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全面推进城镇化需谨慎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城镇化发展战略课题主要调研起草人彭真怀5月25日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法律保障学术论坛上指出，“全面推进城镇化需要谨慎，弄不好容易出现混乱和灾难。”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57%，平均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中共十八大将城镇化视作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许多人认为城镇化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之一。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心，全面城镇化会推高地方债务以及房地产泡沫，而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
　　目前，由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14个部委共同参与的《城镇化发展规划（2012-2020）》还未出台，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时间也未确定。
　　彭真怀认为，在城镇化方向不明时，先停下来是进步，“否则你往错误的方向走，离你的目标就越走越远”。
　　在彭真怀看来，新型城镇化的“城”指的是县城，“镇”指的是小城镇，而不是地级以上城市继续扩大规模。他认为，地级以上城市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包括老城区、城中村、棚户区等历史遗留问题，同时这些城市还需要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彭真怀表示，全国这么大，新型城镇化不能盲目推进，要进行试点。可以选择30个县进行试点，用5年时间把每一个县城建设成为20万人的小城市，把试点每个县域建设到3至5个重点镇，每一个镇5到10万人。
　　“新型城镇化是一场真正的改革，改变我们从1949年（以来）对农民的态度”。 彭真怀认为，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是剥夺农民支持国家工业化的30年。从1979年开始，特别是1983年撤销低级行署设立地级市以来，城市化过程中存在剥夺农民的土地，支持国家各个地方城市化建设的问题。“这30年，农民是带着恐惧离开土地，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说。
　　彭真怀称，新型城镇化需要我们在财税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以及乡镇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可以用新型城镇化解决农民收入提高、农业增效和农村稳定问题。
　　此前，彭真怀曾表示，新型城镇化最核心的就是“捅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层窗户纸。不挖这个穷根，用尽补贴、免税等办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许成钢曾表示，中国城镇化改革这么长时间一直受到制度阻碍，滞后的原因就是它最基本的土地制度，国内应该承认土地私有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如果处理不好农民土地的问题，城镇化就会变成赤裸裸的掠夺，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
 
资本账户开放需纳入宏观审慎框架
 
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5月29日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日渐清晰。其核心内容是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账户开放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四位一体”的改革，其中每个领域的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直线到达，也不可能单兵突进，必须纳入到总体宏观审慎框架去考量。
　　资本账户开放意味着放松资本管制，也常被称作资本账户自由化或资本项目可兑换，因此，资本账户开放本身就是金融市场化，并融入全球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突破改革最后一道屏障。从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看，2002年至2009年，我国共出台资本账户改革措施42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基本处于近半开放状态。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部分可兑换的项目为17项，基本可兑换8项，完全可兑换5项，占全部交易项目的75%，而不可兑换项目有4项，占比10%，主要是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买卖衍生工具，而这些都是杠杆率高、风险监管难度大的项目，需要非常审慎。
　　就全球范围而言，几乎很少有国家是完全自由的资本账户开放，根据IM F发布的报告，即便是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也有15%至19%的资本交易项目存在限制。在IM F《2011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中，仅有七个成员国报告本国没有对资本交易的限制，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等于全面解除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各项管制。
　　当前，中国正处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战略机遇期，由此，很多观点认为，对于必须在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或者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完全成熟后再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说法，不能过分强调。不过，从国际经验看，开放资本账户带来的益处取决于国内金融部门的成熟程度。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发展越充分、效率越高，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好处就越多。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金融市场化，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
　　然而，中国金融总体还处于金融潜化阶段，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市场内部的投融资主体存在结构性缺陷，造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不畅，才使大量储蓄和国际收支盈余流出到国际金融市场，从而面临“资产错配”风险。因此，首要任务是要大力发展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努力将我国金融市场建成具有对外提供金融交易服务能力、由境内外参与者共同参与的、具有一定国际或区域影响的市场，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此同时，必须通过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逐步实现市场化定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消除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以及所引发的经济波动。
　　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更是资本账户自由开放的基础。如果在利率与汇率依然存在较大管制的前提下贸然全面开放资本账户无异于给国际套利资本大进大出打开方便之门，对中国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稳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账户开放的意义更多的是倒逼金融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为开放而开放。
　　最后，必须建立高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看，应是“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便于当局对流人资金进行监测和管理。伴随资本账户开放的加速推进，应建立清晰透明的资本项目管理框架，使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具备足够的空间和工具，对资本流动进行必要的调控和引导，从而注意规避开放所带来金融资本的双向波动风险，确保中国金融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30年即可
 
