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

两部门规范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18日联合发布《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于2012年9月1日施行。
　　暂行办法规定，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包括：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再制造，指对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进行专业化修复的批量化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技术示范推广；循环经济(含清洁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国务院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财政部协商确定的其他重点工作。
　　同时，对中央基建投资、中央财政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等已支持的重点工作(工程)或项目，专项资金不再予以支持。
对循环经济的重点工作，专项资金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支持。例如，支持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的专项资金，采取预拨与清算相结合的综合财政补助方式；支持再制造的专项资金，在构建完善质量保证体系的前提下，主要采取补贴的方式支持旧件回收及再制造产品的推广及产业化发展；支持清洁生产技术示范推广的专项资金，对于成熟的先进、适用清洁生产技术，在组织专家论证的基础上，通过政府购买技术的形式，在全行业免费推广。

深圳明年实行碳交易

深圳市政府９月１９日介绍，深圳将于２０１２年底前完成碳交易市场建设，２０１３年初正式开始碳交易，已纳入强制减排的８００家企业的碳排放核查工作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完成。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中国碳交易试点工作。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成为国家碳交易试点省市。
深圳市政府１９日说，深圳碳交易试点目前已进入企业碳核查与配额初期分配阶段，碳排放量一年达２万吨以上的工业企业全部纳入强制减排范围。目前纳入强制减排的８００家企业涉及制造业等２６个行业，其合计碳排放占深圳２０１０年碳排放总量的５４％。
　　据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德林介绍，当强制减排的企业碳排放量超出拥有的配额时，必须对超出配额的碳排放从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或碳减排量来履约，否则将受到处罚。在碳交易试点期，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拍卖分配为辅，以后将逐步扩大拍卖比例，逐步向完全拍卖过渡。企业若将碳排放得到有效的控制，可在碳交易市场出售多余的配额获取收益。
　　据吴德林介绍，深圳近日已启动对第一批１００家企业碳排放情况核查的培训工作，纳入强制减排的８００家企业的碳排放核查工作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分期分批完成。为增加核查结果的公信力，深圳制定了科学、严格的第三方机构管理办法，并对深圳市认证机构、技术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等３０多家单位进行严格审查，从中选择了参与深圳企业碳核查的第三方机构。
　　据了解，深圳碳排放交易所２０１０年９月成立，率先探索排放权交易市场化运作机制。后实现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１５００万元增至３亿元。目前深圳正在运用特区立法权对强制控制碳排放立法，《关于加强碳排放管理的决定（草案）》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８日在深圳市五届人大第十七次会议上进行了审议。

