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格局

据悉，“三个世界”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上世纪70年代一个极具洞察力的理论，他把当时作为超级大国、称霸全球的苏、美称为第一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等富国称为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称为第三世界。新财富8月27日发表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文章认为，今天的世界与毛泽东所观察到的显然不同，导致这一不同最大的原因来自中国自身的改变。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孵化出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正催化出新的“三个世界”格局。
　　第一世界：富国
　　文章称，总体上讲，富国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2008年第一轮金融危机，在政府的大力救市措施营救下，已经基本过去；但是2011年中出现的第二轮公共财政危机，至今仍然折磨着这些国家。从总体上看，这些发达国家面临着深刻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公共财政的规模和支出的结构必须改变。只有这样，其经济才能恢复竞争力，公共部门才能恢复信用。但是目前来看，这些国家政治改革的意愿普遍不明朗，改革的理论准备、基本思路也并不清晰。所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富国，将面临着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富国对于全球化、对于全球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对于碳排放等问题，仍然会态度摇摆，机会主义色彩浓厚。
　　富国整体上讲，对于中国的崛起是不放心的。在经济层面，它们担心中国的成长会挤占其发展的空间，极为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知识产权问题。这些富国担心中国企业未来逐步掌握发达国家的一些知识和技术，从而大规模提升竞争力，所以，知识产权将成为未来富国与中国斗争的焦点，这是涉及到未来发达国家竞争力的根本问题。
　　必须强调的是，富国并非铁板一块，其最主要的一个分歧产生在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与美英这两大集团之间。德国的经济竞争力相当旺盛，其所依赖的经济体制也并非英美那样全面的市场经济制度，德国自诩的社会市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对市场直接进行干预，保证市场的公平性，而并非一味地强调效率。如果说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只是相对表面的，那么二者更深层次的差别则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德国等大陆国家相对而言更加强调公众社会秩序、公众利益，而并不像英国和美国那样注重个人自由、保护个人意识。对于发达国家这种内部的分歧，中国必须有非常客观、清醒的认识。
　　金融危机给富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将是其内部的分裂，德国一定会是危机之后的相对受益者，其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地位将会提高，德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在欧洲大陆将会有更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欧洲其他国家到最后会不得已将相当一部分社会和公共财政的管理权，交给以德国为领导的欧盟集团。
　　第二世界：穷国
　　文章表示，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第二集团是穷国。所谓穷国，既包括极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发展是最重要的任务，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既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也形成了一定的限制。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态。它们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在国际贸易、能源资源等问题上，又对中国的发展抱有忧虑，它们担心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挤占了自己未来发展的空间。在碳排放、空间技术发展、国际贸易制度等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上，这种担忧尤其明显。
　　虽然穷国已经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端倪，但是应该看到，大部分穷国的经济发展中仍然蕴含着不稳定因素。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公共财政、国际收支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缺陷，财政赤字、经常账户的逆差经常出现。作为一个穷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依赖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是难以维系的，经济危机迟早都会出现。所以，当目前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逐步告一段落后，金融市场的担忧可能会转向穷国这一群体，这些穷国也可能会出现恐慌性的资本外逸、出逃。可见，穷国发展的前景并非一片光明，经济的波动，金融的动乱，仍然始终会出现在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事业之中。
　　第三世界：中国
　　文章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迅速兴起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兴起可以与19世纪中叶英国、19世纪后期美国以及上世纪初德国的崛起相提并论。对西方而言，其对中国崛起的种种不安，或许在于联想起德国自19世纪末的迅速崛起为其带来的恐惧回忆。
　　目前，中国发展的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中国作为一个学习型、仍然相对贫困的大国，经济仍然具有基本的原始改革动力，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体制还将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中国具有一些与穷国相同的性质，比如说仍有1亿多生活在贫困线的人口，仍然有广大的贫困地区；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一些难题，比如有相当大规模的资金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有相当旺盛甚至过剩的生产能力急于消化。因此，中国已经不能够简单地被划为穷国的一部分，更不能划为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上，中国的利益乃至于诉求与穷国不同，与发达国家也不一样。
　　中国的使命
