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应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证券报4月23日发表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李宇嘉文章表示，智慧的顶层设计就是在承认制度惯性和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寻找既能为这种惯性和格局所容忍，为新动力成长提供大环境，又能逐步消解这种惯性和格局对于新动力的阻滞，从而在此消彼长中获得新体制对于旧体制的代替。
　　培育发展新动力
　　嘉文章表示，新一届政府之所以选择新型城镇化作为顶层设计的破题之作，也主要基于以上考虑。首先，新型城镇化能够保证一定的投资增速，这是对制度惯性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承认。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到了“倒逼”的地步，经济增速中长期内“台阶式”下降是必然。由于出口和制造业投资（出口带动）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国内消费短期内很难“扛大梁”，新型城镇化着墨于仍有空间、有效率的基建投资，此举对于确保未来经济不会硬着陆非常重要。
　　此外，新型城镇化旨在将农民纳入户籍管理，这将在短期内增加公共服务支出，而对于地方税收、经济增长的贡献却需要在长期内逐渐显现，而推进城镇化的主动权在地方。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框架内，地方政府缺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改革”的激励。因此，能否获得地方支持是新型城镇化是否会再走“伪城镇化”老路的关键。新型城镇化终究会带来住房需求的快速增长，这对于高度依赖房地产的地方政府非常重要。
　　同时，在目前狭窄的腾挪空间内，新型城镇化是培育发展新动力的唯一可取。首先，新型城镇化能够再次释放人口红利。中国劳动人口总量供给尽管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但由于体制性的制约（户籍改革、收入分配和土地制度），人口红利还没有充分释放，一方面体现为进城农民工没有市民化对于城市集聚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为农业产业化不足对于剩余劳动力释放的影响；其次，新型城镇化推进将意味着集体土地的市场化和资本化，这是破解土地资本要素供给瓶颈的关键，而这也将刺激人力资本要素供给、资金要素供给的增长。因为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也是人力资本提升的过程，这需要在教育、住房、社保等方面有充足的投入，而要素供给增加将延缓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提高生产效率；最后，新型城镇化是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如果实现了人口红利的释放，城市的集聚效应将大大增强，产业分工将更加细化，第三产业发展和消费增长将水到渠成，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应的效率也将大大提升。
　　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
　　文章认为，新型城镇化能否推进的关键点在于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因为在现行的官员考核体制和中央与地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强行让地方赋予农民工户籍不仅受到地方抵制，而且会再次演化为变相“圈地”，而中央补贴或买单市民化成本很可能会变相进入地方政府的口袋。
　　集体土地市场化则巧妙地提供了打破僵局、获得共赢的天然时机。一则，集体土地能否市场化是新型城镇化走“主动道路”还是“被动道路”的标志。允许集体土地自由进入市场，则意味着农民可以选择携带土地市场化收益进入城市工作，也可以选择留在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即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这也是决定城镇化实施效率的标志，因为农民知道何种选择对自己更有利。而国际城镇化历史证明，基于农民自利选择的城镇化是衡量城镇化效率的唯一标志；二则，集体土地能否市场化是解决城镇化成本的唯一出路。因为集体土地市场化将产生巨大的溢价收益，只有这笔巨大的收益才能等价交换城镇化新生的公共服务供给。前面指出，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地方政府为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激励，特别是诸如住房保障、教育等；三则，集体土地市场化是当前实现经济软着陆和倒逼经济转型的唯一可选渠道。从目前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模式来看，在建、续建和计划建设的项目（市政设施、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已经内含了未来土地出让的规模、价格和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地方不会容忍房价下跌。目前，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经济硬着陆和经济转型渐行渐远的最大隐患。近年来，通过调控房地产市场和加强住房保障，并没有实现弱化对房地产的依赖和房地产泡沫软着陆，反而进一步提高了土地的杠杆利用和高房价的依赖。集体土地入市则一方面可以实现地价、房价和房地产泡沫软着陆，倒逼地方政府降低对房地产的杠杆利用和依赖，为经济软着陆和经济转型创造大环境；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土地要素供给，消化现存的靠土地出让或支持的项目工程，缓解房地产去泡沫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阻碍和经济硬着陆担忧。
　　2012年底，国家旨在提高农民征地补偿的改革和近期深圳土地制度改革，均有望开启集体土地入市的新征程。但是，即使是深圳，对于集体土地入市的改革也仅限于产业受让入市的集体土地和工业楼宇的流转，而非用于商品住房的建设和供给。截至2010年底，深圳市建设用地规模达917平方公里，占全市陆地总面积的46%，触及50%的土地利用上限。原集体经济组织占用的390平方公里存量土地被低端的、高污染的企业占据，而政府渴求的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无地生根，改革是在这样倒逼的背景下展开。因此，深圳还是为了做大工业用地，延续传统模式，而与集体土地入市有本质的区别。
经济转型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对土地的依赖度（近年来深圳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只有不到20%）远远低于其他城市，且不存在法律制度上约束的深圳，在土地改革上显得如此谨小慎微，这让人对于集体土地入市的前景表示担忧。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和高房价的依赖已经积重难返，而集体土地入市不仅冲击房价，影响了未来土地出让收入和投资项目的进展，最终影响税收和经济增长，而且也大大压缩了土地征收后“招拍挂”出让后的增值收益，对地方政府短期利益的冲击比较大。因此，需要在集体土地入市的节奏和规模上、中央政府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分担上等，都需要做出统筹规划。
 
