撑７％－８％中速增长的体制格局。
　　中改院课题组认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包括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为重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以公益性为目标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以服务业开放带动新的全面开放。
　　第三是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中改院建议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
　　中改院课题组认为，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包括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协调利益关系的重大任务；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以制度统一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尽快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强化公益性、专业性、独立性为重点深化事业机构改革；向社会放权，着力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以改革信访制度为重点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第四是以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中改院建议加快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以权力公开透明为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３－５年的努力，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公开化，走出一条权力约束权力与社会监督权力有机结合、有效抑制腐败的新路子。
　　中改院课题组认为，以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为重点的改革攻坚包括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公开化；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分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按司法权公正、独立行使的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化人大监督职能
　　第五是把握改革的主动权。中改院建议在改革进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背景下，实现改革突破，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顶层协调，合理选择改革突破口，以把握改革的主动权。
　　中改院课题组认为，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包括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短期改革与中长期改革兼顾；把政府改革作为突破口；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改革先行先试与立法推进相结合；加强改革的顶层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