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

许小年认为其实是不存在中国模式

经济学家许小年近日在《中国企业家》杂志撰文指出，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就有两个，不是一个。这两个所谓中国模式，历史上我们都见过，所以不是什么新的中国模式。从改革开放到1994年、1995年，大概是分税制开始，所以：第一个是亚当·斯密模式，经济领域讲叫邓小平模式。第二个模式是1994年、1995年后的东亚模式，或者凯恩斯模式，大政府模式。
　　中国政府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是强政府，那是过去十几年间的事情，不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改革开放前十五年国退民进，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财政收入占GDP比例，1978年开始改革时，财政收入占GDP30%。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这是国退民进，把资源配置的任务交给了市场，开放了民营经济，所以政府越来越小，小政府模式。国退的过程中，民进，市场往前进。所以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效力上的改进主要来自于新体制下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
　　重新配置值得提的有两点：一是从农业转移配置到工商业，大家知道工商业的效率比农业高很多，所以获得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从国有部门向民营部门配置。我们也知道民营部门的效率远远高于国有部门。今天国有企业之所以还赚钱，那是因为有政府给它特殊政策，有政府给它保市场。改革开放把计划体制打破，资源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进行配置，效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亚当·斯密模式，不是中国模式。经济学第一本著作是亚当·斯密写的，早就指出了市场为什么有效率。
　　1995、1996年后形势发生逆转，政府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多，到了2011年，各级政府政府的收入，这里包括了卖地收入，但不是政府的全部收入，有预算内、卖地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费、基金。到2011年我们看到右边，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已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重新回到30%。所以从这个低谷再往上走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即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大政府、强政府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东亚国家曾经执行过，东亚国家在战后经济起飞时曾执行过，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
　　看看今天的日本就知道东亚模式到最后是什么情况。到最后经济增长乏力，因为来自于草根、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力没有了，来自于企业基层的创业激情没有了，完全靠政府加大投入，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一个叫财政，一个叫货币），利用这些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结果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低。到今天东亚模式也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是因为在财政上、货币政策上碰到了迈不过去的坎，再这样搞下去有可能资产泡沫。日本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日本今天是高收入陷阱，整个经济缺乏创新能力，不能提高效力，还靠央行保持零利率，日本政府没有办法了，因为政府没钱了，这两个都不是什么新模式，历史上都有。
　　改革方案有的是，主要在于是否愿意做
　　我觉得改革方案有的是，主要在于是否愿意做。你说国企改革，首先要把国资委搞清楚，国资委到底是政府的一个衙门还是确实为人民股东的代表。我们现在看到的国资委是一个衙门，按照衙门的方式管央企，民意上都是央企、国企的股东，实际上什么都不是，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分红权，全都是衙门内部决定，这叫什么国企？
　　国有部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其实你要想做明天就可以做，但老说条件不成熟，什么条件不成熟却不说，就说不成熟。明天可以做什么？所有国企可以经营的民企通通可以经营，石油、石化、电讯为什么民企不能做？因为一打开，市场竞争进去，新的格局就形成了，不需要设计。现在老说顶层设计，让顶层设计的方案通通是为了巩固官僚制、权力。顶层需要放开，不要老下封杀令就行了，打开，市场竞争进去，新气象、新格局、新结构就出来了。搞制度改革和创新，别忘了制度不是官僚在办公室设计出来的，在办公室设计出来的都是为了巩固权力和寻租空间。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制度是在市场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顶层设计什么？放开就行了。

专家论点辑要

▲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有望持续20至30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１２月１９日在２０１２亚洲青年企业家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还非常巨大，保持平稳增长将有望持续２０至３０年。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了超乎寻常的高速度增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经济过热现象。随着政府一系列调控措施以及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性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趋近平稳。
　　谈到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时，樊纲认为，中国经济软着陆已逐步完成。“今年二三季度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四季度的各种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已经企稳。”
　　樊纲认为，两位数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并不是好事。他说，经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正常的增长应该是在７％至９％，高于９％会出现通胀甚至经济过热，低于７％则会通缩，所以８％左右是最适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
　　他还称，发达国家的复苏之路仍旧缓慢，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的主要需求增长将来自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也将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比如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他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还在进程中，大量的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建设，而中国的内需消费也才刚刚起步，未来的增长潜力巨大。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将有望持续２０至３０年。