　　文章分析，在新的“三个世界”格局下，中国的使命是什么？毫无疑问，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自身的社会稳定、持续的体制改革和演变，不断解决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竭尽全力保障中华文明复兴进程的持续推进。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可以也应该履行以下三个职责。
　　第一，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器。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因此，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也应当尽最大的努力保持现行体制的相对稳定性，任何过快、过于激进的改革和变更都对中国的发展不利。
　　中国自身相对较快、平稳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发挥稳定器作用的根本所在。除此之外，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举措，也是对当今世界稳定的一个重要贡献，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最重要的体现是减少外贸顺差、扩大内需，这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广阔机遇。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应该说非常突出，在全球范围来看堪称典范。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007亿美元，占GDP的8.8%；经过两年多的调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降到了2011年的2.5%，2012年将持续下降，极有可能降到1.3%以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中国的贡献讲得不够，宣传没有跟上。
　　中国保持世界稳定的另一个作用体现在人民币汇率的不断调整上。人民币作为世界上一种重要的货币，其汇率在稳健的前提下逐步地调整、增加弹性，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无疑非常重要。设想人民币的汇率大幅波动，无疑会给中国的贸易伙伴带来物价的变化、通胀或者通缩的压力。事实上，人民币一直也在稳定、逐步地升值，这对国际金融业的支持也是巨大的。金融危机爆发前，人民币不像日元、新加坡元、巴西雷亚尔等，对美元进行了贬值，实际上支持了美国的金融稳定。如果当时人民币兑美元出现15%以上的贬值，国际的经济格局会更加混乱。
　　中国对于世界稳定的第三方面贡献就是长期保持负责任的投资取向。中国手中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拥有全球最大的投资基金，而当今世界极其需要的就是负责任、耐心的投资者。如今，发达国家面临艰难而长期的调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信用会不断下降，所以，中长期看，大量国际投资者都在试图转变资产配置，希望把以美元、欧元、日元等计价的金融资产转变成以人民币等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而这一过程不见得会是平稳的，中国应当充分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发挥了部分作用，比如，2009年美国国债市场遭遇部分投资者撤资时，中国并没有从美国市场大幅撤资；比如，日本的国债规模很高，每一个日本公民从婴儿到百岁老人平均背着10万美元的国债，从中长期来看，日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中国也一直在增持日本国债。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耐心、最有长远意识的投资者，事实上起到了国际金融稳定器的作用，但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做了很多，讲得不够。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把握机遇，在国际上创造更多稳健、高质量、严格监管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包括国债、企业的股票和债券等，为持有养老金、保险金的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资产配置的选择。当然，这与中国自身金融体制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紧密相关。
　　第二，国际秩序改革的推动者。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国，深深地被当今不合理的国际体制所伤害，投资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切实际的减碳要求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门槛等，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构成了桎梏。而这些桎梏对于其他穷国等后来者而言也是十分显着的。因此，中国有理由代表穷国向发达国家提出各种改革要求，最终推进国际经济界的重大改革，使得国际金融交易和世界实体经济的规模和格局相配合。
　　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希望这样的改革是震荡型的，毕竟中国从现行的经济体制中得到了收益。中国必须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沟通，成为要求激进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保守的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力保当前国际秩序改革的平稳和渐进。
　　第三，穷国未来发展的探路者。当今世界的穷国都在盯着中国。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社会庞大的社会体，中国如何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探索出一套对环境友好的低碳发展道路，是许多穷国极为关注的。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成绩，无疑将会为穷国带来福音。
　　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体，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超大型城市的管理，包括交通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退休养老问题等，都是人类社会之前所没有遇到过的挑战。中国如果能在社会管理方面找到一条平衡公众秩序与个人自由、比较有效的管理体制，也会对后来者提供启示，具有感召力。对于一部分的发达国家，如欧洲的大陆国家，中国的探索也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体来看，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格局，无论富国、穷国和中国，新的“三个世界”各有各的诉求，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难题。作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桥梁，中国应该也必须在不断解决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同时，担当起历史的使命，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稳定器、国际秩序改革的推动者以及穷国未来发展的探路者。在这三方面履行好职责，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

