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
 
企业应更多关注实用型创新
 
　　据报道，为了在世界出口中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墨西哥和越南已摩拳擦掌，而印度、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也从全球制造业的转移中获益良多。而中国呢？制造企业的逐渐撤离，正使得它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霸主地位发生动摇。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因此面临巨大挑战。回顾中国制造业企业低成本、生产廉价仿制品的历史，审视如今制造业企业全球性扩张和国内成本不断提高的状况，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中欧中国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叶恩华（Yip George S）日前表示：“中国制造业企业自身必须要有所创新。”
　　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创新？有哪些有效的路径？叶恩华建议，中国企业应当将长远创新置于短期收益之前；其次，它们必须改变管理方法，减少等级体系，鼓励独立自主；同时，应当注重中层水平的技术创新，而不是前沿的技术创新。
　　注重实用创新
　　纵观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史，英国聚焦于科学创新，德国致力于对科学的应用，以制造实用的产品为方向。很快，德国在制造业方面便超过了英国，在英国制造业式微的今天，德国的制造业依旧繁荣。
　　叶恩华认为：“中国制造业应当走德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所走的道路。中国政府对高科技有过多关注，其实没有必要，企业应当更多关注实用方面的创新。”
　　对于普遍以低成本、生产廉价仿制品起家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在企业发展早期，无法在研究和开发方面投资可以理解，但随着获得收益的增加，叶恩华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应该在研究与开发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以在产品方面取得创新。
　　之所以认为这样的路径可行，是因为叶恩华看到了中国人才供应方面的优势，中国在培养工程师与科学工作者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制造业企业很容易就能雇用到许多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制造业并不需要拥有最高学历、掌握最新技术的科学工作者。
　　以TCL、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以技术、产品驱动创新的道路上给叶恩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具有创新性质的公司的共性是什么呢？“它们可能将创新放在了首位，甚至将之置于取得短期收益之前。中国制造业企业应当将长远创新置于短期收益之前。”叶恩华表示。
　　减少等级、鼓励开放
　　除了以技术、产品驱动的创新之路，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需要进行管理创新。“要成为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必须改变中国企业的文化。”叶恩华指出。
　　具体而言，中国企业的管理文化等级分明、管理严密，而要增加创新，企业应当减少等级分层，处于较低职位的员工需要减少对老板的畏惧并乐于挑战既定事实，中国企业应该试图去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没有等级制度的管理体系。
　　对此，叶恩华的意见是，首先企业要敢于冒险，要能够接受努力后仍然失败的事实；其次要改变整个体系，不再是由领导者告诉员工怎么做，而是允许更多自下而上的建议。
　　在这方面，美国3M、谷歌（Google）都是商学院优秀案例的典范，谷歌研发人员有20%的时间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项目，而在3M公司一个职员可以利用自己15%的工作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一个设想是成立的。
　　这样的管理体系能为设计人员支撑、创造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创造力。此外，雇用更多来自西方的工程师和科学工作者，让他们进入中国的团队工作也不失为一个方法，虽然这样的团队可能会缺少和谐，但和谐并不能鼓励创新。
　　此外，在管理过程中对一切都进行过多地衡量，也成为阻碍中国制造业企业管理创新的因素。在叶恩华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取决于领导者。
　　“领导者们自身必须改变管理方法，必须认识到不应管理一切，而是要创造一个让员工很好工作的环境，服务于员工的环境，而不是其他。”叶恩华提醒说。
 
专家论坛
 
城镇化不是简单“造城”
 
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这无疑是一个大事件。它不仅标志着我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也标志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迈入关键时期，必须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长期以来建立在农村廉价劳动力、粗放利用土地资源等基础之上的低成本城镇化道路将难以持续。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城镇化？《人民日报》9月12日刊登作者张洋评述文章称，城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纯的“造城”多是“面子工程”，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急需转变观念，多问几个“究竟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不是等于大拆大建？现实生活中，置身于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随处可见旧房拆迁、新楼建设，哪里都有建筑施工的轰鸣。不可否认，“大拆大建”的确刺激了地方GDP，让农民群众“住进了楼房”。可是，“住进楼房”后，当农民的户籍身份并未完全改变，却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法充分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时，农民该怎么办？因此，“大拆大建”离不开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支撑，唯有统筹兼顾，才能让农民真正认同自己是“城镇人口”，认同自己的居住地是“新型城镇”。
　　城镇化建设，是不是意味着越快越好？如今，“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些领导干部始终高喊“抓紧”、“加快”、“再上新台阶”等口号，可是，“加足马力”的建设真的是好事吗？事实上，一些地方“急功近利”的做法已经尝到了苦头，很多是面子工程，造成投资无效、资源浪费，透支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高筑。因此，城镇化建设并不在于速度有多快，而在于基础有多好；城市化建设速度的快慢，并不取决于某个领导干部的摇旗呐喊，而是依赖于地方发展的客观实际。这个基础就是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效应、群众的支持与理解程度等等。
　　城镇化建设，是不是必须废旧立新？城镇化建设，注定给一个地方的社会环境带来改变，给一方百姓的生活方式带来改变，可是，这些改变是否就意味着要把过去全部抛弃呢？如果在城镇化建设中，盲目扼杀一些充满个性化的东西，难免会让某个地方在大环境中失去持久发展的“竞争力”。因此，城镇化建设应顺势而为，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保持城市的个性和文化内涵，倡导多样化，不搞一刀切。
　　文章最后总结，事实证明，城镇化涉及方方面面，我们必须对这项系统工程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以综合性的方案来推动。把城镇化简单地理解为“造城”，显然不是科学的建设路径，必须予以纠正。
 