专家论坛

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应遵循“先内后外”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9月18日撰文指出，中国国务院9月17日公布的《“十二五”金融改革规划》中包括很多战略和战术层面的改革，这其中“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更是备受瞩目，这“三化”之间的逻辑顺序到底该如何？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关系到底如何？
　　事实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快启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相对滞后。但人民币流出很可能是建立在 “失衡”基础上的，这种人民币流出远大于流入的不平衡现象，既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初期的必然现象，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币回流渠道不够畅通、境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有限等现状。
　　失衡是因为人民币现在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境内和境外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的开放使得香港离岸人民币(CNH)外汇市场得以与内地在岸人民币(CNY)外汇市场并存，两种汇率形成机制的差异必然会留下非常大的套汇空间。由于人民币实际收益率及其预期收益率要高于其他货币实际收益率，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本外币正利差的情况下，市场主体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倾向增强。
　　根本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并最终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关键是要实现人民币的投资功能。这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广度和深度；其二是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而这两点又是互为因果的。开放资本账户带来的益处取决于中国金融部门的成熟程度。对于发展越充分、效率越高的金融结构，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好处就越多。而反观中国金融体系还远没有与货币国际化相匹配的效率。中国金融总体还处于金融潜化阶段，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市场内部的投融资主体存在结构性缺陷，金融脆弱性较大。
　　在这样的境况下，靠放开资本项目来推动货币国际化也是很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冲击，包括资本外逃引发政府财政收入下降、银行流动性危机、借贷成本上升和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境外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可能会提高国内宏观政策的复杂性。人民币国际化后，有一部分人民币将会在国内市场和离岸市场之间相互流动，可能会削弱中央银行对国内货币量的控制能力。
　　日元国际化不能不说是前车之鉴。日元国际化模式有几大缺陷：一是日元国际化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作为贸易顺差国，日本无法通过贸易赤字的形式对外输出货币，而只能通过单向的日元贷款等金融资本渠道进行货币输出。二是相对于国内金融改革滞后，资本项目开放过快导致国际热钱涌入炒作资产价格。同时，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也直接导致了企业资金的流出、居民投资的国际化，令本地市场的消费和就业持续低迷，并最终导致了泡沫破裂。三是日元国际化只是形成本国银行、企业和离岸市场的自我循环，而没有达到日元被国际认可或者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结算获取主导权和定价权的地位，所以日元的国际化模式，特别是贸易结算加上离岸市场的模式，并非是货币国际化的成功之路。
　　货币国际化最终是市场选择而非政策推动的结果。人民币能否成为一种国际化货币，关键仍取决于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能否持续健康增长、金融市场能否发展壮大。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存在扭曲的背景下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应该成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重点。
　　所有的改革要有次序，金融改革也不例外。人民币国际化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揠苗助长”。人民币国际化的视野固然在外部，但是推动国际化的着力点依然要放在国内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改革上，“先内后外”的逻辑不能违背。

中国必须积极调整对外资产配置结构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9月17日撰文指出，中国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但中国的对外净债权仅仅存在于账面，对外净债权的收益率十分低下。这种资产结构失衡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风险，也对传统货币政策形成新挑战。我们应该扩大居民个人用汇，逐步实现藏汇于民，进一步放松个人资本项目跨境交易，彻底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严重失衡的现状。
　　国际头寸表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失衡，导致中国处于较大的风险敞口之下，因此，防范资产负债结构性风险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安全意义重大。
