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协通过碳减排协议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简称国际航协）6月4日在国际航协第69届年会上通过了“航空碳中和增长协议”。该决议遭到了中印两国航空公司的反对。
　　航空碳排放一直是近两年的热门议题。目前，行业内普遍认可的全球性航空碳排放目标为：至2020年，年均燃油效率提高1.5%；2020年实现碳中和增长（碳排放数量不再增加）；在2050年将排放量削减至2005年的一半。
　　此次国际航协通过的协议，核心内容就是围绕各航空公司的碳排放情况及未来的减排目标展开。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协议是，今后将以“2018年至2020年间的年均排放总量”制定行业和航空公司的基准线。
　　而在近两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欧盟碳税体系中，航空公司的碳排放基准线是以2004年到2006年间的年平均排放量计算，即各航空公司可以获得上述平均排放量85%的免费排放配额，其余的排放量则需要购买。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航协表示，此次通过的协议是为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提供的建议性协议，并非最终方案。最终的解决方案，将在今年9月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上出台。
　　尽管只是建议性协议，但该决议仍遭到了中印两国航空公司的反对。中航集团总经理、国航董事长王昌顺表示，国际航空业的气候变化行动以及减排机制设计，应当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国家加以区分，即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自愿减排。
　　参会的国航、东航、南航、海航、深航、厦航、吉祥航空等中国航空公司均在国际航协的碳中和方案表决中投了反对票，印度航空等公司也支持国航的表态。
　　业内分析认为，中印作为航空业新兴国家，一直不同意对航空公司的碳排放进行收费或交易。国际航协此次通过的协议，虽然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不同，但只是操作上有区别，还是支持对碳排放进行收费的。因此，遭到中印航企的一致反对在情理之中。
 
联合国委员会称大型企业应发布环境报告
 
据悉，由多国领导人组成的联合国委员会5月30日建议，大型企业除了公布财报外，还应该报告各自对环境的影响。
　　该委员会由英国首相卡梅伦、印尼总统苏西洛和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牵头。委员会指出，全球发展的核心应该是放慢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
　　报告称：“气候变化将决定我们能否实现目标。若不实现环境可持续，我们就不能终止贫困。贫困者深受自然灾害荼毒，他们对海洋、森林和土壤的依赖度非常高。”
　　苏西洛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交了报告，其中建议以12个目标替代8个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旨在消除贫困和饥饿，于2000年由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将于2015年到期。
　　该报告长达69页，将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磋商2015-2030年发展议程的基础。报告中提出，市值1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除了提交财务报告外，还有义务通报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报告称目前约有四分之一的企业编制环境报告。
　　报告并称，这样的原则亦应适用于政府。到2030年，各国报告社会和环境状况的做法应成为主流。
　　去年，英国率先强制要求大型企业发布财报时公布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这适用于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1,800家企业。
 
自主创新
 
宁夏连续推出优惠政策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近年来，宁夏连续推出优惠政策，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宁夏近日决定，将建立企业科技创新后补助机制，其中单个企业一次性补助最高可达５００万元，以吸引国内外创新资源、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提升科技创新对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
　　据自治区科技厅介绍，宁夏坚持“大干大支持、小干小支持、不干不支持”的原则，鼓励和引导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先行投入开展科技创新。对企业自筹资金开展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成果转化等技术创新活动的，单个企业一次性补助最高可达５００万元。其中，企业自主开展产品开发的、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合开发的，以及企业获批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宁夏将按照企业的投入给予２０％的补助，高新技术企业相应补助标准提高到３０％。
　　为吸引和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宁夏对进驻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创业的团队、持有自主技术进行成果转化或直接商业化生产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即前５年由所在地政府提供实验室、中试用房及科研设备，后５年减半收取用房、设备等租赁费，也可由企业一次性或分期回购。
　　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宁夏重点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建立一流的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平台。自２０１２年起，宁夏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给予一次性奖励１００万元，对新认定的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给予一次性奖励５０万元。奖励资金将专项用于企业技术中心改造实验室、购置和更新研发仪器设备及软件，并对已投入使用的仪器设备进行日常维护。
　　与此同时，宁夏支持中小企业引入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建立企业技术研发机构。对这类研发机构，以区内企业为主导的，经认定后，连续３至５年每年给予３０万元的资金补助。
　　目前，宁夏正在实施“塞上英才”工程，计划用１０年时间培养选拔百名学术领军人才，授予“塞上英才”称号并给予物质奖励，以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工作。今年２月中旬，宁夏首批“塞上英才”出炉，来自农业、林业、医学等领域的２４名领军人才获得表彰，每人奖励５０万元，用于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
 
专家论坛
 
学者称中国市场经济缺乏思想市场
 
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宁教授在5月31日财新《中国改革》读书会上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困境是缺乏思想市场。他认为，思想市场的开发，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向。中国可以尝试走开放思想市场的途径，以达到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王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onald H. Coase）的研究助理。
　　王宁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最成功之处总结为：市场的快速发育；企业家精神的复苏；对外开放让中国融入世界；打破新中国、旧中国的划分，中国人重新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思想解放，让党和政府逐步摆脱极端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与时俱进。
　　对于中国改革尚存的难题，他提到：生产要素市场依然受束缚，尤其是思想市场的缺位；民营经济依然饱受歧视；城乡二元对立恶化；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被取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得中国距离自由、宽容的社会还有些距离。
　　王宁称，中国人的创造力远远没有得到发挥，这使得中国目前已经看到的改革红利，比中国实际能达到的改革红利还差得很远。他举例，在美国能买到大量的“中国制造”产品，但是能被记住的中国品牌却寥寥无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同一场合亦指出，中国的思想的市场目前尚未完备。他反问，中国是否有一个思想的市场让大家放开去探索？如果没有这种所谓思想的思想、思想领域的竞争，中国很难推出一个在全世界得到承认的理论。
　　姚洋认为中国改革最成功的三个经验是：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混合体制”的转型，同时没有出现经济的衰退，并创造了很多可以推广到世界的“中国经济”；分权——经济上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给了地方很多激励；政治体制上的“贤能体制”。
　　但姚洋指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只走了一半。目前，中国改革面临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最终建成，政府的权力还是太大，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而政府想利用这些资源做一些事情又做不成；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是否仍然适用？是否到了需要“顶层设计”的时候？
　　姚洋称，在中国，由政府主导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改革到现在，始终没有解决政府在经济与社会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做到全能型，除非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有人说，我们现在改革改不动就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我认为其实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最高层的指导思想。”姚洋说。
 
