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名单出炉
 
国家能源局2月12日宣布，根据新能源示范城市评价指标，经对各地上报的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发展规划进行复核，确定北京市昌平区等81个城市和8个产业园区为第一批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和产业园区。
　　能源局提出，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应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遵循新城镇、新能源、新生活的发展理念，确立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当地可再生能源资源，积极推动各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城市区域供电、供热、供气、交通和建筑中的应用，显著提高城市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要创新可再生能源开发方式，探索多种可再生能源优化组合、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相互协调的综合利用模式。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动各类投资主体和需求主体的积极性，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政策和管理创新等激发市场活力。
　　能源局表示，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要加强规划统筹协调，将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提出约束性发展指标。要将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纳入地区和城市建设规划体系，做好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发展规划与城市节能规划、供热规划和配电网规划的衔接，不断完善适应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基础设施体系。
此外，能源局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国家能源局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开展新能源示范城市金融创新试点，鼓励金融机构建立地方投融资平台，为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提供创新性金融服务，建立适合分布式新能源特点的融资模式，优先安排信贷资金规模，对小规模企业和个人，采取统借统还模式予以支持。
 
科技部推五大举措促农业科技创新  
 
　　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2月1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要通过强化国家粮食安全科技支撑能力等五大举措加强现代农业与村镇建设科技摆在整个科技工作的优先地位。
　　“我们特别关注中国粮食安全新战略及食品安全重大的问题，也强调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技创新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张来武说。
　　这五大举措是：第一，强化国家粮食安全科技支撑能力。第二，探索现代种业创新体系改革。第三，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第四，加强食品安全科技驱动。第五，加快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推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创新的十种类型 
 
　　创新并非少数天才的专利，一个纪律严明的团队，再加上有效的系统方法，就能更好地实施创新，并取得超越当今全球标准10倍乃至20倍的业绩。德布林咨询公司在研究了近2,000个最佳创新案例后，发现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创新都是十种基本创新类型的某种组合，并由此开发出“创新的十种类型”框架，引领企业向更有序、更可靠的创新迈进了一大步。
　　这十种创新类型是：
　　1.赢利模式创新赢利模式创新指的是公司寻找全新的方式将产品和其他有价值的资源转变为现金。这种创新常常会挑战一个行业关于生产什么产品、确定怎样的价格、如何实现收入等问题的传统观念。溢价和竞拍是赢利模式创新的典型例子。
　　2.网络创新在当今高度互联的世界里，没有哪家公司能够独自完成所有事情。网络创新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其他公司的流程、技术、产品、渠道和品牌。悬赏或众包等开放式创新方式是网络创新的典型例子。
　　3.结构创新结构创新是通过采用独特的方式组织公司的资产（包括硬件、人力或无形资产）来创造价值。它可能涉及从人才管理系统到重型固定设备配置等方方面面。结构创新的例子包括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员工朝某个特定目标努力，实现资产标准化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和复杂性，甚至创建企业大学以提供持续的高端培训。
　　4.流程创新流程创新涉及公司主要产品或服务的各项生产活动和运营。这类创新需要彻底改变以往的业务经营方式，使得公司具备独特的能力，高效运转，迅速适应新环境，并获得领先市场的利润率。流程创新常常构成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产品性能创新产品性能创新指的是公司在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特性和质量方面进行的创新。这类创新既涉及全新的产品，也包括能带来巨大增值的产品升级和产品线延伸。产品性能创新常常是竞争对手最容易效仿的一类。
　　6.产品系统创新产品系统创新是将单个产品和服务联系或捆绑起来创造出一个可扩展的强大系统。产品系统创新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能够吸引并取悦顾客的生态环境，并且抵御竞争者的侵袭。
　　7.服务创新服务创新保证并提高了产品的功用、性能和价值。它能使一个产品更容易被试用和享用；它为顾客展现了他们可能会忽视的产品特性和功用；它能够解决顾客遇到的问题并弥补产品体验中的不愉快。
　　8.渠道创新渠道创新包含了将产品与顾客和用户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手段。虽然电子商务在近年来成为了主导力量，诸如实体店等传统渠道还是很重要——特别是在创造身临其境的体验方面。这方面的创新老手常常能发掘出多种互补方式将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呈现给顾客。
　　9.品牌创新品牌创新有助于保证顾客和用户能够识别、记住你的产品，并在面对你和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替代品时选择你的产品。好的品牌创新能够提炼一种“承诺”，吸引买主并传递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感。
　　10.顾客契合创新顾客契合创新是要理解顾客和用户的深层愿望，并利用这些了解来发展顾客与公司之间富有意义的联系。顾客契合创新开辟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帮助人们找到合适的方式把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变得更加难忘、富有成效并充满喜悦。
　　只选择一两种创新类型的简单创新不足以获得持久的成功，尤其是单纯的产品性能创新，很容易被模仿，被超越。企业需要综合应用上述多种创新类型，才能打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改革元年的危与机    
 
