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正制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7月27日，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赵英民透露，环保部正在制定石化等重点行业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排放标准，但由于科研方面力量薄弱，制定这一标准并不容易。
　　他透露，中石油和中石化正在进行相关试点，对生产领域的VOCs泄露进行控制。他认为，未来VOCs的控制和治理，涉及到很多清洁生产技术，这将会成为未来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上海或制定臭氧地方标准
 
2013年入夏以来，上海市日照充足，持续高温，城区的臭氧污染指标也维持在高位。上海环保局一位部门负责人7月29日表示，国家尚未出台臭氧污染的防治标准，上海正在探讨和研究“是否制定相关的地方标准”。
　　虽然平流层上的臭氧层阻挡了来自太阳的大部分紫外线，保护了地球上的生命，但是近地面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臭氧，却是看不见的健康杀手。臭氧的强氧化作用，不仅会危害人体的呼吸系统，而且会危害神经甚至生殖系统。
　　据上海环保部门信息，近几年来，上海市臭氧超标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夏季臭氧污染问题仍比较突出，容易出现大范围长时间臭氧污染超标情况。
　　臭氧浓度的升高、降低很有规律性。从上海的监测结果来看，往往是早上开始随着气温升高，紫外线辐射的增强，臭氧浓度不断增加；在下午1时左右出现峰值；之后处于高值稳定状态，下午3时左右达到最大值；到傍晚5时左右随着辐射减弱，臭氧浓度逐渐降低。以2012年为例，1至4月、10至12月的臭氧1小时和8小时的平均日最大值达标率均为100%。
　　上海开始关注臭氧污染的问题是从2012年11月发布空气质量指数（AQI）发布以后开始的。该人士表示，“以前我们采用的是空气污染指数（API）的发布，没有臭氧这个污染因子指标。从发布AQI以后，臭氧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
　　他认为，臭氧在上海成为主要污染物不是一个质变的过程，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不能简单地说是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成为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的。
　　该人士强调，虽然臭氧的形成是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经过紫外线照射发生光化学反应形成，而氮氧化物又和机动车污染排放有关，但是不能笼统地说臭氧成为上海主要污染物和机动车数量的增加速度有很大相关性，只能说有一定的相关性。
　　上海环保局相关人士表示，臭氧形成的原因上，汽车、燃料、石化等是臭氧的重要污染源。但它不是直接被排放的，而是转化而成的。春、夏季天气条件比较好，日照相对来说也比较强烈，大气中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经过紫外线照射，发生光化学反应，就会形成臭氧。可以说，臭氧就是机动车或化工厂等排放的一次污染物在大气中经光化学反应形成的二次污染物。
　　该人士认为，臭氧的污染防治工作是全球性的环境治理难点，很多发达国家也仍在研究臭氧污染的防治措施。“对于臭氧的污染防控工作，我们还需有一个长期的防治管理过程。”
　　近地面的臭氧是光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主要危害包括强烈刺激人的呼吸道，造成咽喉肿痛、胸闷咳嗽、引发支气管炎和肺气肿；造成人的神经中毒，导致头晕头痛、视力下降、记忆力衰退；臭氧会对人体皮肤中的维生素E起到破坏作用，致使人的皮肤起皱、出现黑斑；臭氧还会破坏人体的免疫机能，诱发淋巴细胞染色体病变，加速衰老，致使孕妇生畸形儿。
　　臭氧超标的防护远比PM2.5要难，戴口罩对阻挡臭氧毫无用处，室内空气净化器也对臭氧毫无办法，有些净化器本身还会产生臭氧，使用不当将造成二次污染。而且，由于臭氧比重较空气大，身高较矮的儿童往往最容易成为臭氧污染的受害者。
 