城镇化受经济放缓增长转型制约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袁喜禄4月24日在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办的“城镇化与投资研讨会”上指出，在新形势下，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将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制约；中国需要从以往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城镇化的模式，转向通过城镇化来消化工业过剩产能，以支撑未来经济的增长。
　　袁喜禄表示，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但在其他因素影响下，城镇化自身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约束，或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非是无限的。他称，在总体经济转型、经济增速放缓、发展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今后的城镇化也不可能是爆发式的发展，应该是一个积极稳妥、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
　　“很多地方调高了城镇化的速度和指标，希望通过加速推进城镇化，通过加强土地投资开发力度，带动经济的高增长。这种城镇化的冲动是把一个长远的战略性任务，当成一个应对当前的、短期的应急机制，忽视了城镇化的一些基本背景和方向，也会脱离城镇化正常的轨道。”袁喜禄称。
　　此外，袁喜禄还指出，未来推进城镇化的动力机制面临新的转变。今后的城镇化，需要从以往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城镇化的模式，转向通过城镇化来消化工业过剩产能，以支撑未来经济的增长。
　　他称，改革开放后，城镇化主要由工业化来拉动。工业化的模式是通过对外开放战略，通过招商引资、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中国没有顺势而为，丧失了在高增长时期推进城镇化的最好的时机。
　　“所带来的问题也是大家公认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脱节。所谓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特别是人口城镇化滞后，形成了半城镇化的矛盾和问题。再依靠工业扩张推动城镇化不可能持续。而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以往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工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不可持续。”袁喜禄称。
　　“只有通过城镇化消化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才能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只有通过人口的城镇化，让农民进城安居乐业，才能化解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结构性偏差。现在一些地方更热衷于上投资、招商引资、搞产业聚集区，虽然名义上强调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但很多做法还是以往发展模式的延续。”袁喜禄表示。
　　他建议，今后城镇化的着力点应该从过去单纯的关注招商引资、大上投资项目，转变到关注人、关注城市经济本身所蕴含的就业潜力上来，为城市经济、服务经济的繁荣创造条件。“通过市场机制培育出的支柱产业和就业机会，不是几个大的重化工项目所能替代的。”
 