2014年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之年。当然，改革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过程。2014年既存在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经济环境，又存在类似“屋漏偏逢连夜雨”的风险。 
　　经济参考报2月12日发表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文章分析，从宏观层面看，2014年有利改革的一些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如反映经济稳定度的GDP增长率、通胀率及就业率等，预计都在可控范围内。从GDP增速看，2014年经济增速仍将保持在7%以上水平，预计在7.2%至7.5%之间，全年走势将是前略高后略低。由于经济增速不再上行的背后是投资增速的下降，消费保持平稳，因而2014年CPI也不会有继续走高的趋势，预计全年CPI在3%以下。这也为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此外，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延续，2014年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进一步减少，估计净减少超过400万，加上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劳动参与率”也会不断下降，2014年新增就业需求估计有所回落，大约在1000万左右，社会就业压力不大，尤其是初高中学历劳动力及技术型劳动力将明显供不应求。当然，依然存在高学历劳动力供略大于求的结构性就业问题。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看，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社会债务增长过快以及利率高企下企业生存状况不佳等诸多问题将增大改革难度。 
　　文章称，产能过剩背后的实质要素是价格的扭曲，尽管在消费环节表现为供大于求，在成因上表现为投资过热。但由于土地、资金这两大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市场化，故中国的产能过剩与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产能过剩有着不同的含义，后者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来自动解决，前者则需要对要素价格的改革和国企改革来逐步化解。而社会债务增长过快，也与要素价格的扭曲相关，中国的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在过去5年中增长近50%，且债务增长快的部门均为钢铁、有色、水泥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这说明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这些领域是失效的。 
　　因此，2014年市场利率水平预期还是会维持在高位，这既与通胀无关，也与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无关，却与全社会债务水平的急速上升有关。不仅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快速上升，居民部门的债务水平也大幅攀升，目前居民负债超过20万亿，占GDP比重超过30%，已经高于日美的水平。此外，地方债增长速度同样很快，这就导致了全社会偿债压力的大幅增加。所以，短期利率居高不下，实际上反映了“借新还旧”“借短还长”的社会偿债模式。这也导致社会融资成本要明显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从长期看，这种负债式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难以持久的。 　　此外，从2013年债券市场的价格走势看，不仅长期券种与短期券种之间的收益率缩小，而且信用利差也缩至历史低位，这反映了企业信用政府化的趋向，但这种所谓的“刚性兑付”，是建立在债务不断累积的基础上，债务的期限错配问题将成为触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因此，2014年加强现金流管理应该是上至金融管理当局，下至实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重点考虑范畴。 
　　文章认为，2014年无论是央行、地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做好流动性管理，因为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还将偏紧，尤其要把握好期限结构。2014年的投资机会应该是产业升级、改革等创造的结构性机会，而非周期性回升的机会。金融开放、要素价格市场化定价等依然不断形成某些领域的长期投资良机，或在金融市场中提供套利性的机会。
 