　　一般而言，一国对外经济交往（流量）和对外资产负债状况（存量）分别集中反映在其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如同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样，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国家对外的资产负债表，是一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状况的整体反映，也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市场涉外风险防范的重要信息参考。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净资产国
　　国际上，对外资产负债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代表一个国家对外金融开放的程度。2004至2011年以来，中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均呈现出迅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速分别达26%和24%，净资产更是增长30%以上，中国也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净资产国，也就是债权大国。可以说，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对外资产主要是历年来贸易顺差累积的结果，也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果的体现；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净债权仅仅存在于账面，对外净债权的收益率十分低下。根据外管局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资产为4.72万亿美元，对外负债为2.94万亿美元。尽管中国对外净资产高达1.77万亿美元，但2011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净收益却为-268亿美元，是20年来最大的负值。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负收益？
　　事实上，这种“负收益”与中国的对外资产结构失衡有很大关系。从国际头寸表的构成上看，对外资产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以及金融衍生品等；对外金融负债包括来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金融衍生品等。在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比重过高，多年来几乎都占到总资产的七成左右，在对外负债中，直接对外投资（FDI）也过高，占到总负债的六成左右，这就是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的非常独特的“7：6结构”。中国外来投资主要是对华直接投资，而对外投资主要是储备资产的运用，由于前者主要是股权投资，后者主要是债权投资，而一般情况下股权投资的收益率要大于债权投资的收益率，因此就造成了中国净资产收益率很低，多年来为逆差的局面。
　　对外资产结构失衡带来风险
　　中国的对外资产结构失衡会带来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的风险。除了国际头寸表收益的不平衡、结构的不平衡之外，分布也并不平衡，就是对外资产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分布的不平衡。中国对外净资产共计2万亿美元，其中政府部门储备资产为3.2万亿美元，非政府部门对外净负债1.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近20%。私人部门的资产配置失衡带来一个长期的问题：由于私人部门的债务风险过于集中，企业大量的对外负债并没有相应的对外资产相匹配，资产负债表依然比较脆弱，并没有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外债风险。迄今为止，FDI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未分配利润。一旦中国经济形势出现逆转，对人民币资产回报率预期显着下降，就会把人民币资产转换为外汇资产，从而加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也需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的对外资产结构失衡对传统货币政策形成新挑战。一方面，由于私人部门购买外汇资产的增加，央行被动收回人民币流动性，造成一定程度的货币紧缩；而另一方面，在形成人民币贬值预期的情况下，非政府部门增加美元减少人民币资产，在国内资产配置上则表现为增加货币资产，减少风险资产配置，因此流动性需求上升，在相同的货币供给下货币条件显得更紧，这直接导致货币增长方式和政策传导机制可能发生变化。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创造的机制将会弱化。实际上，2011年三季度这个转折点开始了。今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占款仅为3026亿美元，不及去年同期增量的15%，期间甚至出现过两次负增长，货币流动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漏损”。外汇占款作为货币增长来源的重要性将下降，甚至负贡献，这同样是新的政策挑战。
　　应逐步实现藏汇于民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国际国内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改变，这既是对人民币汇率的考验，也是对货币当局和决策者的新挑战。在这种新的格局变化下，如何重新定位建立在升值预期基础上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如何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弹性？如何改革国际收支账户发生趋势性改变下的外汇管理制度？这些都是摆在决策者面临更大的挑战。
　　为规避中国式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性风险，必须积极调整对外资产配置结构，降低储备资产的比重，逐步调整由政府主导持有对外资产的格局，私人部门将从净负债状态转变为基本平衡的资产状态。应该以扩大居民个人用汇自主权为着力点，逐步实现藏汇于民，进一步放松个人资本项目跨境交易，如允许境内居民个人进行境外投资，包括境外实业投资和证券投资等，彻底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严重失衡的现状。