吉林将新建8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
 
吉林省政府7月29日披露，《吉林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13-2020年)》已经获批并下发实施。至2015年，吉林省全省将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8座，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6100吨/日，实现所有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具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据介绍，2016年—2020年，全省新建、扩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21座，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14400吨/日，实现所有县(市)以上城市全部具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形成基本覆盖全省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网络。
　　2012年底，吉林省全省已建成垃圾无害化处理场45座，处理能力达到15780吨/日。其中，采用无害化填埋处理方式的42座，处理能力12940吨/日；采用焚烧处理方式的3座，分别位于长春市、吉林市和四平市，处理能力2840吨/日。在建垃圾处理场6座，总处理规模3010吨/日。其中，采用无害化填埋处理方式的5座，采用焚烧处理方式的1座。
 
中石化将投入228.7亿元专项实施"碧水蓝天"环保计划
 
据悉，在７月３０日召开的关注气候中国峰会上，中石化表示，将开展“碧水蓝天”环保行动，未来３年将投入２２８．７亿元，实施８０３个环保综合整治项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一次性投入最密集、涉及范围最大的环保专项治理行动。
　　“碧水蓝天”环保行动负责人、中石化能源环保部主任耿承辉说，环保治理专项行动重点围绕污染物总量减排和提标改造、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检测与控制、异味治理及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行动实施后将明显改善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提升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耿承辉介绍，按项目类型分，该环保治理将突出３个重点：　一是在污染物减排与达标排放方面，主要包括与国家环保部所签订责任书指定总量减排项目、责任书明确治理要求及四项主要污染物治理减排核算核查相关工作要求等，涉及３３０个项目，预计投资１０８亿元。二是在改善作业场所及企业周边环境质量方面，主要包括油气回收、异味治理、无组织排放源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与控制、噪声治理等，涉及２３４个项目，预计投资７０亿元。三是在环保隐患治理方面，主要包括环境风险防控、地下水污染防控、废渣处理、生态保护及固废处置中心建设等，涉及２３９个项目，预计投资５１亿元。
　　中石化此次实施的“碧水蓝天”环保行动经过１年多的调查摸底才付诸实施，所需资金将全部由中石化总部直接投入，下属各企业将签订“‘碧水蓝天’环保行动承诺书”，以确保行动有效实施。
 
专家论坛
 
国研中心呼吁建立推进改革的有效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7月29日发布的《改革攻坚（上）》一书，对如何建立改革的动力机制提出具体建议。该书指出，“改革不会自发地进行，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切实有效的推进机制。”
该书指出，当前改革面临的利益纠结尤为复杂，面临的质疑超过以往，面临的阻力异乎寻常。因此，需要深入剖析改革阻力，设计出推进改革的动力机制，提出推进改革的配套措施。
　　“首先，顺利推进改革的关键在于澄清模糊认识，破除改革的阻力。”书中提出，需要澄清的认识有三点：当前经济社会出现的不少问题，是改革不彻底、不到位、不全面造成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有风险，但主动的改革风险可预期、可防控，而改革停滞将产生更大的、不可控的风险。
　　一些人将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等问题完全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对此，该书指出，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重要原因乃是生产要素的流动依然存在着诸多限制，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还存在城乡、地域歧视。“而这些限制和歧视，正是改革要破除的。”
　　针对只看到市场经济优势或劣势的观点，该书指出，这都是片面的，都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读。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上有优势，在推动公平上力有所不逮。单靠“市场”本身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但改革的方向并非只是简单地市场化，而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制和公平的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制度都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如何建立新的推进机制？该书建议，首先要确立改革领导机制，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指导与监督。原因是，“改革所涉及的利益调整相当复杂和艰难，仅靠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难以破除改革阻力，难以系统整体推进改革。”当前，阻挠改革的利益集团，将是在市场经济规范化、高效化、公平化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
　　其次，建立改革组织协调机制，形成深化改革的合力。要筹建超脱部门利益的、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改革协调机构，负责系统设计改革的思路和方案。
　　对于改革过程中“可预见的风险”和“不可预见的波折”，该书建议，必须做好风险防范预案。要坚持重大改革“先行先试”，选取特定区域进行改革试验，以发现改革的风险和难点所在，为全面推进改革总结经验。要根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随时调整改革的力度和节奏。
　　该书还建议，建立改革保障机制，确保顺利实现改革目标。即在不动摇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推进政治、法治领域的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党政合理分工和政府权力行使的透明化，有效约束政府权力的运作。”
 