▲世行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8.4%

　　世界银行12月19日发布《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达7.9%，明年可达8.4%。这是在世界银行连续三次下调对中国2012年增长预测后首次上调，上调了0.2个百分点。相应的世界银行对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速预测也高于上次0.3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报告表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可达7.9%，比上年的9.3%低1.4个百分点，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出口疲弱和政府给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努力导致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减慢，但今年最后几个月已开始复苏。预计在2013年，在财政刺激和大型投资项目加快实施速度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速可达8.4%。
　　世界银行还预测，东亚地区2012年增长将达7.5%，低于2011年实际达到的8.3%，但2013年将回升至7.9%。报告称，东亚地区2012年的经济表现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慢的影响。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对世界经济变得日益重要，2012年预计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接近40%。”
　　在发布此次预测之前，世界银行曾经三次下调对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

　　▲中国经济正在触底反弹

　　摩根大通12月18日发布中国信心指数，指出中国经济正在受产销量和盈利预期乐观情绪的推动而大幅反弹。
　　该公司认为，12月份中国信心指数（JSI）数值为59.8，较11月份的49.2大幅上升，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触底反弹和2013年的复苏前景。近期中国经济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消费相关行业信心指数显著改善，12月较为显著的变化是消费相关行业（博彩、汽车）、油气、银行和固定资产投资相关行业（建筑和机械）的乐观情绪上升。情绪向好的行业数量大幅增加，生产、订单和每股盈利预测调整持续改善，每股盈利预测调整的筑底趋势较为明显，多个月来首次出现50以上数值。
　　在宏观经济走向上，该公司指出中国经济复苏势头显著。近期企业层面也出现积极信号，包括企业利润扭亏为盈，表明宏观经济复苏范围正在扩大。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新任领导人近期讲话增强了对未来将加大力度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信心。

　　▲惠誉认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惠誉12月17日发布报告称，中国之前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面临制约，因此，新一届领导人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已是势在必行。
2011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45.6%，高于2000年的34%，这对中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也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最高水平。惠誉认为，中国投资增长速度继续超过GDP增速将受到越来越不利的条件制约。
首先是金融方面的制约。投资的快速增长一般伴随强劲的信贷增长。但规模庞大而又相对薄弱的中国银行系统面临着资本化和流动性压力，可能无法再为投资扩张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支持。
　　第二个制约因素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经过数年的强劲增长之后，中国目前的投资率几乎与国内储蓄率一样高。如果投资增速继续超过GDP增速，那么投资将超过储蓄。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中国将出现结构性经常项目赤字。惠誉认为，中国政府将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如果国内储蓄率进一步上升，那么中国就能既拿出钱来扩大投资又不出现收支逆差。但这将意味着中国家庭的财务状况进一步受到挤压，而这从政治和社会层面上来说是不可持续的。
　　已有初步迹象显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致力于经济改革。惠誉相信，中国势必展开旨在纠正失衡问题的改革，否则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将越积越多。

▲中国制造业优势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很快消失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１２月１８日说，虽然一些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在从中国向东南亚等地转移，但由于成本的地域差异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国制造业整体而言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有优势。
　　郑永年说，随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上升，许多企业开始从这里向其他地区转移。一部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企业确实在向国外转移，但更多企业实际上是在向河南等中部地区乃至西部地区转移。
　　他说，许多企业仍选择留在中国，主要是由于中西部地区仍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短期内也仍将远远优于柬埔寨、越南、印度等周边地区。此外，产业链的集聚效应对企业来说也很关键，一些企业在珠三角或长三角的周边地区可以采购自己所需的几乎所有零部件。
　　郑永年说，在东部地区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广袤的中西部地区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未来中国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世庆说，辽阔的地域和发展阶段的多样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潜力所在。西部地区在过去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沿海地区，预计未来东西部的相对差距会缩小，尤其成渝经济区已成为重要的增长极之一。