专家论点辑要
 
　　▲中国经济无近忧有远虑望改革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９月１１日表示，中国经济无近忧有远虑，增长底线保住问题不大，今年达到７．５％的增长速度不成问题，但长期结构性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还要看新一轮的改革是不是能够释放新的潜力。
　　谈到前期新兴市场资产波动问题，汪涛认为，现在谈亚洲金融危机重演为时过早。
　　关于中国，汪涛认为，经济大幅波动的可能性较小。首先，出口环境改善；其次，虽然总体负债率在升高，但多为国内储蓄融资，受外部资本流动影响较小。她还提到，近期数据都显示经济企稳向好，说明７月份以来政府多轮政策支持，包括预期管理都在起作用。另外，她表示，中国信贷紧缩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
　　她认为，由于房地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其稳健复苏对经济是一个重要支撑，因此，今年剩下的时段不会有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同时，出于防风险考虑，也不会有刺激性政策。
　　她还认为，从李克强总理近期一系列讲话可以看出，政府既要保消费也要保投资，投资的重点是铁路、市政建设、环保三个方面。此外，预计人民币不会再进一步升值。
　　她说，从长期来看，中国依然存在结构性挑战，比如趋势性增长率正在放缓，需妥善解决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解决城乡之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中国经济有20年平均增长8%的潜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9月8日在2013国际投资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还有20年平均增长8%的潜力。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机制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上升，这个机制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 林毅夫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有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高2倍多。
　　林毅夫指出，二战后，有13个经济体利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优势实现了每年7%或更高的增长率，并且增长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每年平均9.8%的增长速度，靠的就是这个后发优势的动力支持。
　　“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之上，后发优势让中国还有20年经济平均增长8%的潜力。这种增长潜力是中国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所需要的。”林毅夫指出。
　　林毅夫说，中国只要继续沿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继续深化改革和开放，每年平均7.3%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这也是2020年比2012年两个目标翻番的保障。而实现这个目标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巨大的意义。
　　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到2020年翻一番，应该是8800美元。并且人民币会不断增值，那么就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很可能达到12700美元，按照联合国的指标，到时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这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对于世界而言，如果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高收入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重会有明显增加。不仅如此，中国还可能像日本当年产业转移给亚洲四小龙带来的经济复兴一样，中国的产业转移也会给在其他国家带来重要影响。
 
　　▲渣打预计中国资本账户2020年基本开放
 
　　渣打银行9月9日公布的渣打人民币环球指数7月份报1112，比去年同期上升65%，高速增长主要由于7月起把台湾地区也纳入指数，6月经修订的指数为1058。
　　渣打称，即使没把台湾纳入，7月份该指数仍然会升至1096。指数显示尽管与离岸人民币相关的外汇交易量减少，但以人民币作国际支付货币量仍持续快速增长。
　　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刘建恒预期，中国资本账户会在2020年基本开放，当中将会包括一些审慎措施，例如大额的资金流动会被严格监控等。在中国金融政策发展的同时，离岸人民币市场也将保持快速增长，而到2020年中国总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占中国总贸易会由目前的14%增至2020年的28%，表示离岸人民币市场会保持快速增长。
　　渣打预期，到了2020年底，离岸人民币债券预期上升至3万亿人民币，由中国香港发出的离岸人民币贷款会增至2.3万亿港元，相当于中国香港地区银行总贷款的20%。渣打国际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分析师符铭财表示，离岸人民币债券未来将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有望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美国华盛顿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9月10日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国有望通过因特网和可再生能源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里夫金称，如果中国能在未来25年内深思熟虑、谨慎行动、快速地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将能引导世界进入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的后碳时代，将很可能引领亚洲乃至全世界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
　　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是：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将每一栋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气和其他储存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利用能源互联网技术将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及燃料电池动力车，其所需的电可以通过共享电网平台买卖。
　　他指出，太阳能和风能在未来几年会呈现指数级增长，且成本每两年就会降低一倍，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边际成本逐步递减，未来利用成本将更低廉，具有更好的经济效益。中国是新能源领域的沙特阿拉伯，目前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具有领先优势，未来还应该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支柱的其他几方面也有所作为，如从氢能源到太阳能电池，开发出高效便宜的技术来储藏能源，在储能方面引领世界等。
　　里夫金认为，“就像通讯技术使可移动通讯变得可能，智能基础设备尤其是智能电网的发展使能源从集中式向分布式转型，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
　　里夫金还表示，中国新能源利用还要依靠绿色建筑的发展，如在屋顶上建立太阳能面板，在地下挖掘地热能、把垃圾搜集起来进行垃圾发电，所有新型建筑都可以变成小型绿色能源发电厂。他认为，电力公司今后有可能不从事电力生产，而转向能源的储存和输送，大型电力公司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也可能成为领跑者。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智能电网是国企投资，有建设速度更快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