　　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著名金融学家陈雨露在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的《走向核心国家——中国的“大金融”战略与发展路径》大型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应该设立金融失衡指数。
　　报告中提出了“金融失衡指数”所叠加的多重基本指标，包括社会融资总量、投资、企业杠杆、利差水平、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报告认为，这些指标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金融体系的“融资泡沫”、实体经济的“投资泡沫”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发展程度和演化路径。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热点问题，报告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发展路径。陈雨露指出，“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分别用了55年和50年”，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是一个渐进而长远的过程，“未来30年(即到2040年)，中国应该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三步分别是：第一个十年(即2010年——2020年)是“周边化”，即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十年(即2020年——2030年)是“区域化”，即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使用；第三个十年(即2030年——2040年)是“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在人民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上，第一步是“贸易结算化”，即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步是“金融投资化”，即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步是“国际储备化”，即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
　　同时报告还提到，资本帐户开放应在2015-2020年之间完成；利率市场化可在2017年之前完成。报告指出，要有效把握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和秩序，使利率市场化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实际进程相匹配，防止改革进程错配所导致的各种潜在风险。
　　陈雨露表示，在2017年完成利率市场化，一方面是国际经验数据作参考，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汇率市场化相配合，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中国改革节奏是先内后外，根据我们的改革次序、改革节奏先内后外的原则，汇率市场化要在2017—2020年之间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在此之前，希望利率市场化能够基本完成，这样在2020年中国基本建成创新型国家和基本发展方式转型完成之后，金融价格形成机制就会完全市场化，如果没有这样的衔接就会出现大量的套利行为，所以一方面要考虑到次序，另一方面考虑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的衔接。
 
专家论点辑要
 
　　▲IMF再度调降中国经济增长率预估
 
据报道，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最高领导层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日益提升。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5月 29日再度调降中国今年增长率预估至7.75%的同时，并称若实际增速低于其预测，建议中国采取财政刺激政策。
　　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还指出，限制社会融资增速应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中国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7.7%，虽然高于政府年初设定的2013年增长率目标7.5%，但经济再度放缓仍让市场感到意外。迄今为止出炉的4月宏观数据和5月制造业PMI等先行指标，暗示二季度经济表现恐更加逊色，都让金融市场的疑虑升温。
　　IMF在4月中旬时曾将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预估下调至8.0%，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8.2%；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也下调至3.3%和4%，此前预测分别为3.5%和4.1%。
　　据中国人民银行初步统计，中国4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7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多增7,833亿元；1-4月社会融资规模为7.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06万亿元。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要靠投资不能靠消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5月30日表示，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不会减慢，未来几年经济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
 
▲蒙代尔认为中国不应用传统方式盯住美元
 
5月25日, 有“欧元之父”之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在“上海论坛2013”上建议，为了保证中国货币系统的稳定性，中国不应用传统方式盯住美元。
　　蒙代尔认为，1971年之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全球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国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全球性计价单位，汇率的大幅波动给各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经济危机一个接一个产生。尽管中国多年前就提出，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但由于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占据主要作用，所以在蒙代尔看来，中国对于美元的作用仍然过分倚重。
　　蒙代尔认为，中国一旦盯住美元，有时候确实会受到各方关注，但若美元和欧元的币值升值的话，中国可能会出现相关的危机，特别是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有一个变动之后，中国的人民币可能也会有一个缓慢的升值。
　　蒙代尔说，人民币连续几年将兑美元汇率控制在6以上的水平，所以中国如果用传统的方式盯住美元，就无法再去保证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在蒙代尔看来，随着欧元的诞生和不断发展，欧元也在世界货币版图中占据了瞩目的位置。他表示，当前包括欧洲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始在其货币系统内更少地去和美元挂钩。所以他也赞赏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币种通兑性”的设想。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蒙代尔还是相当乐观的，他提出，“毕竟中国的经济体量比较大，现在中国的汇率得到了控制，所以把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进行固定化的话，我相信，不稳定因素会得到消减。”
　　虽然蒙代尔预言中国有可能进一步把人民币打造成一个国际化货币，不过，他也强调，基于美元和欧元在国际汇兑系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当下日渐增大的经济体量，人民币要和美欧这两种主要的币种进行固定化，也要考虑一些替代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