　　▲中国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信托产品将致不良影响
　　
穆迪于12月17日表示，随着中国地方政府信托合作产品金额的持续增长，部分地方政府的信用质量将因此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在基建投资方面缺乏其他融资管道，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政府信托合作产品（下称政信产品）为资本项目融资。政信产品是需要偿还或支付“项目回报”的合约责任，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执行地方政府政策目标的其他政府相关机构承担，最终会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在这个层面上，此类产品与债务相似。
　　穆迪表示，政信产品的特点是利率较高，达到9%-14%，显著高于银行贷款和债券，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富有的个人投资者。但高收益也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利息支出负担，融资成本随之提高，可能会对地方政府预算产生额外压力。而且，政信产品的期限较短，通常只有1-2年，故而加剧了再融资风险，并会造成现金错配的现象，出现政信产品在其支持的基建项目产生收入之前到期的情况。
　　此外，政信产品并未计入债务，增加了确定地方政府负债水平的复杂性，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财政透明度。政信产品与银行贷款和债券不同，未被要求作为债务予以报告。银行贷款会列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债券发行会向中国银行间市场监管机构及中央结算公司下属中国债券信息网登记备案，或计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产负债表。
　　在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增加了对政信产品的使用，虽然此类产品的金额目前仍然较小，但若继续增长，则会对部分地方政府的信用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穆迪报告指出，政信产品余额在2012年3月底之前的24个月本已处于下降趋势，但4-6月和7-10月却分别增长了近30%和19.9%。

▲社科院建议将不动产税培育为地方稳定收入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2012》指出，地方政府行为的微观化、企业化和趋利化倾向值得关注；要促进政府行为的转变，可从调整财税体制入手，考虑将土地租金及房地产开发、销售相关税收整合为房地产税，探索在不动产保有环节统一征收物业税或不动产税，作为地方稳定的收入来源。
　　报告认为，近些年来，地方政府过度渗入微观领域，直接参与经济运作，在招商引资、土地经营方面具有强烈的冲动，表现出鲜明的公司化行为特征。
　　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的深层次体制因素，一方面源自政绩考核体制、土地制度，另一方面，1994年财税分权，压力型财政使得地方政府为达到财政增收目标，而扩大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
　　报告提出，鉴于财税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深刻影响，要促进政府行为的转变，需要从调整财税体制入手。报告认为，核心是切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与政府重视生产经营之间高度关联的纽带。
　　报告建议，调整现行的与土地、房屋有关的财政收入制度，遏制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冲动。可以考虑将一次性收取的土地租金，和集中在开发和销售环节的税收整合为统一的房地产税，探索在不动产保有环节统一征收以房地产价值为税基的物业税或不动产税，尤其是对居民房产征税，作为地方稳定的大宗财政收入来源。
　　促使地方从过分关注经营城市，转向努力提供公共服务，借机推动本地吸引力的提升，拉动地方不动产不断升值，这也相应扩大辖区内的税收来源。报告称，地方政府所创造的治理环境决定了物业税价值，地方财源的培养与当地居民的安居乐业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将地方政府的行为引入与其职能定位相符的合理方向。
　　报告还强调，在物业税正式推出之前，应进一步规范土地收入管理。严格将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也可以考虑将土地批租制改为土地年租制，将一次性收取几十年的土地出让金改为每年收取一次土地年租金，由此减弱地方政府盲目出让土地的内在驱动力。
　　此外，报告提出，降低间接税比重，某些税种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应改为从销售环节和产品最终消费地收取，而非现在的从企业生产项和生产地收取。这可以弱化地方政府单纯追求产值增长的想法，也拉动消费水平提升，促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本地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