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长期放缓趋势
 
毕马威1月30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存在放缓的趋势。2012年的经济放缓主要原因来自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外部因素仅为诱因。
　　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全球经济疲弱使得2012年净出口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2012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仅为－2.2%。
　　投资依然是促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据毕马威的报告，2012年投资在中国GDP占比为50.4%。在上一轮稳定经济的四万亿基建投资后, 2012年又出现了大幅提升投资来稳定经济下滑的地方版四万亿投资。其中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是中国投资领域占比最大的三个方面，分别占比为34.3%、20.9%和19.7%。
　　但毕马威在报告中指出，投资边际效应的递减，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环境的压力，通货膨胀的阴影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都使得过分倚重投资的方式不可持续。
　　消费方面，毕马威在报告中指出，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 14.3%，比上年回落了2.8个百分点，并且各个分类都回落了5个百分点以上。因此，消费增速正在放缓，这意味着通过刺激消费政策所带来的效果正在减弱，刺激内需政策下的短暂消费能力释放并不能带来长期稳定的消费贡献。
　　毕马威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会继续保持缓慢增长的趋势，全年呈现平稳的态势，涨幅不会很大。随着投资持续效应的不断递减，若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依然缓慢，中国经济在未来两三年内会再次面临内需不足和经济下滑的压力。
　　毕马威同时指出，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仍然充满潜力，一是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还处于发展初期，二是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服务业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占据重要性。
　　毕马威在这份报告中亦指出，2012年中国海外投资实现大幅增长，全年共宣布329起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业务，其中披露金额的有253起，交易总额约为665亿美元，同比增加244%。
　　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中国企业投资前三位的国家，分别为211亿美元、111亿美元和80亿美元；投资的行业中，能源和电力仍然占据最大份额为56%，其次是材料为12%和工业为9%。
　　该报告由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发布。毕马威是审计、税务和咨询等专业服务提供商。
 
中国经济面临四大外部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向松祚1月29日指出，纵观当今世界，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显着恶化，其中有四大主要风险需要高度重视和妥善应对。
　　第一大风险是债务危机、量化宽松、财政悬崖和全球经济二次衰退。严重的债务危机实际上已经让所有发达国家陷入低速增长和衰退深渊。
　　当前，欧元区面临六大艰巨任务：财政紧缩、债务削减、结构改革、经济复苏、政治整合、银行监管。完成任何一项任务皆困难重重。2012年11月，欧央行再度下调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为负增长0.4%，2013年增长亦将只有0.1%，2014年有望恢复到1%。欧元区要从债务危机里面真正走出来，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
　　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台高筑已经成为长期痼疾，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出路。日本、英国同样陷入严重债务泥潭。与此同时，众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全球经济事实上已经陷入二次衰退和长期低速增长。
　　第二大风险是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汇率动荡、热钱冲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输入性通胀。以美联储为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有五大后果：虚拟经济加速背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成为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体系；大宗商品成为金融投机产品和避险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输入性通胀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美国、欧元区、英国等储备货币国家以量化宽松和全球通胀转嫁金融危机负担。
　　以大宗商品价格为例：2008年10月至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时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6%，粮食价格上涨20%，油价上涨高达59%。2010年10月—2011年6月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0%，粮食价格上涨15%，油价上涨超过30%。
　　第三大风险是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去全球化”趋势。美国和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产业实施严厉反倾销惩罚性关税，美国蓄意阻扰华为、中兴通讯、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和扩展业务，只是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冰山一角。随着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和低速增长，各国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福利开支大幅度削减，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去全球化浪潮将日益高涨。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跨国经营的路途将非常艰难，面临的政治性干扰将愈来愈多。
　　第四大风险是地缘政治冲突和地区性战争。国际政治是左右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环境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快速增长的先决条件。中国渴望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奥巴马政府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洲，70%的军费开支用于部署亚洲军力，最先进的航母舰队日夜巡弋太平洋，可谓司马昭之心。有美国人撑腰和背后煽动，亚洲多国蠢蠢欲动，不断挑起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我国地缘政治环境实际上显着恶化，对周边贸易和国际贸易、人民币国际化、海外投资都将产生重要负面影响。以中日贸易为例，日本挑起非法购买钓鱼岛闹剧之后，中日贸易显着下降。此外，中东、非洲等地区地缘政治局势不断恶化，亦将深刻影响全球油价走势和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布局和风险收益。
 
