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

我国将实施多项专利制度创新

国家知识产权局11月29日发布了《2013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以下简称《推进计划》）。
　　据介绍，《推进计划》在2012整体推进十个专项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确定利用3-5年时间，实施“专利制度创新”、“专利制度运行保障体系建设”和“专利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三大主体任务，并围绕三大主体任务，确定了15项具体任务和42项工作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推进计划》不仅对各项工作任务和措施提出了具体可量化考核的工作目标，还结合当前全国专利事业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形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工作举措。
　　在专利制度创新方面，除了推动《专利法》修改进程、《职务发明条例》立法进程等以完善专利法律法规外，我国还将研究制定国家投资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职务发明人流动中利益共享办法、关于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明创造和转化实施的指导意见等相关配套政策。
　　为保障专利制度高效运行，《推进计划》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专利运用体系建设，探索建立“政产学研金介用”深度融合的专利协同运用模式，推动专利的储备和流转；推动建立多层次的专利投融资服务体系，搭建20个左右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平台。同时，将围绕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建立一批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高效服务企业和产业。
为充分发挥专利助推企业转型、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相关部门将发布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重点选择15个省份进行支持，每个重点支持的省份至少培育30家达标企业；并开展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程。实施产业专利联盟促进计划，指导和建立20家左右产业专利联盟。

科技部等三部门确定第五批创新型试点企业

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三部门日前确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26家企业为第五批创新型试点企业。　
　　三部门要求各试点企业认真落实《企业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申报书》中制定的试点方案，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努力创建创新型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据介绍，第五批创新型试点企业的选择资格为：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主营业务和技术发展重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源政策、环保政策和《科技规划纲要》的战略方向；企业守法经营，近两年无重大质量、安全、环保问题及相关负面信息。第五批创新型试点企业的选择条件为：具有企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具有行业带动性和自主品牌；具有明确的创新发展战略和良好的企业文化。

专家论坛

避开中国式收入倍增的三大误区和陷阱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备受各界关注，业界有关讨论持续升温。证券日报11月27日发表评论员熊欣文章表示，展望收入倍增的中国道路，方向正确，前景光明；不过，在实现收入倍增的道路上，要注意避免几个误区和陷阱：
　　首先，收入倍增是否意味着新一轮货币超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道路。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近两位数的高速发展，经济体量不断壮大，成功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在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目标切换中，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日益提高，居民收入也水涨船高。
　　在当前已经不低的总量起点上，如何在未来数年内实现收入倍增的宏伟计划？部分业内人士对此担心，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货币超发？
　　从十八大报告相关内容来看，中国式收入倍增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其中，居民收入翻番系首次正式提出。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就是居民收入倍增的源、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逐渐实现收入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改革亦箭在弦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逐步提高。一方面是做大蛋糕，一方面是切好蛋糕。中国式收入倍增，绝不会走超发货币而收入“被”增的道路。
　　其次，收入倍增是否意味着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一个简单的逻辑，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走的是市场化道路，用的是经济手段。在既有的差距下，实现收入倍增如何进一步保证公平？收入倍增又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收入“被”增，即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被”增？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相当程度的分配不均甚至不公、各阶层收入差距巨大的局面，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患寡而患不均”，民间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由来已久。贫富差距拉大，既是当前民众所普遍关心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也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切。
　　在十八大胜利闭幕后，21日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在这个被业界解读为决策层吹风中国经济社会新一轮改革的重要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说，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他强调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之“快”，收入分配改革则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之“好”，同样兼顾了“又好又快”。事实上，提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社会公平，有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归属感，这种共识的社会基础日益扩大。比如，作为经济发展的利益既得者，一些企业家和富豪却选择移民海外。
　　业界识者提出，实现收入增长下的相对公平，要通过真刀真枪的改革打破两个阻碍。一是行业垄断，如能源行业、通信行业、金融行业；二是权力腐败，提高社会各阶层收入的合法性和透明性，遏制和消除灰色收入。
　　再次，收入倍增是否意味着超额福利时代到来？
　　在中国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欧美式福利显然不可取。事实上，欧美式过度福利不仅自身难以为继，而且还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麻烦。
　　在当代中国，依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其本质本质要求，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中国经济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继续推进改革和创新。而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则要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惟其如此，才能不断增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后劲。