工业企业需摆脱对刺激政策的依赖
 
7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024.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3%，比上月回落9.2百分点。就此,每日经济新闻7月30日发表时评人余丰慧文章表示，数据背后，凸显的是工业企业全行业不景气，特别是产能过剩情况没有根本好转，极有可能导致“三角债”死灰复燃。企业相互拖欠如此严重，直接影响到了其资金使用效率。
　　文章分析，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减缓，原材料购进价格下降收窄幅度大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收窄幅度，单位成本和费用增加以及同期对比基数相对较高等是造成6月份工业企业主营活动利润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此外，工业企业目前经营下滑是宏观经济走势的反映。前几年工业企业经营状况风光无限，主要受益政府主导的刺激政策。大肆挖掘资源能源，环境成本极度低廉，劳动力成本低下，造就了工业企业超高速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4万亿元投资计划，信贷配套投放9.57万亿元，一年时间财政货币信贷投放13.57万亿元，这么大的投资刺激政策使得工业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这种竭泽而渔式的投资刺激政策毕竟是在透支未来经济发展后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面临较大压力。投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褪去后，必然造成经济特别是实体企业出现不景气状况。中国工业企业经营下滑正好从2011年中开始，那时也正好是2008年4万亿元大投资刺激政策红利开始消退的时期。
　　文章指出，中国的工业企业多年来基本是在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信贷投放的刺激政策下爆发式发展的。产能过剩、工业企业不景气、进出口低迷，经济增速继一季度下降到7.7%，二季度继续下滑至7.5%，预计三季度还将继续走低。但是，再依靠政府出台投资刺激政策和货币信贷刺激政策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对于工业企业来说，长期依赖刺激政策取得发展，习惯了刺激政策的红利，如何适应刺激政策终止后的形势呢？这是所有企业都面临的严峻挑战。
　　文章认为，为了应对这种调整，工业企业必须降低成本、加速转型，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对刺激政策的路径依赖，激发出内生动力来走出艰难困境。工业企业一定要尽快转变思想，以更大的耐心和更长远的眼光，踏踏实实地加强技术研发，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和品牌建设，由过去依赖于政府主导的全生产要素的大投入大投资刺激政策，转变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
　　所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率，提高每单位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节约资源能源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依靠创新驱动力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工业企业既要核算内部财务成本，更要注重经济成本，也就是给社会环境带来污染等社会经济成本。
 
专家论点辑要
 
　　▲吴敬琏呼吁制定全面改革行动规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日前出版的财新《中国改革》撰文指出，当下深化改革应着重制定以中央为主、基层参与的总体规划，并为改革聚集人气。
　　吴敬琏提出，推进系统性改革有三件事要做：确定目标，制定总体规划，并把改革落到实处。中共十八大已经确定了目标，现在的任务是迈出第二步。
　　目前，对于改革是不是应该做总体规划各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仍是最有效的办法，但吴敬琏指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互动需要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同时，基层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容易被自身利益左右，而不是着眼全局利益。
　　另一些人担心由上到下的改革设计是否会抑制自下而上的创新，吴敬琏举上海“营改增”方案扩大至全国，及深圳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推向广东的范例，建议中央直接掌握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要从地方政府的主动探索中得到启发、取得经验。
　　如何制定总体规划，在吴敬琏看来首先要有对问题导向的研究，他以如何缩小收入差距为例，指出过去对该问题的认识往往就分配谈分配。他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更多是由生产结构决定的。“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结果一定是资本收入（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包括专业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要提高后者的比重，最根本的是要让大量的“农民工”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再辅以再分配措施。
　　吴敬琏还提出，在制定总体方案之外，当下有两项准备工作也大有可为。他援引美国经济学家诺顿的建议称，今年应该推出一些“大众关心、能够快速启动，成效又具有可观察性”的改革项目，来为改革聚集人气。他称，目前百姓对政府政策存在一种逆反心理，唯有获得大众的支持才能冲破利益障碍，推进改革。同时，要尽可能维持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让系统化的改革得以顺利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