诺亚财富称中国实际城镇化率被低估
 
诺亚财富管理中心于1月29日发布《对中国城镇化现状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实际城镇化率被低估，应警惕缺乏实体产业、真实需求支撑的城镇化引发的投资泡沫。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00-2011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由35.88%增长为50.57%，年均增长1.34%；城镇人口从4.58亿人增长至6.91亿人，年均增长2118万人。
　　诺亚财富认为这种计算方法存在缺陷，低估了中国实际城镇化率。诺亚财富分析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在2011年底降低至33.9%，这表明真正全职从事农业的居民占比已经减少。考虑到官方统计方式的遗漏，诺亚财富估算中国当前的实际城镇化率期望值约为58%，接近诺瑟姆S形曲线的第二阶段末端。
　　如果2012年仍保持2011年的增速，则中国今年将达到51.92%的城镇化率，预计增加城镇人口2213万人。如果按照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差来计算，人均年收入预计增加13171元，总计增加收入2915亿元，拉动GDP7288亿元，约占现有GDP1.4%。这些拉动力分散到投资、消费的增量中，维持中国GDP的较高水平增长。
　　诺亚财富认为，由于中国城镇化率被低估了，这使得上述GDP拉动效力被缩减。此外，考虑到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这种城镇化并不稳定。
　　根据国家计生委发布的《2012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下称“报告”），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
　　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城市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
　　报告还显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就业趋于稳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青少年流动人口和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72％的流动人口家庭通过租房居住，住房条件和子女教育正在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重要因素。
　　目前，从新一届政府着力改革的方向来看，有利于稳定流动人口。比如户籍制度、保障性住房、教育改革、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改革等，这些措施针对解决矛盾，将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当地，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其消费潜力。
　　诺亚财富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资本边际收益下降的大背景下，城镇化的重要潜力在于稳定进城工作的流动人口，使其顺利转化为城市居民。
　　诺亚财富认为，没有实体产业和真实需求支撑的城镇化只会引发进一步的投资泡沫，国内较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未来潜力已不大，安徽、四川、河南、贵州等相对落后地区的比重则较低，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目标地区为相对落后地区及中小型城镇，后续发展应当由微观企业带动。
 
专家论点辑要
 
▲尼尔森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平稳增长
 
　　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严旋近日表示，2012年年底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回升，显示出2013年走势积极的信号。展望2013年，中国经济在各项政策的拉动下预计将平稳增长。
　　严旋表示，尽管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受一系列积极信号的影响，如出口明显恢复、PMI持续回升，四季度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企稳回升。其中，一线城市消费者信心有所下滑，二线城市出现明显反弹。
“一线城市消费者信心受到个人经济情况、就业预期和消费意愿下滑的影响，四季度下降了8点。”严旋说，尼尔森研究发现，四季度股市的震荡对一线城市的股票/基金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了一定影响，股票/基金投资者的消费信心下降了13点。与此相反，四季度出口和制造业的回暖促使二线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了9点。二线城市消费者就业预期和个人经济情况分别提升了7点和6点，而消费意愿与上期相比下降了1点。“相较于前一季度，四季度二线城市的就业率环比增长11%，这使得在职者与非在职者的消费信心分别增长了9%和7%。就业率的增长大大提振了二线城市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严旋指出。
 
▲贺铿呼吁切换“投资保GDP”发展思路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1月26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上指出，当前是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机遇期，在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切换发展思路。即切换用投资保GDP增长的发展思路。
　　“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个时候是深入思考进一步改革的最好机遇期。”贺铿说，目前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切换发展思路，其一就是要切换用投资保GDP增长的发展思路。“投资是由需求来决定的，而不是规定一定的比例和增速。如果没有需求和规模，那就浪费了投资。”
　　他说，政府可以考虑和决定的投资是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投资，而产能投资应由内外需决定，还有房地产投资，也应该由市场决定、由需求决定。
　　“‘一旦经济发展不顺利，就用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思路必须改变，否则我们的环境会受到更多污染，高消耗换高GDP的模式，问题会越来越多，不可持续。”贺铿说。
另外，要改革半市场、半管制的政府公司化模式。“这种模式也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形成的根本。 ”贺铿同时强调，既要抓内需，又要促外需，“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离开了外贸是不可能的。应该内需、外需两手抓。”
 
　　▲中国须有效管控地方政府或有负债
　　
投资银行巴克莱1月28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低，但风险真实存在，最大风险来自地方政府、金融体系的或有负债以及养老金缺口的持续增长。。
　　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中国经济分析师常健在报告中提出，表面上看，中国政府预算平衡、公共债务负担相对较低，财政系统是健康的；但如果把全部或有负债加上，中国财政前景则更具挑战性。
　　报告称，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收支不平衡问题，通常只能通过收费、卖地、直接借贷来满足支出需要。同时，地方政府缺乏有预算硬约束的、负责任的财政系统。
　　巴克莱估计，地方政府负债规模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如果放任不管，地方负债规模将会迅速膨胀，中期将形成显著的财政金融风险”。
　　长远而言，巴克莱认为，养老金体系将对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构成最大威胁：当下中国养老金缺口相当大，估计约占2011年中国GDP的35%，而未来几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会加速。
　　综合上述估算，报告认为，中国政府负债水平已处高位，负债总额可能占到中国GDP的62%-97%。此外，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资本账户更加开放，以及融资成本抬升，目前债务可持续性的某些有利条件可能生变。
　　报告认为，中国化解债务危机风险的关键，是加速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政和养老金改革等经济改革。或有负债需要得到有效管控；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及随之而来的过度开支、过度借贷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
　　“出台应对这些风险的政策，意味着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和减少固定资产投资，这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报告同时提出，这些改革，加上工资上涨和收入分配改善等因素，将进一步促进消费。
报告并指出，这些政策可能导致融资成本上升、企业部门向家庭部门的收入再分配增加，这将进一步压缩利润、增加融资风险，促进重工业和高负债经营行业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