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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国经济低质增长

据悉，在中国，1986年的1元钱广义货币大致能带来1元钱的GDP，而现在却只能带来0.50元的GDP。与此同时，1980年的1元投资能换回4.1元GDP，但到2011年却只能换回1.8元的GDP。投资者报9月25发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文章分析，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
　　全世界都承认，自1978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在这34年间取得了年均10.0%的GDP增速。作为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年均GDP增速来划分，我们可以把1982年至2011年这30年划分为各10年的时间段，即1982~1991、1992~2001、2002~2011，这三个十年的年均GDP增速分别为9.7%、10.4%与10.6%，越来越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既反映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加深（从而更深入地享受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红利），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管理宏观经济波动的能力上升。然而，高增长背后的经济增长质量，却不容乐观。
　　中国的投资率（总资本形成与GDP之比）由1980年的35%一路攀升至2011年的49%。接近50%的投资率不仅是当前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高的，即使与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历史可比时期相比，前者也是最高的。然而，投资率的上升却伴随着投资效率的下降。
　　经济学用每年总资本形成增量与每年GDP增量之比，即“增量资本产出比”这个比率来反映1元钱投资下去，能够换回几元钱的GDP。从图1中我们不难发现，该比率已经由1980年的4.1降至2011年的1.8，而1980年至2011年这32年间的平均水平为3.1。增量资本产出比的下降意味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下降。
　　中国的广义货币（M2）与GDP比率，由1986年的64%上升至2011年的183%。该经济货币化比率也是当前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高的。
　　当然，由于中国金融结构过于偏重银行间接融资，中国的M2与GDP比率与其他国家并不完全可比。不过，我们可以用中国增量GDP与增量M2之比的历史演进来展开分析。该比率由1986年的0.94下降至2011年的0.50。换句话说，1986年，1元钱广义货币大致能带来1元钱的GDP，而现在1元钱的广义货币只能带来0.50元的GDP。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信贷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在下降。如果改用增量GDP与增量人民币信贷之比来衡量，结果是基本相同的。
　　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质量令人担忧。一方面，中国的高投资率会形成巨大产能，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过去主要通过出口来进行消化。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造成外需萎缩，以及中国经济体量的放大，外需不足以吸收中国的产能。一旦国内收入分配改革滞后，国内消费短期内难以崛起，这会导致中国制造业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从而降低投资对经济的驱动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过去偏爱通过放松信贷来应对经济下滑，造成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上升。然而在目前的金融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能够获得绝大部分信贷，但它们的资金运用效率不高。民营企业尽管有着更高的创新能力与生产率，但不能获得足够的信贷。这就造成广义货币与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下降。此外，过高的经济货币化比率还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未来面临高通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冲击的风险较大。
　　文章提出，中国政府应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呢？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
　　第一，中国政府应加快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分配，通过政府减税与国企分红来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而最终提振国内消费，以解决过去高投资率形成的过剩产能；
　　第二，通过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向民间资本开放这些行业，从而引导未来投资中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以提高新增投资效率；