专家论点辑要
 
　　▲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70%
 
　　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月24日联合发布的《投资蓝皮书：中国投资发展报告（2013）》认为，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70%，城镇化已经成为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投资蓝皮书指出，未来20年是中国城乡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届时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将超过10亿人。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农村的人口将减少1/3以上，将有3亿人由农村移居到城市和城镇。
　　投资蓝皮书称，实践表明，我国的城镇化率每增加1%，就可拉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2%。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在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2.6%左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在2033年前后达到70%。由于70%是城镇化率一个重要拐点，即城镇化会从快速推进阶段转到稳定发展的阶段，这意味着今后10年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仍然是可以预期的。
但魏后凯提醒，我国城镇化推进速度必须适度，不能追求过高的速度，应当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阶段、城市服务能力、人口吸纳能力、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城镇化水平也不是越高越好，85%左右是一个峰值。预计到205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80%，接近饱和度，也就意味着城镇化基本完成。
 
　　▲标普称中国将为经济刺激政策付出代价
 
4月22日，标准普尔评级服务（下称“标准普尔”）在近期发布的一份题为《我们是否知道中国将何时为其经济刺激政策承担成本？》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将不得不为经济刺激政策付出代价。
　　标准普尔表示，目前的问题是“何时”与“怎样付出代价”。中国政府通过财政转移和专门措施来帮助那些财务状况疲弱的国有企业，但在标准普尔看来，部分此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将出现违约。
　　2009年-2010年间，中国银行业贷款规模增长近60%，从而免于陷入经济衰退。但贷款飙升意味着银行贷款的信用风险上升，从而可能推动不良贷款上升。若这一假设成真，则中国政府债务负担将增加，因为它要消化这些坏账的部分成本。
　　标准普尔信用分析师陈锦荣说道：“上述情况尚未出现。截至2012年末中资商业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率仍低于1%。中国决策者承认，近几年杠杆性上升带来风险，但他们认为这种风险完全处在可控水平。”
　　标准普尔信用分析师陈锦荣指出，中国政府通过财政转移和专门措施来帮助那些财务状况疲弱的国有企业。这些措施可能防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大规模违约，这些平台公司通过借款支持地方政府主导的项目建设。
　　陈锦荣称：“即使这样，我们相信部分此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将出现违约。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商业银行不会受这种不良贷款的影响出现不稳定。即使不良贷款没有出现飙升，这也不意味着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是没有成本的。这只不过意味着，经济体内的其它组成部分，而非银行，来支付这种成本。这也意味着市场扭曲成为必然。”
　　陈锦荣还说道：“如果中国不良贷款保持在较低水平，原因可能不是外部人士低估了2009年-2010年间发放贷款的信用质量，而是他们低估了中国主管机构重新分配资源来防止政府相关借款人出现大规模违约的意愿。”
 
　　▲学者认为政府应有序退出房地产调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4月22日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再思考研讨会上指出，导致中国房价上涨的因素很多，而不断出台的调控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房价上涨的预期。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既不符合市场规律，也没有提高民众福利，还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恐慌，未来应该有步骤退出对房地产的调控。
　　姚洋表示，“新国五条”的重头戏是重申了二手房交易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这必将导致二手房交易量的萎缩和房价的上涨。面对高额税收，二手房房主会尽量把税负转移给买家，在目前房价上涨预期的压力下，多数买家往往会接受，这相当于房价的上涨。但也会吓退一些买家，从而导致交易量下降。
　　姚洋表示，另一方面，由于新建住宅交易没有额外税收，一些潜在的二手房买家会转而购买新建住宅，其后果必然是导致新建住宅价格的上升。
　　他强调，房地产业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把抑制房价上涨作为政府的一项硬性任务不仅增加政府的负担，同时，因为长期无法扭转房价上涨的趋势，坚持调控政策只会让政府失信于民。
要想让民众的房地产投资回归理性，必须依赖他们从市场本身得到的经验教训。姚洋建议政府采取步骤，有序地退出房地产的调控。可以从二线城市开始三年内取消所有城市的二套和三套房限购措施，降低房贷门槛。然后取消北上广等地对非户籍人口的限购政策。在此过程中，房价肯定会上涨，但政府要沉住气。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