联合国官员称世界经济重心正由“北”向“南”转移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巴尔塞纳８月２９日在圣萨尔瓦多参加该委员会第３４次会议期间表示，当前世界经济重心正由“北”向“南”转移，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
　　巴尔塞纳指出，当前亚太地区、拉加地区经济活动已经占到世界经济增长的６０％，这种发展趋势也预示着在２０２０年前，“南南贸易”总额将超过“北北贸易”。她认为应更加重视南南关系，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巴尔塞纳说，尽管受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影响，拉加地区经济增速在未来两年内仍有望突破全球平均值。不过她同时警告说，发达国家经济疲软正在影响发展中国家，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拉加地区面向欧洲和美国的出口恐将大幅缩水，这对经济增长依赖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
　　巴尔塞纳表示，拉加地区面临的另一个外部挑战是部分农产品生产国严重干旱所带来的粮食价格高涨。她指出，这对农产品进口国来说影响较大，尤其是中美洲地区国家，但对于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作物生产国却有一定好处。她认为拉加地区各国应抓住这一时机，切实解决粮食安全和农业技术创新等问题。
　　面对这样的地区形势，巴尔塞纳建议拉加地区国家应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维护金融稳定，强化与资金流动和信贷有关的宏观审慎措施。此外，她还呼吁这些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增长，更加高效地利用能源，保障粮食安全、公众安全和气候安全。
拉加经委会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的５个区域性委员会之一，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各成员国派代表参会，共同讨论当前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等议题，并为今后两年的工作制订计划。

企业劫持英美政府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普伦德8月28日撰文指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政府规模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核心问题。在英国和日本的政治辩论中，政府规模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两个国家，公共部门的巨大债务使得它们必须像美国一样实行财政紧缩。但上述三个国家的讨论中都漏掉了最根本的一点，即在这些国家，政府都已遭到公司部门的劫持，后者对收缩公共部门规模构成了巨大障碍。
　　这一局面产生的背景是，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公司在经济衰退时出现财务盈余（即储蓄超过投资），而在复苏时会出现赤字。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这种由来已久的模式在美英两国发生了巨变。由于固定资本投资长期下滑，而利润率同样长期上升至特别高的水平，公司投资额低于留存利润，导致储蓄在经济增长期持续增加。在美国，公司储蓄盈余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而英国则为3%。
　　这对于“公正”问题的辩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原因在于公司利润率的升高，降低了产出分配给劳动力的份额。此外，由于富人持有股票，因此收入差距已被拉大。“赢者通吃”的奖金文化更加剧了这种状况。
　　人们对整体经济后果的认识更不到位。在公司储蓄过高现象历史更悠久的美国、英国和日本，当家庭在减轻过高的按揭贷款负担之时，政府只能背负起高额的财政赤字，以弥补公司的储蓄盈余。政府若不能以这种方式进行抵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低迷，但无法削减财政赤字则会推高通胀预期。为何会产生这种结构性盈余？
　　在公司盈余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它反映出在泡沫经济崩溃和劳动人口减少之后，增长疲软导致了投资水平下滑。但按国际标准来衡量，日本投资水平仍然较高，而作为现金流重要组成部分，折旧水平也过高。面对通缩，公司也选择偿还债务而不是进行投资，因为价格下跌增加了负债的实际成本。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美英两国，有影响力的金融学者们曾认为，资产负债表的高效率意味着背上很高的债务负担。如今，美英两国的公司也不得不降低借贷水平。但趋势增长率的下滑，远不如日本严重，投资回报也似乎并未大幅降低。
　　咨询公司Smithers & Co的安德鲁·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公司行为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在于奖金文化大行其道。因为投资于未来增长会压低短期盈利数字，从而影响有缺陷的高管业绩基准，所以管理层不愿降低利润率，而会限制投资水平。机构投资者助长了这一局面，他们每个季度（或频率更高）都要评估基金经理相对于市场的业绩，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基金经理和交易员的从众行为的影响。
　　消除扭曲的激励机制——这正是上个月公布的约翰·凯(John Kay)报告中的核心建议——不是一件易事。在美国，这甚至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人们可能预期，政策制定者会通过税收手段来解决公司储蓄过高的问题。然而，在日益效仿日本式金钱政治的美国，提高公司税似乎不太可能。的确，正如当前的选举所充分展示的，公司借助竞选资金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客的控制程度已大幅提高，原因是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几乎为私人资金购买政治影响力清除了一切限制。
　　在削减折旧免税额的经济理由很强大的日本，公司的游说肯定会阻止政府采取此类措施。同时，在英国等开放经济体中，由于害怕公司把总部搬迁至离岸地点的风险（游说人士对此大肆宣传），也对政府构成了相似的约束。
　　可能的情况是，破坏性的短期主义最终自有解决办法，因为正如史密瑟斯所提出的，奖金文化将导致长期的竞争劣势。当大幅丧失市场份额的后果变得明显时，或许机构投资者将会清醒过来，要求基金经理们做出解释。
　　另一种解决办法将是，随着预算被削减，对外部门承担更大的压力。那将意味着美英两国要降低贸易赤字，日本要增加贸易盈余。但请注意，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货币将会贬值，从而引发贸易摩擦。对于美国的私人直接投资者和投资组合投资者，以及曾经信任这一全球首要储备货币的全球官方储备管理机构来说，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前景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