　　第三，加快发展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与直接融资市场，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充分与更低成本的融资服务；
　　第四，政府应该努力避免重走通过过度信贷扩张来刺激经济的老路，更多依赖结构调整来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从而通过更快的GDP增长来稳定住甚至降低经济货币化程度（M2与GDP比率）。

夏斌把脉中国经济大问题

财经网9月25日发表国务院参事夏斌文章表示，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有两个基本判断需要重点关注：
　　从短期看，按目前的改革力度和调控方向，今年经济中遇到的问题，明年同样存在且风险更大。中国经济、社会中积累了大量矛盾，是危机和转型在赛跑，我们的时间不多。把问题看得严重些，有利于我们主动开展工作。
　　从长期看，要解决多年积累的大量经济问题，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已经很难，必须从社会、经济、政治三方面统筹考虑，做出长期安排。首先要严惩腐败，让百姓满意，巩固执政基础；其次要把已经做大的“GDP蛋糕”向穷人倾斜，在稳定民心的同时提高消费率；最后要只争朝夕抓改革，这是解决各种长期问题的唯一出路。
　　在去年1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会议上，就“顶层设计”问题我讲了四条原则、八大内容和三点方法。其中八大内容是：土地制度、经济结构、财税改革、城镇化战略、资源价格改革、金融改革、技术创新及国企改革问题。
　　现在要讨论的中国经济问题很多，大家见仁见智，不容易统一。若从方法论角度，我们应找到各种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有助于提炼出纲举目张的大问题。我认为，总的原则是“问题导向”，从问题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经济学概念、逻辑入手。
　　譬如从扩大内需角度，我们可以引出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是要解决城镇化问题、贯彻城镇化战略。这个方向是对的。但面对现实中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先抓哪件事，后抓哪件事，决策层怎么决策？城镇化是一个政策不断调整、执行的结果，而不是问题的原因。
　　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民工能在城里先住下来，这就要进行户籍改革，要解决包括上学、看病等安全网建设中的财政资金问题。要让进城的农民工在城里住得舒服，就有水、电、气等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中的资金问题。谁投？怎么投？要让农民能长期住下来，并且把老人接过来，就要有就业机会。为此就要放松各个领域的投资管制，允许大量民间创业投资，这又涉及民营资本如何进入、服务经济如何发展、国企如何退出等问题。
　　所以，城镇化不只是让不让农民进城的户籍改革和财政有限的资金分配问题，它涉及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错综复杂，深挖问题背后的原因，会引出一连串问题。
　　总量问题和系统性风险
　　文章认为，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要从抓总量和系统性风险两大问题入手。
　　一是如何确保GDP总量长期平稳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合乎发展逻辑。但是速度下滑，问题就“水落石出”，不仅眼前日子难过，还会暴露一系列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风险。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路，只能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到2010年的33.8%，十年内降了13个百分点。即使包括政府消费在内的总体消费率也由62%降到47%，十年内降了15个百分点。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恐怕不存在第一个十年那么旺的全球需求了。
　　中国经济要稳定增长必须靠内需，而内需中投资已不能一味地拔高，产能过剩严重，剩下的只能靠提高居民消费率入手。而要真正拉动消费，必然会触及一系列重大问题。
　　例如，当前国务院正在研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这很重要，但改革后提高的消费，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率，也不可能去填补因投资与出口减少而出现的缺口。
　　拉动消费，就要抓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以解决预防性储蓄问题，这就会涉及扩大财政支出问题。如果财政转移支出多了，政府投资少了，稳投资又涉及扩大民间投资及国退民进的问题。
　　扩大中国居民消费的重头戏，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的消费，这可能是今后中国消费增长中最快、最大的一块。怎么提高？最有效的途径是释放农民手中的土地“能量”，这就要涉及宅基地的安排、土地的流转制度、小城镇土地规划等问题。
　　居民的财产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提高居民消费的一大途径。如何提高？总不能长期靠炒房地产，要靠民间创业和投资。如果房地产市场整顿到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减少，中央与地方财税如何重新安排？届时若国家财力问题凸现，要不要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投资需求中地方政府投资捉襟见肘，不是对民间投资“情不情愿”放开的问题，而是如何鼓励。
