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计划在鹿儿岛建设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

　　近悉，由于受到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电力不足以及新实施的固定价格收购制度的影响，日本国内对太阳能的期待与关注度日益高涨。日本计划在鹿儿岛建设日本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据悉，该太阳能发电系统总容量达70MW，计划于今年9月开工、明年秋天竣工。根据7月1日起在日本实施的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收购制度的新方针，该太阳能发电系统将向九州电力公司出售电力。
　　该项目总投资额将达270亿日元，一部分由包括京瓷在内的7家公司共同出资，剩余部分将通过Mizuho Corporate Bank的协调，采用项目融资的方式筹措。为运营该太阳能发电站，京瓷株式会社与其他六家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Kagoshima Mega Solar Power Corporation(鹿儿岛兆瓦级太阳能发电株式会社)”。京瓷是新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将提供用于该发电站的所有太阳能电池组件，同时，还将担任部分建设与维护工作。这项发电事业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将为保护地球环境和地区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专家论坛

中国稳增长应防对短期增速大幅下滑应对不力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8月22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有短期因素影响,而更值得重视的是中长期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当前稳增长应防止两种风险,包括对短期内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或剧烈波动重视不够、应对不力.
　　还有一种倾向是不适应、也不理解增长阶段的转换,忽视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事实,还想用一些办法把速度推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样做不仅难度很大,即使短期内推上去了也难以持续,而且极易引发资产泡沫和过度投资等风险.
　　"根据有关研究,在我国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如果短期内增长速度大幅下滑,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和银行资产质量都会遇到巨大压力,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经济危机."刘世锦称.
　　他指出,尽管目前就业矛盾尚不突出,但如果短期内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就至少会出现结构性失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调结构不可能顺利进行,发展环境也将遭受重创.
　　文章称,增长阶段转换除速度变化,更具实质意义的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要由依赖大量投入和快速市场扩张、重化工业主导的增长,转向着力于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由主要借助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转向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因此在原有增长动力减弱的同时,必须激活和启动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今年二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延续近两年的下行态势,是1992年以来增长回调时间最长的一次.
　　文章分析称,影响这次增长回调的有欧债危机延续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因素,有短期的企业受预期和价格影响而去库存、去杠杆的因素,但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大的背景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可能已经开始.
　　从国际经验看,二战以後实现成功追赶的一些经济体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GDP达11,000国际元(国际元为购买力平价指标,而非现价美元)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为30%左右.
　　而根据研究测算,中国人均收入在今後不长时间内将达到11,000国际元时间窗口,有可能出现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解决之道**
　　刘世锦指出,当前稳增长就是要使增长处在一个适度区间,防止强制上行和过快下行两种风险,平稳渡过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关键是要切实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和政策调整.
　　文章并建议,要放宽准入,改善环境,推动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推动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除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更重要的是切实放宽准入,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吸引民间投资应有系统而实质性的改革举措,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拿出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项目,形成民间资本可预期、能决策的企业治理环境.
　　同时,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还应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既重视改善民生,更促进机会均等.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监管制度,适当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将其主要用於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降低对劳动和用工的课税,增加对资本利得的征税.
此外,在产业快速扩张期过後,应加大兼并重组力度,使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规模更大,中小企业更专.坚持实体经济优先、制造业导向的原则,推动企业向创新驱动转型.继续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在财税、金融、技术转移、市场准入、就业创业等政策上给予有效支持.

中国货币扩张面临阶段性拐点

据悉，当前中国经济释放出两大敏感信号：一是宏观经济逐季下滑，出现低于8%的弱势增长；二是本币出现较为明显的贬值预期，外汇占款由正转负，外汇储备净减少。这两大变化蕴含着哪些政策含义？会对宏观经济和货币金融环境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值得关注。
　　经济参考报8月21日发表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文章表示，种种迹象表明，人民币资产和货币扩张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趋势性改变，人民币漏损效应进一步凸显。汇改7年人民币累计升值超28%，名义有效汇率累计升值20%，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30%。同时，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M 2从1990年的1.5万亿元扩张到今年7月末的92万亿元，增长61倍，相对G D P规模从82%上升至180%。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大规模扩张，人民币实际完成了一轮对外大幅升值、对内大幅贬值的过程，人民币汇率正接近均衡汇率。可以说，通过外汇渠道蓄水的功能正在转变为漏损的功能，这将改变中国货币创造的主渠道。
　　文章分析，就货币创造的机制而言，增量人民币供应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信贷创造的存款、银行购买债券或其他资产创造的存款、外汇占款。近些年来，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以及央行实施的“冲销干预”政策，外汇占款增量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增量的比重越来越高，近十年上的平均比重达43%。
　　然而，自2011年四季度开始，外储缩水、外汇占款连月减少、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速放缓等一系列信号，预示着今年新增外汇占款可能缩减至1万亿元的水平。另一方面，一度造成中国外部流动性压力的跨境资本流入也出现大幅放缓，甚至流出。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3.305万亿美元，二季度末为3.24万亿美元，整个二季度外储减少650亿美元。但今年二季度的3个月均是贸易顺差，4月顺差184亿美元，5月顺差186亿美元，6月顺差317亿美元，合计顺差687亿美元；算上近3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二季度“热钱”流出规模或在千亿美元以上。
　　货币供应量增长下台阶与经济增长下台阶如影随形，日本、韩国等与中国增长模式相近的国家都曾经历过类似过程。日本经济增长两次下台阶，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由10%下降到5%，第二次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到零附近。韩国经济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下台阶，与之相伴的是货币供应量增幅持续下降，长周期的紧缩限制了短周期的放松程度，使政策易紧难松。
　　文章指出，应该清醒认识到，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结构性因素以及宏观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未来潜在增长中枢下移，人民币单向升值的轨道改变以及外部流动性压力下降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再加上风险资产长期内面临估值下降和去泡沫化压力，中国货币扩张也面临阶段性拐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控制金融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的货币调控，增强人民币汇率及其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和弹性，才是关键。

