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必卷入“货币战”
 
据悉，自安倍上台后，日本央行宣布了2%的通胀率目标，并昭示将开放式地大规模购买资产，正式采取了日式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安倍内阁推出了一项20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其规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庞大。短短数月中，日本超常规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博得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喝彩，称赞安倍为当代最有魄力的凯恩斯主义者。
　　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日本的激进政策更多引起的是不安和担忧。安倍上台以来，日元相对于美元贬值了10%，相对于欧元贬值了15%。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定量宽松都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汇率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无怪乎德国央行总裁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开警告，日本政府对于央行独立性的粗暴干涉将不可避免地使汇率问题“政治化”。德国政府还表示将在G20峰会上提出对于日元的严重关切。英格兰银行总裁也表示对主要货币竞相贬值的前景感到忧虑。此时，中国的立场格外令人关注，国际财经媒体重新刊出了“货币战争”的醒目标题。
　　在当前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大环境下，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政策？
　　资深经济学家胡祖六在2月18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杂志撰文指出，最适当和明智的政策是保持超脱中立，不参与汇率贬值的所谓货币战。
　　第一，中国缺乏“货币贬值”的合理理由。美元近年来急剧波动，时而疲软，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大衰退，经济基本面恶化的结果。美联储“QE3” 的目标是为了促进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直接目标并非迫使美元贬值。同样，欧洲央行的定量宽松也是为了缓解越演越烈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维系欧元货币体系的稳定。不管成员国政府的意图如何，至少欧洲央行宁愿有一个较坚挺的欧元来帮助维系全球投资者对于持有欧元资产的信心。如果美元或者欧元实际上发生贬值的话，只能算是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产品。相比之下，日本压日元贬值的行动要赤裸得多，其辩词是日本经济陷入通缩泥潭20年，迄今苦无良方。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如果在一个持续低迷的第三大经济体和一个适度疲软的货币之间取舍，日元贬值可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主流经济学家中对日本政策持同情者大有人在。
　　尽管中国2012年经济显著减速，多种内部经济矛盾累积加剧，但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基本趋于稳定，7.8%的GDP增长率在世界名列前茅，令他国眼红。与债务深重的美欧日不同，中国手中仍握有许多政策牌，远非山穷水尽。如果中国在明显的相对经济优势下仍引人民币贬值，必会招致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抗议。
　　第二，在当前世界主要央行都实现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下，任何一国企图维持其货币持续的疲弱，实际上可能性很低。欧洲央行的大手笔资产购买，起初导致欧元走弱，但随着市场信心逐渐恢复，资本大量回流到欧元资产，欧元随即走强。日元近期的大幅贬值，也使投资者忐忑不安，可能导致日本债券利率上升，资本流入，从而使疲软日元昙花一现。近几年外汇市场干预的案例中，只有瑞士和以色列抑制汇率升值的尝试相对成功。瑞士紧跟欧元，以色列与美元挂钩，但均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其主要贸易伙伴对之不太介意。
　　第三，美欧中日四大经济体中任一货币如果在较长时期持续贬值，一定导致国际资本的大幅相应流动，使得贸易加权汇率基本趋向稳定。如果一国试图阻碍资本流动的自发性调整，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势必触发货币竞相贬值，最终是一场徒劳无功的零和游戏而已。
　　对安倍政府的汇率政策最敏感的莫过韩国。中日两国因产业与贸易结构的差异，受日元贬值的影响相对有限，但韩国首当其冲，韩国新政府一定对此大为不满，中国不妨坐山观虎斗。但除了汽车业受惠，日本并不能捞到太多好处。全球消费者不会因为汇率短期变化弃三星而钟情于索尼或日立。至少在IT产业，日本当前真正缺乏的不是汇率竞争力，而是产品创新的竞争力。
　　第四，中国继续实现灵活汇率，在稳定中略为升值，是较佳政策取向。短期制约中国出口的最大因素还是欧美日经济不景气导致外需不足。这种不确定性难以通过货币贬值减少或消除。从中长期而言，中国已明确了内需拉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战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货币纷纷大幅贬值的当口，中国沉稳理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曾取得巨大成就。在2013年似乎日趋白热化的所谓“货币战”中，如果中国能够抵制短期诱惑，表现大度超脱，不仅对于自身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最小，而且中国将以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大国崭新形象屹立于世，也将在全球经济与政治舞台上成为赢家。
 