中国需清理增长模式副作用 
 
全球咨询公司博斯公司全球合伙人朱利安2月10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去年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吸引了所有中国观察家们的关注。经过与其他党内领导人为时一年的商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在本次大会上公布了下一步的改革方案。也许至今为止最为著名的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邓小平带领的领导班子在那次会议上作出了里程碑般的重大决策：带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这些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最近，推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显然出现问题。这主要归结于决定一国经济表现与增长率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力规模与组成、资本禀赋，以及技术发展。
　　19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拉开了序幕。那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口分布在数不清的小村镇中，勉强能维持温饱。想要从如此低的经济起点开始改革并取得巨大的成效相对较为容易，当时采取的方式是鼓励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让他们参与低技能要求的工作，来制造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以开放其巨大的市场来交换西方的资本与技术。随之而注入的资本被大量投入新基础建设等方面，同时也用来累积大量的外汇储备，以抵御2008年经济危机那样的猝不及防的经济冲击。
　　但今天这些战略早已过时。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后开始下降，这部分归因于争议颇多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剩余流动劳动力供应量正在迅速缩减，这导致工资的上涨并使有些生产活动不得不转向成本更低的国家，例如越南。另外，随着中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缩小，其单纯的追赶性增长的潜力也在逐渐消失。中国必须走上真正的创新之路。
　　因此，为了维持以往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中国将必须显著提升其资本投资率，虽然基于中国现有的高负债、产能过剩以及资本效率整体较低的现状，此举将带来较高的风险。此外，所有的输出都必须找到对应的需求，但如今的潮流已转向对中国不利的方向。这已经对诸多行业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导致即使欧洲等主要出口市场并未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还是会下降。并且，即使个人消费事实上正有悖于传统观点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也不足以弥补其他主要增长动力的萎缩。
　　所以，中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难道真如预言家所言，中国的经济泡沫即将破灭吗？我不这么认为，但中国国家领导人显然亟需对未来3-5年做出果断的行动决策，否则中国的经济将长期停滞不前。
　　首先，慢下来。进一步刺激投资主导的增长只会加剧中国的财务、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舒减慢下来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例如产能过剩以及失业率增加），同时调整国民对GDP增长的期望。
　　其次，全面清理。虽然中国的增长模式大获成功，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副作用，包括地方性腐败、不平等加剧、社会安全问题以及严重的污染与环境退化，这些副作用必须马上得到处理。
　　第三，实施结构性改革。中国政府必须从直接干预转向辅助中国正在进行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经的步骤包括调整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与预算，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促进竞争；长期来看，还包括银行系统商业化、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性账户开放化。
　　第四，拉动内需。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尚属健康，但潜在可支配收入必须被进一步解放，例如，改善包括养老金、健康保险与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服务，实施户籍注册与产权转型，以及进一步发展服务业，这将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并能够提升中国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第五，升级产业基础。中国必须提升在高附加值产业中的竞争力，这可以通过实行自上而下的政策举措（例如自主创新与教育）以及自下而上的、企业层面的举措（例如发展品牌管理等成熟的组织能力）来实现。
　　幸运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平衡点正向着支持经济改革转型的阵营偏转，这都归功于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较之其前任拥有更强的实施复杂改革的能力。然而，改革能走多远仍然未知，尤其是在进一步基础改革方面，例如国有企业的监管。举例来说，李克强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开幕式上的缺席以及贸易区具体发展目标的不明确，都体现出改革结果的不明了。
　　改革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是否具有所需的政治魄力与敏锐度，以重现在改革开放后数十年中邓小平所带领的变革型领导与朱镕基所具备的经济远见。然而此次，成功的转型结果不仅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对世界其他国家同样具有重大影响，因为其决定了21世纪后半段的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