中国经济升级版渴求德国式严谨理性
 
上海证券报6月3日发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文章分析，从李克强总理上任后的首次欧洲之行选择德国和瑞士的背后逻辑来看，并不仅像外界所言是看中了这两国经济上稳定，拥有足够的能力和影响力等，而是暗含着试图从当今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经济增长质量最高、发展步伐最稳健的德国那里汲取经验之意。
　　文章分析，就中德两国的国情和经济基本面而言，差异确实巨大。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从德国经济发展中汲取经验。数据是枯燥却又是最具说服力的。从2012年中德两国的经济数据来看，13.7亿人口的中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3万亿美元（此说也许并不准确，因为中国GDP总量中有一部分是在华外资企业创造的），而0.83亿人口的德国，却创造了3.4万亿美元的GDP。有人说，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就相当于德国的经济总量。这是缺乏经济常识的解读，不能以此说明中国经济力量有多强大。况且，德国一向被视为有效经济增长的标杆。
　　光看出口总额，中国确实领先德国一大截，两国去年的出口分别为2.02万亿美元和1.49万亿美元，不过，若就出口结构和价值链获益程度而论，中国显然落后德国很多。德国出口领域主要包括电子、航天、汽车、精密机械、装备制造和军工，多年来，品质优良、技术领先、做工细腻的德国产品不仅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良好的出口声誉，更使德国从中获益良多，而且德国出口所需的资源主要从外部获取。单就汽车出口一项，去年德国汽车及零配件的出口总额即达到1900亿欧元，占德国当年出口总额的17.3%，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相形之下，中国尽管坐拥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其实际价值却远远小于德国。出口数据表面辉煌的背后，是国内资源的天量消耗和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以及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出口分工地位。
　　另一方面，得益于勤勉和创新精神。过去10年间，按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德国的竞争力提升了20%，而南欧国家的竞争力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这使得德国公司不仅在全球与区域市场竞争中将许多欧元区伙伴抛在身后。不仅如此，德国对待金融发展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理性以及真正的民富国强，也特别值得中国学习。如今，尽管英国依然是欧洲首席金融强国，但握有欧洲最强大实体经济的德国，不仅是欧洲事实上的金融政策中心，而且是整个欧元区的经济稳定器。某种意义上说，依然未能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的下一步走向，既要看深陷危机之中的区内国家能否从“金融化享受”和“福利资本主义”泥坑中早日上岸，更要看德国的态度。
　　当然，德国经济也有它的难题，例如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利润率降低以及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等，但就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而言，至少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德国都是处于顶尖层面的经济高手。而总结德国经济发展经验，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制度改革，保持高端制造业竞争优势，坚持扩大内需以及国民的勤勉创新之外，从国家经济哲学的视角分析，德国从普通市场主体到企业家乃至政界领袖，其严谨求实的经济发展理性却是最朴素，也是最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文章称，德国人深知，握有金融主导权的美国尽可享受金融红利，但长期而言只会饮鸩止渴。其实，在1990年以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超过金融业。但在经济金融化逻辑安排下，美国经济活动的中心偏离了物质产品的生产，而集中到金融资产的管理、流动和增值上来，结果是以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只要银行能操作充足的资本，就允许其扩大服务范围和拓宽业务领域。于是，在金融自由化的号角下，以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断扩充实力，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地把制造业向境外转移，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大大提高。可见，经济金融化既可把美国经济推上云端，也会成为美国经济走火入魔的重要推手。拥有世界一流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德国尽管也很重视发展金融业，但在全身密布哲学理性的德国人眼里，金融再重要，也不能取代制造业的战略地位，至多是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转换器。于是，深耕制造业，加大技术研发，升级人力资本以及建立匹配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成为德国政府的施政重点，由此奠定了德国在今日欧洲的一枝独秀局面。
　　文章认为，在中国经济迟迟未能实现战略转型的微妙时间当口，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面临诸多约束条件的今天，我们尤须冷静思考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逻辑，切勿乱开药方、乱服补药，理应在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的同时清除经济发展沉屙，以确立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性路径。在此过程中，应当汲取德国经验。
　　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路径正渐渐清晰：在清除改革发展阻力的前提下，紧紧围绕经济战略转型，确立以政府自身职能转变为中心的改革框架，真正建立服务政府、高效政府和责任政府，厘清政府、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尽快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激活民间营商禀赋。按这条发展路径的要求，我们应在民富国强的发展目标指引下，尽快纠正以往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财富蛋糕切割与分配不均的做法，通过加大制度执行力，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少数富人向民生福利的有序转移；切不可在在实体经济基础不很巩固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向服务经济转型，将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易受国际市场影响与国际资本控制的金融产业中，投入到不少地方官员连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的新型城镇化中去。否则的话，不仅欲速则不达，更有可能在重心不稳、经济免疫力不强的情况下，再次吞下经济扭曲增长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