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印发
 
发改委4月19日发布《西部地区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2012－2020年)》。
编制和实施西部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规划纲要，是统筹各种有利资源，优化整合分散生态项目，切实保护优质生态资源，巩固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成果的现实需要；是构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等“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举措；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落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任务；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实践。
　　根据规划纲要，到201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19%，森林蓄积量增加3.3亿立方米，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4.5万平方公里，45.5%的“三化”草地得到治理，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39%，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15%，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保护率达到90%，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70%，水源区水质达标率进一步提高。生态补偿机制初步建立，优良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各重点生态区形成一定规模的接续主导产业，农牧民收入稳定增长。重点生态区生态环境综合监测与评估系统基本建立。
　　到2020年，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取得重大进展，优质生态资源得到全面保护，生态建设成果得到有效巩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明显增强，生态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重点治理地区生态实现良性循环，西部生态整体恶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基本建立，重点生态地区人民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水泥业将发布污染排放标准
 
　　4月25日，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处长张化天在国际水泥峰会表示，《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已经完成全国征求意见，并已通过初步审议，将在行政审批后尽快发布。
　　除了水泥排放新标，张化天同时表示，《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污染控制标准》等相关技术规范也完成指定，下一步通过行政审议后尽快发布。无疑，新标准的实施将加大企业的环境治理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
　　据悉，全国水泥行业年排放氮氧化物是“十二五”氮氧化物减排的重点领域。目前，我国水泥工业氮氧化物排放水平大致在880毫克左右/标准立方米，而在新《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现有水泥生产线的氮氧化物排放限值降低到450毫克/标准立方米，新建线低于320毫克/标准立方米。
　　据了解，目前，国内每吨水泥的生产成本为180元~250元，排放标准修订后，加上水泥脱硝设备投入，每吨水泥成本将增加20元~40元。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调查显示，我国现有水泥生产线的达标改造成本约170亿元，若按年产20亿吨水泥计算，全国水泥工业环保设施运行成本将达近400亿元。
 
两部委命名第六批国家节水型城市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出通报，决定命名江苏省宜兴市等7个城市（县城）为第六批（2012年度）国家节水型城市（县城）。
　　经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预审、现场考核、综合评审及公示，决定命名安徽省池州市、河南省许昌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和北海市、江苏省宜兴市、云南省安宁市为国家节水型城市，命名浙江省长兴县为国家节水型县城（试点）。
两部委在通报中指出，希望获得命名的城市继续加强城市节水工作，巩固和发展城市节水工作成果，切实发挥示范作用；其他城市要以国家节水型城市为榜样，对照《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积极开展节水型城市的创建工作，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增强市民节水意识，进一步改善城市水环境，努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沪出台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办法
 
　　4月22日，由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等七部门制订的《上海市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公布。
　　根据办法规定，为鼓励电力等企业发挥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组建专业的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公司，对在示范期(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内，由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公司投资且符合扶持条件的充换电设施，给予不超过30%的财政资金支持，补贴资金在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安排。
　　对于用户充换电的用电费用和服务费用，办法称，自用充电设的施用电费用将按照上海市居民电价收费，专用、公用充换电设施的用电费用参照上海市工商业电价收费。同时，在示范期内，对自建自用、自建专用的充换电设施免收服务费用。
　　同时，办法鼓励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到电动汽车用户所在单位建设充电设施，私人用户在住宅小区有固定停车位的，小区物业、业委会应支持、配合建设充电桩，同时私人用户也可以通过自建、委托代建等方式建设自用交流电充电桩。
　　此外，用户在购车时，可向汽车经销商提出1~2个公共区域充电充电设施建设地点建议，汽车经销商应定期向交通和道路主管部门反馈建设需求，市能源主管部门应会同交通、规划国土资源部门在编制区域充电设施发展规划时综合考虑。
 
欧盟加紧限制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量
 
    欧洲议会4月24日通过一项法律草案，要求到2020年在欧盟出售的新汽车平均每千米二氧化碳排放量由目前的130克减少到95克，欧盟环境委员会已批准该草案。
　　对于计划生产二氧化碳排放量超标车的欧盟厂商，法案提出补救措施，即要求厂商必须同时生产每千米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足50克的超清洁汽车。具体规定是：2013年至2015年每生产1辆这样的超清洁汽车，最多可生产3.5辆超标车；2016年至2023年可生产1.5辆超标车；2024年以后可生产1辆超标车。法案还规定，年产量在1000辆以下的汽车制造商不受该法案限制。
　　据统计，欧洲1/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汽车尾气排放，道路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至2008年之间增加了26%。照此法案，预计到2050年，欧盟道路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一半。
 