　　如果采取以上措施，还不能解决居民宏观平衡中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的问题，那么长期负利率就是不合适的。利率要市场化、金融改革要配合，银行利润要减少等，这会迫使其他方面的改革速度要加快。
　　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想从根上解决消费问题，必然会涉及大量重要问题和制度改革，几乎可以统领我们解决总量增长所遇到的各种长期问题。
　　二是抓住系统性风险问题的解决。
　　美国学者鲁比尼曾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要出事；国外某机构又预测，2016年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要崩溃。我们可以不信，但应该把这些预测当苦口良药，起到警示作用。
　　从风险传导机制入手，我们很容易理解一系列经济问题的逻辑关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坚持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方向也是必须的。打击投机炒房，就会导致房市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下降；量价下跌，从实体经济讲，必然会引起其他行业投资、工业利润、税收下跌；从资金链看，房价下降，自然会引起土地价格下降；地价下降传到土地财政收入大减，再传到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难解决，最后会不得不引起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问题。
　　中国2400多家上市公司中，银行股只有16只，但利润却占2400多家公司利润近一半，如果银行资产质量下降，股市怎么能“由阴转晴”？
　　曾在去年底提出，房地产调控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难点和关键。但是，今年初以来国务院领导、住建部在不停地强调要调控，为什么市场、地方政府仍在与中央政府博弈？因为仍存在不该有的预期，期盼房价恢复上涨？
　　能不能把打击炒房、支持刚需的政策说得更精确、明朗些？更彻底、长期化些？我猜测，这本应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又不行。因为信号明朗后，炒房的人会纷纷抛售，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经济危机就会真的来临。目前采取不明朗的预期策略，估计是想稳住增长，但这又绝不是长远的良策。所以说，今年的经济困难，在明年上半年仍会存在。
　　今后怎么办？
　　文章指出，下一步，要看中国房地产投资下降后，其他投资能不能替代，否则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很麻烦。
　　目前靠政府投资财力已有限，能不能真心实意去鼓励、而不是被动响应落实“新非公36条”？能不能变卖一些国有股份，扩大民间资金的“投资乘数”？中国不缺资金，只要放开管制，理顺政策，会涌现大量民间投资替代房地产投资，补上中小城镇建设中的财政投资缺口。
　　不少人对中国经济很悲观，富人移民的不少，部分消极情绪也体现在股市走势上。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增速合理下降，主要是因为一些人看不清这些系统性风险，弄不懂政府准备怎么去解决，因此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其实，相当多的人既认同中国增长的巨大潜力（但仅是潜力），但又因看不清前途而缺乏信心，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深层次的大问题。要抓住化解系统性风险这一牛鼻子，政府就需要对经济发展中已积累的很多麻烦必须做出系统的、正面的回答。
　　只有把当前困难的“底数”向市场坦然承认，同时把一系列需要调整的政策说清楚，包括如何解决投资替代问题，如何提高消费，并在逐步解决好房市泡沫问题的同时，使逐步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预期明朗化，才能让海内外投资者真正确立理性预期，相信中国在今后十年仍拥有经济高增长的潜力。否则，只能以危机形式来强制实现经济调整，后果难以预测。
　　因此，寻找今后5年－10年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不妨从以上两大问题切入，顺藤摸瓜，纲举目张，从而理清经济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
　　应抓紧制定国家关于促进居民消费的发展规划，统筹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内部，应尽快制定一个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预案，重点围绕用一定的时间消除房市泡沫、使经济平稳增长这一主题，提出组合性的政策储备，择机逐步出台，在平稳增长中真正做到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
　　其他单项的重大经济问题，可以从配合的角度，分别搞单项改革方案。例如，关于金融改革、鼓励创新、资源价格改革、扩大世界市场等。特别是最后一项，在今后5年－10年全球需求减少为大概率事件的情况下，如何消化中国已经形成的巨大产能和保持今后中国平稳增长中又新增的一块产能，至关重要。
　　新需求在哪里？必须开拓新的世界市场。除拉美、东盟十国，非洲市场不可忽视。16亿非洲人的手机、冰箱、洗衣机、汽车、食品需求还会大大发展。“中非论坛”承诺未来三年我们给200亿美元贷款，我认为远远不够。
　　作为战略考虑，应抓住人民币国际化和现有3万多亿美元储备的历史机遇与资源，在内部形成一个有长远意图的对外投资、贷款与援助的国家综合性指导意见。我们应做出精细的安排，扩大人民币和美元的“双币”对外投资、贷款与援助，让资金出去，让对方国进口中国产品、消化中国的产能，稳住中国的增长。同时支持对方国形成一定的投资能力、打造有竞争力的商品，进而扩大针对对方国的进口、特别是资源的进口，以平衡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