新型城镇化是破解二元结构失衡关键

中国证券报11月25日发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文章指出，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获得新增长动力的关键，与其他国家城镇化发展路径不同的是，新型城镇化更是中国实现深层改革、破解二元结构失衡的突破口。
　　文章称，世界城镇化历史表明，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十六大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
　　从全球范围看，城镇化道路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英国的城镇化，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英国的城镇化用了200年时间；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的城镇化，其规模更大，用了100年时间；第三阶段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只用了40-5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然而中国所走过的城镇化之路与这些国家都不尽相同，集中表现在中国城镇化道路带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
　　文章分析，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发展战略互为因果的三大重要支撑，然而这三大战略的地位并不平衡，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经济二元结构形成及发展的历史轨迹。建国之初，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化战略和赶超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向工业和城镇大规模转移，农业资源大量流向非农业部门，以实现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有限资源向工业化的配置和整合。这一现象造成了极不平衡的城乡与工农发展态势，其结果就表现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城市化速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并由此演变成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如果用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来度量二元经济结构程度的话，根据我们的计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经历了一个由减弱到增强的过程。中国二元对比系数先是由1978年的0.164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249。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又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明显增强，2006年二元对比系数为0.179。发达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0.52-0.86之间，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0.45之间。可见，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二元结构不仅是中国内部失衡的最大症结所在，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具体表现在产业体系上，实行农村单一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的城乡二元产业政策，把农业产业链中的产供销、贸工农也分割开来，呈现出 “产业二元性”；在要素配置上，实行城乡差别性的二元政策，人为割裂城乡之间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现为“市场二元性”；在国民福利上，由于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导致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以及劳动就业的非均衡发展，表现为“福利二元性”，极大地制约了市场容量的扩大和增长潜力的释放。
　　文章指出，经济二元结构发展失衡的低成本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中国需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
　　新型城镇化要求“工业反哺农业”，提升经济产业结构。恩格尔定律决定了从长期看纯农业收入大体上是一个常数，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农业收入所占份额会越来越小，集约经营或引进新技术也难以使农业总收入显着增加。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减缓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不可能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富裕起来，也不可能消除二元结构。因此，只有通过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用技术与产业扩散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和农业产业资本形成，用教育和技能培训来提升农村劳动力，才可能实现劳动力数量增加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转换，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新型城镇化要求“城市反哺农村”，建立真正的一体化市场体系。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打破分割的城乡二元市场体系，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目前农村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于城市，因而拥有更多具有较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城乡之间在信息、资本、人才密度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一旦打开闸门，就会形成“瀑布效应”。这样，城市生产力就能在农村地区创造新的生产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高级化，进而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使城市效应外溢，城市内部的富裕能力逐步向农村反哺。
新型城镇化也是最大限度扩大内需的根本所在。根据麦肯锡报告预计，随着城镇化进一步推进，2012年至2030年间中国家庭消费额会增长到原来的3倍，从户均3万元升至9.2万元，这个变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如果能够通过公共服务、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土地流转，以及以财税、金融、价格为主导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打破困扰中国城市与农村、城市人口与农民工之间的“二元福利”结构，中国强大的内需潜力将不可估量。

专家论点辑要

　　▲中国的发展空间取决于推进改革

11月27日，在腾讯网“2012年度思享沙龙”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中国能否抓住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空间，一是取决于和平的预期，二是取决于在各个领域深入推进改革，三是在微观层面推动创新。
周其仁提出，和平是最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发展不能中断。不能让战争风险搅乱经济发展。中国需要妥善处理民族自豪感和其他国家相处的关系。
　　现行汇率形成机制下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造成了当前很多异常的价格现象，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阻碍了微观经济的活跃。随着投资收益率下降，“水落石出”，出现了当前的经济困境。中国需要深入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一是需要“加资本之面”，深入推进汇率机制、税收、资源市场化的改革；二是要改变政府主导城市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三是深化教育、科技和企业制度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
　　周其仁提出，中国需要就汇率形成机制实施根本改革，“央行既要维持本币币值稳定，又要维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这很难做到。因为美元汇率是央行无法控制的。”他说，改变当前人民币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此外，中国需要实质性减税，尤其是对承担着90%以上就业的小微企业，这些企业正受困于经济下行带来的开工不足。现在，受困于房地产市场调控，一些地方政府还在“查税”，“这对于已经困难重重的小微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再者，中国需要增加进口的便利，让进出口更大程度地平衡，以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换其他国家的商品。国家需要在以对外金融和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克服外贸遇到的困难。第四，中国需要推动货币和资本深化，将市场外的资源放入市场。比如，确定农民在土地和宅屋上的权利，建立市场，允许流通。
　　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会深深受惠于城市化进程，但要避免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带来的大量失误，为此要推动户籍制度、投融资体制等层面的改革。
　　在微观层面，周其仁提出，中国下一步要在提高生产率方面有所作为，要使生产率提高得比工资快。否则，中国无法比日本强，比欧洲强。为此，中国在工艺、材料、流程、产品、商业模式、企业制度、教育、科研等层面推进改革。目前，中国产业界大量时间精力不在管理、产品、基础，而是在关系上，“这会损耗这个国家的长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