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门市在全市督查企业违法用工问题

荆门市政府８月３０日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对企业规范用工、安全生产、劳动保障等方面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自查和督查，及时发现问题，迅速整改处理。
　　近日，网上曝出“湖北荆门石膏厂疑奴役智障工人”消息。荆门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要求积极调查处理，并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市政府３０日决定立即组成工作专班进驻掇刀区，针对媒体反映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督查整改，对查证属实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认真予以处理。
　　据掇刀区政府负责人介绍，接到反映后，区政府当天就成立了工作专班，连夜调查。调查表明，企业并未对工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不存在强迫劳动的违法情况，更无所谓“奴役”现象，但存在用工不规范、拖欠工资、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问题。
　　掇刀区政府做出了责令工厂立即停产整顿、罚款２万元并责令该公司与员工补签劳动合同、办理社保登记；补发拖欠工人工资；妥善安排公司停产期间工人生活等处理意见，并安排专班对辖区内的石膏厂进行拉网式排查。工人全部结清工资后，３０日已被护送到家。

节能减排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拟写入环保法

　　据８月２７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国家对重点污染物实行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尚未达到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以及超过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约束性指标的地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可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在作关于环保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表示，总量控制制度是环境保护工作从控制污染物排放浓度到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措施。我国从２０世纪末开始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在“十一五”和“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重点污染物减排指标还被列为约束性指标。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时已对总量控制制度作了规定。所以，此次环保法修正案草案补充总量控制制度。
　　草案规定，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应当遵循公平、科学、合理原则，研究提出国家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约束性指标分配意见，报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下达的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约束性指标和本行政区域需要，分解落实指标，削减和控制本行政区域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
　　根据草案，对尚未达到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以及超过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约束性指标的地区，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地方政府应当确定该重点区域、流域总量控制的污染物种类及控制指标，在规定期限内达到环境质量标准。
　　此外，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污染防治和突发事件应对的责任，相应完善了企业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责任制度。
　　草案修改时着重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同时明确企业不仅要对减少排放污染物负责，也要对排放污染物对公共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
　　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包括企业负责人的环保责任制度和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环保工作并接受监督的机制；依照有关水、大气、固体废物、环境噪声、海洋、放射性等污染防治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法律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
　　草案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开展监测，并依法公开监测数据。根据草案，国家实行排放污染物申报和征缴费用制度。
　　汪光焘表示，环境污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草案增加了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相衔接的条款，并针对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责任和防治次生灾害作了衔接性规定。

三星电子将大幅减少今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三星电子８月２９日表示，为了实现“绿色经营”，该公司将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今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与２００８年相比有望减少４８％。
　　三星电子表示，为了实现“绿色经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该公司去年共投入了１．３２万亿韩元（１３．２亿美元）用于“亲环境”产品开发等领域。今年，该公司共获得了２８８７个低污染产品认可商标，成为连续６年获得该认可商标的ＩＴ电子企业。
　　三星电子方面介绍说，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该公司在生产方面将产品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了３１．４％，借此，三星电子自２００９年至今年６月共减少了４４１０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此外，三星电子还注重包装材料的“亲环境”性能，并在“亲环境”包装材料的开发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和研发。该公司今后将用可以使用４０次的包装材料来取代一次性包装材料，预计，这一举措将在一年内减少７０００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效果。

澳大利亚与欧盟将对接碳排放交易体系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和能源效率部长格雷格·康贝特28日表示，澳大利亚已与欧盟达成协议，同意对接双方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按照该协议，双方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将于2015年7月1日开始对接，澳大利亚的碳排放价格将与欧盟一致；2018年7月1日前彻底完成对接，即双方互认碳排放份额。
　　康贝特说，澳大利亚企业将因此得以进入世界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他指出，欧盟的碳排放期货市场能给这些企业更大的信心，同时也将在预测碳排放交易价格方面得到更多专业意见。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今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碳税政策，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500家企业在2012年至2013年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支付23澳元（约合23.9美元），这一费用将在今后两年逐步上涨。
　　为了实现与欧盟交易体系的对接，康贝特宣布对澳大利亚现有碳排放交易体系作出两项调整。一是取消每吨15澳元（约合15.6美元）的最低限价。二是对使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的排放份额进行限制。
　　“从今天开始，澳大利亚相关企业可以购买欧盟份额，以完成其今后在澳大利亚的减排义务，”康贝特说。

