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方面改革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12月2日在证券日报撰文指出，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的支持。
　　支持经济增长的三大红利正在减弱
　　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红利正在减弱。一是国有部门改制红利，包括上世纪末国企改制、员工下岗分流，也包括本世纪初国有银行改革，卸下了包袱，剥离了不良资产，使得它们轻装上阵，成为自主经营主体。现在，绝大部分国企和银行都已成为海内外上市公司，实现了产权多元化、社会化，其经营活动接受社会股东和市场的监督，因此提高了经营效率。二是经济全球化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充分发挥出了劳动力充裕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享誉全球。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利用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促进了自身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三是人口红利。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城市与农村“分割”的“二元经济”，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超过了一半。不仅每年城市有大量新增人口需要就业，而且也有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增加了社会就业压力，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与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三十多年来，我们努力建成的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了。这种模式建立在劳动者低工资和资源高消耗、粗放经营基础之上，继续依靠外延扩张，必然受到资源瓶颈制约。上述三大红利曾经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对经济发展支持作用正在减弱，需要新的动力及时跟进。否则，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
　　从六方面改革入手
　　党的“十八大”对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应该从加快以下六个方面改革入手，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经济过多，不仅会导致经济效率流失，还会滋生寻租和腐败现象。应该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积极培育各类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市场能够自发发挥作用的地方，就应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应及时予以纠正，以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政府主要任务是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应“精兵简政”，提高政府服务于经济的质量。
　　第二，促进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让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让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自发发挥作用。因此，应该减少政府管制和打破垄断，让市场参与者都有公平参与机会。目前，我国市场要素，包括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货币资金等，都还没有市场化，价格信号常常扭曲，误导了资源配置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理顺价格体系，不让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将无从谈起。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到社会稳定，也影响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下一步改革重点：一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增加工资性收入比重；二是在二次分配中，提高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是发展资本市场，纠正银行存款利率扭曲，提高居民金融资产收益；四是加大国企分红力度，将部分国有股权直接划拨给老百姓养老金账户，从而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第四，深化国有部门体制改革。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国企产权改革和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在宏观层面：重新设计国有资产战略布局，主动在竞争性领域退出；国资管理体制改革重点是建立国资经营预算制度和面向全体国民的分红制度。在微观层面：将部分国有股权直接划拨到老百姓养老金账户；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加强经营者考核，建立长期激励机制和完善内控制度，鼓励创新，减少短期行为。
　　第五，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不能进入市场有三大负面影响：一是导致城市土地供给不足，引发城市房地产价格泡沫；二是农村土地不能集约化经营，降低土地使用效率；三是农民不能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级差地租，剥夺了农民到城市生存发展的“第一桶金”，因此影响了内需扩大，也影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实际是节约用地过程，可以做到增加农业耕地。
　　第六，加快金融改革。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是重点。要打造一个权威性的市场基准利率；平滑债券收益率曲线，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打破垄断，发展小微金融机构；深化银行内部改革，改进公司治理；逐步扩大外资机构参与竞争；扩大债券市场规模，完善品种结构，进行利率和汇率衍生品场内交易试点；完善法律和监管机制；加快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逐步扩大资本项目开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追求外贸进出口基本平衡，为汇率市场化创造有利条件。

