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发布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近日正式公布《甘肃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排污者削减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可以储存自用，也可有偿转让。
　　该《办法》将于今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是甘肃第一部全面规范排污者排污许可行为的专门性地方行政法规，填补了排污许可证立法的空白。
　　根据《办法》，甘肃排污许可证管理遵循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的原则，排污者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工业废水、医疗污水和餐饮污水，运营城乡污水和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经营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以及其他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行为，都应取得排污许可证。
　　该《办法》涉及排污权交易的规定体现在第七条，该条规定排污者“削减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可以储存，供其自身发展使用，也可以根据环境质量和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在确保完成总量控制任务要求的前提下实施有偿转让。”
 
董明珠建议立法回收利用电子废弃物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近些年我国面临着各种有色金属资源枯竭、进口依赖不断增强的局面；另一方面，家电、电脑、手机等产品的普及与更新换代急剧加速，数以亿计的电子产品已经陆续进入淘汰期，大量的电子废弃物携带的宝贵金属资源却被随意抛弃、不当处理。由于无法可依，由电子废弃物处理不当所带来的重金属污染，尤其是铅、镉、汞等重金属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已经越来越严峻，如何将这些电子废弃物变成“城市的矿山”而不是“环境的炸弹”，亟待国家层面的立法保障。
　　董明珠称，当前我国“城市矿山”利用中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废弃电器拥有者缺乏回收、环保责任，收集渠道不畅。目前，中国电器产品没有强制性报废制度，也没有法律明确废弃电器拥有者的回收义务，更缺乏对于电子废弃物公共回收平台的建设。大量废弃家电和电子产品流入到“游击队”和“小作坊”式的非正规企业，而正规回收、处理企业却“无米下锅”。同时，回收主体多为“游击队”式的个体户，其不规范的回收处理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其次，规范化企业处理城市电子废弃物的技术要求高，资金投入量大；而以“游击队”形式大量存在的不规范竞争，使得先期进入“城市矿山”开发的规范化企业很难实现盈利，更谈不到技术研发和产业的良性发展。
　　董明珠称，目前我国规范电子废弃物管理的法规主要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相关主管部门对电子废弃物的具体处理方式、标准等要求一直未明确，导致行业处理技术和设备良莠不齐。同时，《条例》对电子电器产品生产者、废弃者的职责划分不明晰，对生产企业参与处理的鼓励政策不明确，且《条例》未提及针对培养国民环保意识的具体措施。
因此，董明珠建议，政府应针对回收系统出台强制性政策，并通过建立电子废弃物公共回收平台形成回馈、鼓励全民参与的回收模式，建立和完善回收体系。同时，建议政府成立专门的电子废弃物管理部门，全面负责管理废弃家电和电子产品循环利用的整个过程，结束目前 “九龙治水”的无序局面。
 
政协委员提议设立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
 
据报道，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仅是民众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更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体现。生态环境的治理在今年两会也成为政协委员们的重要议题。3月3日，政协委员、海南省儋州市副市长郑钢提议，在我国设置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切入点，探索和实践社会的综合配套改革。
　　他的核心观点在于：生态环境治理将不是唯一的目的，而应成为社会综合改革的契机。
　　郑钢在提案中指出，即使在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内，生态环境的境况也在日益恶化，主要原因在于政绩考核机制的冲突。区域中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其行政管理权限和职能，人、财、物的投入和使用，都受制于当地政府。遇到矛盾和困难，总是生态环境服从于招商引资，服从于项目建设，服从于经济指标。
　　他认为，生态环境治理已成为民生问题的核心，对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有重要影响。治理生态环境的根本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而非简单的环境治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对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仅仅靠提出“生态省”、“生态市”的建设目标，仅仅靠运用生态学原理，把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高效生态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远远不够的。
　　对此，他提出建立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举措：在我国设置一个省级、两个地市级，共三个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由中央直辖管理。其中：海南省为省级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三江源地区为地市级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内蒙古阿拉善盟为地市级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
　　在上述特别行政区内，中央应有相应的特殊授权，探索和实践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时有相应的立法权；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在生态环境特别行政区的发展评价体系中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作为优先指标，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民主政治制度、行政机制、考核与奖惩办法。
 