加拿大政府捐赠千万美元缓解短期气候污染物排放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4月11日披露，加拿大政府同意向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捐款1000万美元，以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排放。
　　2012年2月，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六个国家和环境署共同创立了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这是全球第一次共同努力解决黑碳（或煤烟）、甲烷和氢氟碳化合物（HFCs）等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排放。这是一个迫切的和集体的挑战。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旨在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排放，加速减少这些有害污染物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减缓本世纪上半叶气候变化的速度。
　　"作为北极国家，加拿大最了解解决短期气候污染物重要性，"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宣布捐款的新闻发布会上环境部长彼得·肯特说，"加拿大有幸成为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的主要支持者。"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现已发展到60个合作伙伴，包括支持国家行动计划和基于产业计划的发展。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旨在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排放。短期气候污染物（SLCPs）是指在大气中寿命相对较短-几天到几十年不等-并会导致气候变暖的物质。这些污染物来自都市固体废物，重型车辆和发动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砖生产等其他领域。
　　加拿大政府捐款1000万美元，包括之前捐赠CCAC信托基金的300万美元和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缓解短期气候污染物项目的700万美元。
　　加拿大也宣布向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CTCN）捐款250万美元。
　　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CTCN）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并由环境署（UNEP）领导的联盟主办。
　　该倡议旨在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气候相关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提高对天气模式变化，干旱缺水，水土流失和其他气候变化的影响的抵御能力。
　　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CTCN将提供给发展中国家有关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和减轻灾害技术的量身制定的建议和协助。
 
自主创新
 
国企民企缘何双双创新乏力
 
　　广州日报4月18日发表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文章表示，企业应成为应用型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国的企业大体分两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但这两种企业现在都还难以成为创新的主力。
　　文章分析，在目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国企对整个国民经济还是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理应作为应用型创新的主体。但从现实看，事实并非如此。在通讯设备制造行业，中兴是国企，华为是民企，如今中兴遇到许多困难，出现亏损，华为的状况就比中兴强得多。
　　为什么国企没有成为创新主体？首先在于国企的创新动力不足。吴敬琏先生指出，国企改革的大关仍然未过。这就是指，尽管国企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如股份制改造，但仍未成为市场经济式的企业，保持了计划经济下国企的基本特征。这就在于国企仍不能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没有彻底摆脱政府对国企的“父爱主义”。国企赚了钱要上交政府，而赔了钱有政府补贴。而且，创新赚了与我无关，但赔了，也许我要承担责任，哪有创新的动力？况且，国企即使不创新，靠国家授予的垄断地位和各种有利条件，仍然可以过得不错，创新何为？此外就是国企的体制仍然没有摆脱行政体制，前国资委主任王勇也曾指出，国企还没有完全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就无法鼓励创新。
　　民企是完全市场化运行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有创新动力，但却缺乏创新的能力，“欲为而不能为”。从法律上讲，民企与国企是平等的，但现实中国企与民企难以真正平等。民企在进入行业、融资等方面仍有一定困难。
　　文章指出，国企与民企的真正平等还需要改革的深化。但重要的在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关键还不是外部环境，而是民企本身的问题。华为同样是民企，处于和其他民企同样的外部条件下，不是进行了成功的创新吗？像这样的民企，还有不少，看来内因是主要的。
　　民企缺乏创新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规模太小。民企主体是中小企业，没有能力投入大量资本吸引人才，进行创新，也承受不了创新的风险。世界上，制造业的创新都是由大企业完成的。一般的规律是每个制造业行业有一个或几个大企业，由它们进行创新。它们的周围有大批中小企业，为这些大企业提供零配件和服务，分享创新收益。没有这种有创新能力的大企业，中小企业也难以生存和发展。由大企业和小企业组成一个产业集群，在这个集群中，大企业是龙头，是这个行业成功的关键。中国的制造业成功终要靠这种大企业的出现。 
 
专家论坛
 
许小年认为改革不能单纯依靠顶层设计
 
　　4月21日，在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表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失败的改革和两次成功的改革，其中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共性。
　　许小年称，中国历史上的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光绪帝的改革是三次失败的改革。原因之一是其目标都是追求现有体制效率的提高，依赖现有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基础，不能突破陈旧的制度束缚，因此这三次变革只能叫改善，而不是改革，“社会生产力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并没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许小年认为，这种改革局限于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在官民之间的重新分配、利益在不同的官僚群组之间的重新分配，必然引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使得改革进行不下去。
　　上述三次改革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改革的推进依靠官僚体系，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所有的顶层设计都有不切实际的假设，就是所谓的官僚体系可以百分之百遵照上层的指令，可以把改革的措施百分之百落实到位。并且，这些官员们是从社稷江山出发，从我们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来推进这些改革措施。“这个假设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他称。
　　许小年认为，这导致了官僚体系利用改革寻租腐败，扩大自己支配资源的能力；也将改革变成了与民争利的行为。而一旦演变成与民争利以后，改革的公信力大大降低，改革的支持力度也大大降低，注定了改革失败的命运。
　　而成功的改革正好相反。许小年认为，成功的改革谋求的是现有体制局部效率的改善，“当然这只是突破现有体制，而不是完全抛弃现有体制。”他说，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两次成功的改革。
　　他解释，商鞅突破了现有的格局，打破了贵族机制，吸收了农民、贫民参与到秦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中；邓小平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吸收了中国的农民、民营企业家、城市民众加入到改革的洪流中来，这是他们改革成功的第一点。第二点则是他们将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相结合，而不是一味地相信官僚精英阶层的顶层设计。
　　许小年认为，商鞅和邓小平的改革成功在于鼓励了社会的创造，鼓励了社会价值的增加，导致了各个阶层都获利。“他们的成功在于提高了生产要素、提高了生产力，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正因为以创造财富、增加财富为目标，所以改革很快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