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两大障碍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因为城镇化的过程既是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经济结构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收入增长的过程。它可以带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也可以消化工业化的过剩产能，还可以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增长。这一切都取决于城镇化的正确而有序地推进。
　　证券时报2月20日发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张弛文章称，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但是，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35%左右。不仅与发达国家70%-80%的城镇化率相差甚远，而且已经实现的仍然是半拉子城镇化。虽然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但是内地和广大农村，仍然相当落后，甚至出现了一种凋弊状态，如果你走出北京城50里地以外到偏远农村看看，也许会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新的认识和感受，与坐在高楼大厦里的想象完全两样。
　　文章分析，城镇化的障碍主要有二，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土地制度。
　　表面看来，户籍制度不过是一张纸，实际上是户籍背后所隐含的大量福利待遇，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要正确推进城市化，首先要取消户籍制度及附着在上面的福利待遇。其实，根据现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如给予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一样的义务教育、允许高中毕业生异地参加高考、全面实行城乡医疗统筹等。
　　从土地制度来看，由于二元分割的土地权利体系是阻碍城镇化正确推进和良性发展的关键，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是城镇化不可避免的重中之重。由于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其权利是不对等的。对土地用途的政府管制与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结合在一起，使得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农民离开土地和城市剥夺农村的过程。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新型城镇化仍然避免不了进一步扭曲。
　　据报道，国土资源部正在酝酿存量土地管理的新规定，以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稳定地价预期。按照研讨中的制度设计，除规划用于商品住宅等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的地块，必须由政府依法收回、收购重新招拍挂外，允许原土地使用人自行开发，允许开发主体通过收购进行集中开发，允许农村集体经济自行组织开发。新规的意义在于盘活现有未开发的存量土地，缓解土地市场供需矛盾和地王的压力，但并不意味着土地出让制度退出协议出让时代，也不意味着对现行土地“一律招拍挂”的松动。于是，在财政压力下，许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把未来的城镇化看作是房地产业的救星，并开始大规模地推地，土地市场俨然点燃了冬天的一把火。在土地粗放利用情况下，2012年10月份全国卖地1.3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8%，之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20个城市，土地市场供应量和成交量大幅上升。
　　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出修改。据悉，此次修改只涉及提高农民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不涉及集体土地的其他改革，“小产权”房仍在严格禁止之列。不过，单纯的取缔是禁止不了的，只能按照“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提高种粮的比较收益，让农民自己主动去保护耕地，同时按照财权和事权相一致的原则，改革现行财政体制，解决地方的收入问题。在此基础上，采取新老划断的办法，逐步放开。
 
中国新一轮城镇化并非变农村为城市
 
高盛公司新近完成的一份策略报告提出，中国下一轮的城镇化应侧重把那些已经住在城镇地区的人们变为真正的城里人，而非变农村为城市，城镇化不等于纯粹的造城。报告还估计，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会带动中国GDP一年内增长0.8%。
　　担任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的哈继铭及其同事在报告中表示，中国政府正在部署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但当下中国仍有大量居住在城镇但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福利的农民工，他们的行为还是农村行为，例如，出于养老的考虑而不愿消费，对预防性储蓄表现出强烈的需求。
　　报告提出，成功的城镇化自身从来并非一个目标，而是经济发展自然的结果，因此城镇化的自身演变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政府也应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投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率和责任感，也能分担大量的融资需求。否则，最后中国可能发展出许多‘鬼城’与贫民窟，并且有短期经济过热，长期债务负担过重的风险。”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以城镇居住人口计，中国的城镇化率略高于50%，这意味着居住在城镇的人口首次超过居住在农村的人口。然而，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仅约35%。
　　报告援引世界银行的预测称，中国城镇化率将在2025年达到70%。“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说明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仍可保持快速增长。”
　　高盛对1982年至201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后，证实城镇化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即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会带动中国GDP一年内增长0.8%，五年内增长3.5%。
　　报告认为，新一轮城镇化可推动中国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且意味着大量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和社会保障系统等。这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但不局限于户籍制度、土地权益和社会福利。
　　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消费水平越高。基于静态模型，高盛估计若按照当前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左右的速度，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5.2%攀升至2020年的38.5%。
　　“虽然很难预知中国城镇化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一过程将有利于基建、地产、建材、家电、旅游、医疗、教育、保险和金融服务等行业。”报告称。
 
专家论点辑要
 
　　▲研制总体方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务之急”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２月１７日在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２０１３年年会上表示，中共十八大发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后，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研讨制定改革总体方案。
　　吴敬琏在说，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一段时期的任务，而具体到今年，重点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１９９３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被视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指导中国改革的总体方案。
　　吴敬琏说，根本性改动将使中国原有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引起矛盾和阻力，也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要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尽快建立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班子，来统筹协调相关工作和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吴敬琏提出两条改革线索：一是问题导向，探寻造成矛盾的体制原因，明确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二是从领域入手，按照市场经济的子系统分类汇总需要进行的改革。在此基础上，由一个中央的工作机构和高层领导人汇总梳理成为总体改革方案。
　　谈到中国发展转型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吴敬琏认为，根源在于体制性障碍。同时，旧的体制性障碍不除，收入差距、遏制腐败、城镇化等问题也难以取得突破。
　　就改革的领域而言，吴敬琏认为应以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为中心，重点放在完善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放开各类资源的价格，反垄断、强化竞争，实现司法公正和完善的执法监管以及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
 
　　▲中国经济改革应主攻“三大战役”
 
知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近期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的记忆——中国名人谈改革》中提出，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国企体制是目前经济改革要主攻的“三大战役”。
“１９８０年的中国改革是从不起眼的农村家庭承包起步，它却真真实实地启动了中国经济整体转变的枢纽。”华生说。他说，土地制度是再次启动全面改革的逻辑起点。首先，纠正迄今为止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脱节，直接关系到城市的规划布局和发展模式、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协调和健康发展以及城乡间巨大的财产和收入差距的缩小与弥合。其次，土地制度改革是化解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其三，目前我国农民家庭的普遍兼业化已经严重阻塞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各种可能空间。最后，由于垄断与土地财政造成的农用地与非农用地的巨大利益差，在乡村土地上兴建各种小产权房屡禁不止，造成了这个领域法治的全面松弛与普遍破坏。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启动整个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枢纽性环节。
华生说，新一轮改革的第二役需要直指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初次分配之前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等。其次是二次分配的制度不公与软弱无力。此役不仅可以全面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可以大大增加收入和财产的透明度。第三役是改革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一是要有政企分割的大决心，二是要有好的制度与机制设计，二者缺一不可。
华生认为，经济社会领域需要启动的改革尚多，而“三大战役”则牵一发动全身，故列为主攻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