澳新银行认为降低影子银行风险关键是金改

澳新银行12月4日发布研报表示，预计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大约占中国GDP规模的三分之一，其体系的风险问题已引起官方高度重视，金融改革是降低影子银行风险的关键。
　　报告称，在经历了2009年-2010年的信贷扩张后，中国开始了货币政策紧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小企业的信贷环境。较低甚至为负的实际利率也迫使存款者寻求更高利率，这也推动了中国商业银行的表外金融活动。澳新银行预计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大约为15万亿元至17万亿元，该规模约是正规银行体系的12%至13%。
　　澳新银行在报告中强调，中国需将注意力集中在更深入的市场改革上，并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存在风险，温州金融改革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1月24日，温州金融改革细则（下称细则）公布，细则允许地下金融体系向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过渡。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可以转型为小额贷款公司或者PE，这可能成为中国整体金融改革的先行尝试。“中国需进行彻底金融改革，而非仅仅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在新一届政府履新后，中国的金融改革将得到更快推进。”澳新银行报告称。
　　报告认为，影子银行体系不仅带来了金融风险，也对监管当局带来了相当的挑战。其一，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迫使银行增加表外业务，这将导致商业银行变得更加投机，并因此带来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其二，针对存款类金融企业的监管条例并不适用于特定金融机构，因此，这些机构可以拥有较高的杠杆率，其债务也远高于其流动资产。
　　较高的杠杆率在经济上行时将带来较高的回报率，而在经济下行时则恰恰相反。而由于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影子银行体系中出现的金融风险也会被传导至正规银行体系，从而导致了风险的传染，并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目前，影子银行的金融风险仍然整体可控，但金融改革是降低风险的关键点。” 澳新银行报告称。
　　由于表外金融活动受到监管较少，行为本身也不够透明，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澳新银行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主要包含三种金融活动：地下银行、信托产品以及商业银行从事的理财产品活动。这三种金融活动的规模分别占GDP的6%-8%、13%和17%-19%。
　　截至2011年5月底，中国央行认为地下银行的规模约在3.38万亿元。而IMF则估计该规模约为2.5万亿元至3.5万亿元；根据中国信托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三季度，中国65家信托企业持有总资产，共计6.3万亿元。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央行估计中国理财产品规模达到3.57万亿元人民币，大约占银行存款规模的4.5%。但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则判断中国的理财产品存量到2012年第三季度底为8万亿元至9万亿元，约是存款规模的10%。
　　相对于其他影子银行产品来说，澳新银行认为理财产品的风险最低。由于中国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所有的存款事实上都由商业银行兜底。理财产品由银行发售，尽管银行在出售产品时告知了相关的风险，但银行仍然面临着需要兜底的风险。
　　澳新银行还表示，“中国需要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才能对理财产品的风险进行根本管控。”从其流向来看，多数理财产品流向房地产以及政府融资平台。由于对这两个行业的商业银行信贷受限，其必须提供较高的收益率。此外，公司债券由于其收益率较高，也是理财产品的主要流向之一。
　　整体来看，97%的理财产品的发行期限在一年以内，表明这些产品主要被用于企业的日常营运。同时，理财产品的大量发行，也导致了存款变得更加短期，这是因为由于机会成本较高，存款者不愿意将存款锁定较长的期限。
　　信托产品则一方面从商业银行获得理财产品的资金，再将这些资金提供给愿意提供出价最高的人。另一方面，信托产品也与商业银行竞争拥有较多资金的投资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信托公司与商业银行类似，但可以提供范围更广的金融产品，同时信托公司却无需受到银行监管准则的监督，比如说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存贷比。
　　从信托产品的流向来看，34%的信托资金流向房地产和基础产业，而基础产业则被普遍认为与地方融资平台高度相关。同时，另有34%的资金流向了资本市场。由于大量信托资金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高度相关，因此经济下行也对信托行业的资产质量产生了明显的冲击。
　　地下银行的行为则最不透明，风险最大。事实上，地下银行所提供的高收益，正是其风险的体现。地下银行等金融行为集中在中国数个省份，比如：东部的浙江和西部的内蒙古省。由于正规银行体系往往只为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服务，因此中小企业则被迫转向民间市场进行融资，其融资成本往往高于20%。一般而言，融资者往往需要提供房产或者土地作为抵押，但在温州，很多民间借贷行为仅仅建立在关系甚至信任的基础上。

专家论点辑要

　　▲未来五年中国仍可维持GDP年增长7%

渣打银行12月4日发布报告指出，在内陆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下，中国经济应完全有能力在未来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内维持年均增长7%的势头。
　　报告指出，中国三线省份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三线省份45%的城市化率，与一、二线省份86%、60%的比例相比，增长潜力巨大。
　　该报告由渣打银行中国研究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及分析师李炜撰写，将北京、天津、上海划为一线省份（2011年人均GDP1.25万美元），将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内蒙古、浙江和江苏归入二线省份（2011年人均GDP7900美元），将中国大陆余下的21个省份划为三线省份（2011年人均GDP4100美元）。
　　报告称，如果三线省份的人均GDP能赶上二线省份2011年的水平（假设一线和二线省份人均GDP在2011年水平保持不变），中国经济应仍能在未来五年保持年均7%的增速；如果二线和三线省份的人均GDP能增长到一线省份在2011年的水平（假设一线省份零增长），则中国甚至还可以维持12年7%的经济增长。
　　王志浩认为，如果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可以有效得到缩小，在中国的相对贫困地区追赶相对富裕地区的同时，中国有完全能力在未来5-12年的时间内继续保持年均7%的经济增长。他称，可能使得中国未来经济增速低于7%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一线省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适合三线省份，但以目前人均GDP4000美元的水平，实现更高的收入应该不成问题。
　　报告同时指出，城市化在三线省份最具潜力，并将带动经济增长。报告称，未来十年，三线省份的经济增长并不复杂，“期待的无非是三线地区做一、二地区曾做的一些事。在缩小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同时，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势头”。

▲社科院预计明年经济增速8.2%

　　中国社科院12月5日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预计，2013年经济增长率为8.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3%。报告建议加大普通商品住房的投资和建设力度。
　　蓝皮书还指出，十八大提出2020年我国GDP和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可期。实现十八大目标所需的增速最高仅为7.1%，而今后10年可能性最大的平均增长速度为7.5%~8%。
　　蓝皮书指出，如果房地产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必将对稳定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尽管今年7月~9月房地产投资增速均在15%以上，初步显示了触底企稳的迹象，但仍存在下滑的风险。
　　“未来一个时期，要加大普通商品住房的投资和建设力度，特别是中小套型住房建设，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满足居民合理的自主性住房需求；加大普通商品住房和各类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促进建立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协调发展的住房体系，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和政策体系。”蓝皮书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