中国应高度重视 “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由西方提出。但最近，随着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4月期的专题讨论，在法兰克福举办的欧洲模具展上三维打印机现场打出锤子，以及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在中国的出版，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了一个热词。　　
　　北京青年报8月21日发表时评人郭文婧文章表示，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杰里米·里夫金说“工业革命”必须包含“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新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讯技术的融合” 三大要素，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物联网等不断融合出来的一个数字化制造时代。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则简单地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界定为“数字化革命”，关注点是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它将改变制造商品的方式，并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进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认识，目前主要有三种态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只是互联网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两个概念的嫁接，它听上去诱人，实际上是一种忽悠；第二种观点认为目前还难以说新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但以“信息和远程通信”为标志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和以“纳米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电子”为标志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是值得重视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初露曙光，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文章认为，纠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本身，可能意义并不大。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方学者发表对工业革命的观点，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认为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英格兰用煤冶炼铁矿石和纺织工业机械化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蒸汽机、铁路和酸性转炉炼钢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初的电力、化学制品和汽车的发展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开展以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和海洋开发等新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并指出“工业革命的周期一般为50年，开始的15年是萧条期，接着的20年为大量再投资期，其后10年为过渡建设期，结果导致下一个萧条期的出现”。
　　中国也曾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予过重视，但那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时任总理还发表了“世界新的工业革命和我们的对策”的讲话，遗憾的是，并没有将此落到实处，直到我们在奋力追赶的时候，还曾经看过互联网泡沫的笑话。回过头来，看当时西方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观点，似乎并不那么靠谱。
　　其实，在这个方面，教训最为深刻的，应该是日本。在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开始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不仅在传统制造业上取得对美国的全面胜利，甚至资本夸耀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1968年成立的英特尔公司、1975年成立的微软公司，一发力，一联手，日本就不但不得不交出了“世界工厂”的宝座，经济还陷入了长期的萧条，直到今天。
　　文章分析，如今，中国和当年日本的处境颇有点相似，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的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美国自然没有闲着，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用“再工业化”的概念取代了“后工业化”的概念，当时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还分析说美国是在开倒车，但美国咬定数字化和新能源三年，成效已经初显，2011年10月9日的《中华工商时报》报道说“美国企业正从中国回迁本土”，2012年8月7日《中国工业报》的报道说，最近的一些调查显示，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回迁到美国，欧盟也正制定相关政策准备迎接相关企业回流。企业的回流，并非简单的搬迁，而是运用新的生产技术。
　　再看当下中国的工业发展境遇，由于中国经历后发发展之后，劳动力成本上去了，土地成本上去了，资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去了，环境成本上去了，社会福利成本也上去了……制造业外迁几乎成了一种潮流，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回迁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是传统工业迁往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印度等国家。2009年，耐克关闭了在华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我们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但今年7月，当阿迪达斯宣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在华唯一自有工厂的消息时，则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这边似乎风景独好，但我们依赖的是“4万亿的刺激计划”；今年以来，反映工业景气状况的汇丰经理人采购指数中国一直在低位徘徊，直到最近“4万亿2.0版”默默践行开始，汇丰经理人采购指数才回升，但依然在50以下。无论什么样的“4万亿版本”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这也是很多人忧虑中国经济前景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工业哀鸿遍野的语境下，深圳一家生产无线键盘和鼠标的企业雷柏公司，引进了一批ABB公司的工业机器人，结果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产值增加了两倍多，工人数量则从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这也许是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好的现实案例。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线正变得模糊，个性化生产和自动化生产的未来工业生产方式越来越清晰，而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成本将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媒体曾经报道说，一台价格为499美元的第一代苹果iPad平板电脑只包含大约33美元的制造劳动成本，而其中在中国完成的最终组装的成本仅占8美元。在今年3月苹果的代工厂富士康展示的Iphone4S的生产线，电路板都是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而工人做的主要是装料。装料能不能由机器来完成呢？答案是不言而明的。
　　文章强调，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趋势，当下的萌芽，中国工业的处境，都让我们必须开始未雨绸缪，传统的工业发展思路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无论现在热议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最终会否成为真正公认的革命，无论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是否真的靠谱，我们都没有了犹豫的空间，必须信其有，并立刻采取对策。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我们强调的科学发展观，正是不谋而合。
　　文章最后说，如何应对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能再迷信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要有布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动意识、创新意识、超越意识，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要“不断地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各层面上进行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要下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要主动探索新的工业模式，培育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