专家论坛

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出路在构建约束、保障机制

经济参考报8月28日发表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研究部金爱伟文章称，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对《方案》的意见。
文章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
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文章介绍，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 .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 .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改革进程
　　文章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最大原因在于它牵涉到了各种利益的博弈。而在这些利益群体中，收入分配改革利剑所指的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他们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最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空有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权贵利益群体利用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大肆寻租，获取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垄断利益群体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而将超额利润部门化、个人化；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通过与权贵利益群体合谋非法攫取社会财富，成为现有制度下的食利群体。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切割。
　　分配不公危及国家发展
　　文章指出，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 D 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阶段。经验证明，在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问题，社会问题将激化，国家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层平飞状态。
　　出路在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
　　文章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问题，要实现分配公平，单单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个税起征点这样的小打小闹，已经毫无意义。要想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敢于正视制度弊病，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从制度上遏制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实质性改革。具体说来：
　　一是“提低控高”。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的落实工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调控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调控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二是“藏富于民”。实施民富优先发展战略，大力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限制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严格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税费征收，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热情；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就业，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三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适应政府转型需要，财税体制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淡化经济功能，强化服务作用。
　　四是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国计民生，影响巨大，从当前形势来看，必须佐之以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的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鼎力收入非配改革。

经济发展需要建立新的支撑点

汇丰银行8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汇丰PMI初值为47.8，创下了9个月以来最低，中国制造业产出指数初值从7月份的50.9降至47.9，为5个月以来最低。而新出口订单更是创下了41个月最低值，显示制造业外需严重滑坡。
　　就此，新京报8月27日发表财经评论人周俊生文章表示，PMI数据出现的这种情况，并不太出人意料。从今年二季度开始，中国一系列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幅度较大的下降，GDP同比增速也在今年上半年下降到了具有标志性的8%之下，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下行轨道。中央政府为此及时作出了“稳增长”的部署，并围绕这个目标对财政政策和政货币政策作出了预调微调。但是，提出这个目标是容易的，以什么手段来促成这个目标的实现，却是颇费踌躇的。
　　文章分析，在中国经济以往的增长模式中，由政府推动的投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每当经济运行遭遇危机，政府只要出手大量投资项目，GDP很快就能得到拉升，这种手段在几年前面对金融危机侵袭时，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这种投资扩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带来了负面作用，这几年由扩大投资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的不良影响，我们同样看得很清楚。因此，当“稳增长”再一次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的时候，重启投资就显得很谨慎。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对于经济指标上升的效果毕竟是“立竿见影”的，因此它仍然是政府在“稳增长”中的第一选择。最近一段时间，各地纷传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产业规划的消息，涉及投资额动辄上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约7万亿元。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出台政府文件，但是也发布了重点投资项目。目前这波由政府一手主导的投资浪潮，其力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几年前的4万亿投资大单。
　　文章指出，在经济运行的整个链条中，投资只是手段，民众的消费才是终极的目标，一哄而上的投资虽然确实能拉升GDP，但如果内外市场不能对投资形成有效的承托，反而会造成累赘。目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严峻问题。内需不足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软肋，以前发达国家因为产业转移而让中国制造业得以“乘虚而入”，用外需的扩张来掩盖内需的薄弱。但是如今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在调整，美国就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目标，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采取了打压策略，这使中国的外贸同样面临严峻考验，出口订单指数仅为44.7，创下41个月最低值，就显示了这种现实。
　　很显然，虽然投资和外贸在GDP“三驾马车”中仍然应该占有重要地位，但对正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它们已经难以继续担当支撑点，中国经济需要建立起新的更可靠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振兴内需，政府应将经济调控的重点转移到提高民众的消费上来，而不必再沉迷于以扩大投资来拉动GDP的百分点。而内需市场之所以长期不够活跃，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由于收入分配结构的缺陷长期未能解决，导致普通民众收入过低，无法承载起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也使内需难以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撑点。
　　文章最后说，要让强大的内需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支撑点，就短期来看固然需要政府出台一些刺激政策，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抓紧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社会财富分配向普通民众倾斜，使他们的收入水平能够快速提高，从而使内需市场保持足够的活力。当民众普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消费的时候，中国经济也就建立起了一个坚实的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