中国经济去杠杆化与政策思维创新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袁江9月18日指出，当前对经济刺激计划取舍的激烈辩论凸显现有政策思维的僵化和不足。未来中国经济既要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向线性思维，更要放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刺激计划恐惧症。随着经济进一步探底和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政策刺激稳增长或不可避免。而从经济去杠杆化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当前宏观形势，或为下一阶段经济政策同时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目标找到突破口。
　　一、刺激计划之辨呼唤政策思维创新
　　不确定性和政策焦虑充斥着当下中国经济。持续疲弱的经济数据引发市场对失业问题的担忧和稳增长政策的渴望。8月份汇丰中国PMI预览指数已跌至47.8%，创九个月以来新低，而7月份的经济数据更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不足。最近温家宝总理到浙江、广东调研，强调稳增长是“做好其他工作的重要基础”。许多地方政府高调宣布“稳增长”，累计出台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总额已经远超四万亿。
　　与此同时，针对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高达10.7万亿。如果再来一轮投资热潮，那么钱从哪里来？以后怎么还？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产能过剩”后遗症尚未消除。根据IMF最新数据，2011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仅为60%，远低于危机前80%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新一轮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将极其低下，经济刺激计划只会使中国产能问题雪上加霜。
　　截然相反的态度体现出现有经济政策思维模式的矛盾和挣扎。过去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失衡问题已使人们形成固有思维模式，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平衡”永远是此消彼长的问题对立面。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在经济回落和产能过剩并存态势下的政策着力点。
　　角度决定视野。突破现有“增长-结构”的传统思维模式，探求更加建设性的政策分析视角，或将是准确制定下一步经济政策的核心和关键。试想是否存在这样的政策空间，即在满足经济体系自我结构调整和产能消化的同时，也能有力地防止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和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经济去杠杆化周期无疑为我们观察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视角。重要的是，由于经济部门杠杆率集成于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因此相关数据将比宏观总量方法更加贴近经济现实，问题分析视角更为宽阔，由此得出的政策结论或将更具建设性和可操作性。
　　二、经济去杠杆化周期与中国经济研判
　　宏观经济可视作无数微观个体的行为组合。基于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就可以理解为经济体系各部门杠杆率的动态调整过程。国际经验显示，经济体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陷入衰退之后，往往会经历三个阶段的去杠杆化过程：即早期衰退阶段、私人部门去杠杆化阶段，以及经济回升和公共部门去杠杆化阶段，这三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分别为1-2年、4-6年和10年左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欧国家曾经历上述去杠杆化周期，而当前美国则正处于去杠杆化周期的第二阶段。
　　从去杠杆化周期的角度看当前的中国经济，有几大基本态势值得关注：
　　一是企业部门负债率高企，并已启动去杠杆化进程。自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部门负债水平短期内迅速扩大。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88%攀升至2009年的108%，创历史新高。随后三年，企业部门开始启动缓慢的去杠杆化进程，到2011年企业债务占比逐渐下降至102%。
　　另外，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但公共部门负债率维持在高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6.96%上升到2009年的17.67%，之后则处于平稳回落态势。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的负债率较低。但在IMF统计口径下，政府债务往往不含地方债务，而从2008年到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由17.73%持续攀升至26.69%。因此，如果考虑地方政府负债，那么中国公共部门的负债率接近45%，已是历史最高水平。
　　根据去杠杆化周期模型，中国企业部门已经启动去杠杆化进程，而公共部门杠杆率仍有上升趋势，因此可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去杠杆化周期的第二阶段，经济增速仍有进一步回落的可能。目前中国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不仅高于危机前五年93%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同期美国的72%、日本的99%和德国的49%。依照现有的调整速度和进程，中国私人部门完成去杠杆化仍需要2-3年时间。
　　虽然企业部门去杠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但与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家庭部门杠杆率处于极低水平。2008年住户贷款占GDP的比重为18.2%，而到2011年也仅为28.9%。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动辄60%以上的家庭部门杠杆率相比，中国家庭部门未来非常有潜力成为经济杠杆化促增长的重要着力点。
　　三、经济刺激政策亟需顺应去杠杆化规律
　　在当前经济态势下，既不能面对“硬着陆”风险而无所作为，也不能逢经济刺激计划就全盘否定。准确把握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才是制定新一轮稳增长政策的建设性做法。从杠杆率变化趋势看，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去杠杆化中期，经济将继续探底，但经济部门杠杆率之间的高低差异则为经济刺激政策提供了空间。未来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一方面要顺应经济体系去杠杆化规律，促进经济结构自我调整和优化，另一方面则要挖掘低杠杆率部门增长空间，防止经济增速出现过快下滑。
　　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首先要辩证分析和对待经济刺激计划。虽然要反对地方盲目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但却要支持发挥中央财政稳增长的功能。由于地方政府大规模刺激计划往往追求短期高度增长，而忽视了过高杠杆率导致的长期金融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面对企业去杠杆化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发挥中央政府较低杠杆率的优势，通过进一步扩大中央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速企稳回升。在支出方向上，中央财政投入应该集中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
　　另外，要鼓励消费金融发展，挖掘家庭部门的消费潜力。在推动企业部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挖掘家庭部门低负债率的市场潜力。目前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不足30%，远低于发达经济平均水平。未来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努力将消费培养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在利用低杠杆部门的增长空间之外，经济刺激政策还需要做好“一个减法，一个加法”。“减法”是要进一步推进减税政策。经济去杠杆化中期的企业在面对资产负债表调整压力的同时，还需要应对来自公共部门的税负压力。今年我国财政收入目标增速为9.5%，而1-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1.6%，显示当前存在较大减税空间，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有利于为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法”则是要保持合理流动性水平，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下一阶段央行要根据市场资金状况，抓住时机合理安排降息、降准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组合，为经济体系提供充足流动性，并进一步提高货币资金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