专家论坛
 
中国未来最大机会在开放和城市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3月6日在《浙商》杂志撰文指出，未来十年，中国最大的机会有两个。
　　一是中国的开放。今天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年后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开放还是头等重要的，因为长远的全球格局正在形成。开放带来什么？就是打通12亿发达国家人口和3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之间的现代化生活。
　　发达国家是一个海平面，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另外一个海平面，这两个海平面差得非常大。中国开放以后，大量资金、技术、商业模式进入中国，改变了原有的经济体制状况和经济水平，然后中国又开始为发达国家做出口，这两者之间的势能现在已经缩小了。但从人均GDP来看，现在中国是5000美元左右，发达国家大概是4万美元，还差八倍，所以可以释放的势能还是很大。不要看劳动力贵了，生产力还是有提升的空间，因为开放让中国人的学习成本下降了，这个效应相信未来十年还会起作用。
　　虽然这两年外贸数据不理想，从30%的增长率变成不到10%，但是里面孕育着未来的变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可能要进入一个对外投资带动贸易的阶段。30年前，我们是穷国，发达国家拿了现成的钱来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贸易形态。但是现在有好多国家不是不进口中国的商品，而是他们没那么多基础设施。中国现在的基础建设能力非常强，中国人可以到那边去投资，帮他们修建设施，再负责管理。现在很多对外投资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造需求。
　　发达国家现在遇到了问题，但它们也有调整的能力，而且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差距，不仅是人均八倍的收入差距，在技术、管理、商业模式上，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未来第一个大机会还是开放，中国还是要把自己放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机会。
　　第二个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空间资源重新配置。原先是农业文明，比较分散，现在的商业则更集聚。城市化就是要让经济相对集聚起来，这样分工程度才能提高，服务业才能发展。中国名义上的城镇化率是51%，而发达国家都是70%以上，所以城市化还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
　　我从上海坐火车过来，看路边的景观，城不像城，乡不像乡，东京、伦敦、纽约都不是这样的。这是由我们过去的体制、观念、模式决定的。这么分散，怎么搞服务业？怎么把商品送到你家？浙江的城镇化率已经很高了，但是小城镇多，大城市不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它会变成经济增长的障碍。小城镇多，高端服务业怎么搞得起来？所以这个领域是未来十年的一个大机会。
　　抓住未来十年的两大机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和平。未来十年，能否实现和平，这个至关重要。美国为什么强大？不是年度增长率高，而是它没有受到过战争的创伤，这就是所谓的复利。今年的利息进来又变成明年的本钱，复利的力量很伟大。要想和平，就需要强大的国防，否则很多国家都希望通过对外紧张来摆脱对内的麻烦。第二个条件就是比较轻的税收。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既能维持税收以保国家的强大，又不滥用权力。适度的低税必须通过深入的财税体制改革，按照十八大里讲到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扎扎实实的改革，否则企业就没法好好创业、好好创新。 第三，要有一个法制的环境。 对于2013年，要对高位下行有足够的认识。高位下行有其固有的特点，一个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价格指数也高，货币供应量偏松，市场主体对未来的看法体现到资产价格的预期当中就是高，只要这个预期高，负债的需求就会增加，谁负债谁就能用债形成资产。但是这种增长类型遇到经济速度下调的时候，资产价格一下来，CPI也下来了。物价指数高的时候，借的钱名义利率是正的，实际利率是负的；等到物价一下来，实际利率是正的，从负转正，它会极大地提升企业的营运成本。这就是块石头，水不落看不到，现在是水落石出了。
 
能源安全是未来十年中国最大挑战
 
　　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3月4日撰文指出，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城市化进入中期加速阶段，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受到更多制约条件。短期内，经济增长还会依赖资源投入，因此，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目前，中国的战略短缺资源基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严重短缺，主要依赖进口；二是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需要进口补缺；三是具有储量优势，但由于乱挖滥采、需求加大、大量廉价出口等导致潜在短缺风险。
　　资源短缺、资源依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资源及能源的开采权、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其全球供应产生重大影响。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争夺将可能演变为常态化趋势。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与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爆发式增长相比，总体需求有所放缓，但对一些战略资源 的刚性需求还将持续增长，特别是各国对资源能源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大。
　　消费趋同正改变着全球资源的供求平衡，国家间的竞争将演变为资源特别是能源竞争。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导致的供给中断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 在。考虑到未来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基数变化和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产生大规模的消费及升级换 代需求。因此，新一轮消费势必推动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
　　这里尤其关注的是能源安全问题。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地缘政治导致的供给中断或短缺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能源 的开采权、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全球能源供应产生重大的影响。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未来中国必须要统筹国内、国际 两大能源发展大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按照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这是中国能源安全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 不但要“走出去”，也要“拿回来”，也就是要通过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以及运输管道建设、能力建设，建设完善的能源资源贸易基础设施，真正 把能源“拿回来”，增强对国际大宗能源资源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权。
　　当前，世界能源版图正在发生板块裂变。近些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重大影响，美国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美国石油需求从升转降，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
　　美国“能源独立”的经验表明，国内能源开发是保持能源安全相对独立的重要基础。中国应该深化和加速资源外交，使资源外交成为国家实现全球资源战略的重要手 段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国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等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突破 能源资源瓶颈，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短缺资源。中国如何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建立一种资源体制，以便在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优先 确保中国能源需求尤为迫切。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资源外交战略比较成熟，通过能源资源外交一方面确保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密切与能源资源输出国间的关系，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海外能源资源的合作开发，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日本作为一个能源资源贫瘠的国家，积极拓展资源外交已经成为日本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去年11月，日本就对拥有丰富的稀土、石油及铀等天然资源的中亚五国投资总额达7亿美元规模的项目，以此来促进能源资源外交，保障国内能源资源安全。
　　因此，中国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中加强和深化能源资源外交以减少对抗和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