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机构称韩国提高核电比重是必然政策

韩国知识经济部11月23日表示，国际能源机构(IEA)在当天公布的《韩国能源政策国家报告书》中指出，考虑到能源需求和资源储备不足的情况，韩国提高核电比重是必然政策(logical policy)。
　　报告还说，韩国积极推进国民参与，并新设了安全管理机构（核能安全委员会）。另外，核电产业大大提高了国内建设能力和研发力量，这对向阿联酋出口核电以及向约旦销售核反应堆等有所帮助。
　　报告也指出，在韩国寻找处理使用过的核燃料的场地是较困难的事情，但国民比较能接受核能和核电。这种评价和最近的社会氛围有较大出入。
　　报告建议，韩国需要为实现电力和天然气市场改革而树立具体计划，提出应实现韩国电力公社重组、重新设计批发市场、保证公平竞争、确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角色等。报告还指出，自去年9月15日发生循环停电事态后，电力交易所正在为改善负荷预测系统进行努力。

自主创新

发改委将加大对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支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11月16日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说，为落实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改革委将从四个方面加大对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
　　张晓强说，发展改革委将注重与相关产业部门建立长效的会商协调机制，明确当前产业急需进行重点布局的方向和领域，更有效地促进创新资源的整合、开放和共享，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共同推进产业创新能力建设的政策合力。
　　他说，发展改革委将发挥企业推进产业技术创新的主力军作用，深化资源产品价格、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规范市场准入门槛，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将以企业为主深化产学研结合，实施企业技术创新百强工程，重点建设一批由企业发挥骨干作用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
　　他说，发展改革委将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大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有效整合产学研力量，建立高水平的研发机构，完善研发和工程化条件，提升企业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开发能力。
　　他说，发展改革委将继续加强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的资金支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有关激励政策和措施的研究，重点在科研仪器设备进口环节增值税、所得税、人才激励等政策方面进行探索。
　　发展改革委还将积极与有关方面协调，建立相应的考评机制，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向企业开放，并提供公共技术服务支撑。

专家论坛

十八大后中国增长路径面临三大转变

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国由此迈入一个新的历史征程。经济参考报11月18日刊发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文章表示，十八大描绘了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蓝图和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和结构将因此经历深刻变化，以往的国家盈利模式也面临新拐点。
　　数据显示，2002年十六大以来，到2011年，扣除价格因素，中国G DP总量增长1.5倍，人均G DP增长1.4倍。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根据测算，若要在十年中完成上述两项目标，需要达到年均7.2%的增速。与过去十年10%的年均增速相比，看起来有些保守，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下移，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并不轻松。
　　文章指出，中国能长期持续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要素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这三大红利支撑了中国黄金发展30年。然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变局，助推全球经济步入全面深刻调整的新时期，各类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以深化调整来促进发展的艰巨任务。中国也不能不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增长之路，进入一个增长格局不断转换的新时期。
　　第一，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转变。中国未来必须向要素要效率，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加速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内涵增长转变。
　　第二，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近年来，世界消费与储蓄格局一直都是“失衡并超常增长着”。全球失衡系统中，“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美国成为中国的消费主体，中国成为美国的储蓄主体。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消费格局正经历着重大改变，一个非常显着的特征和趋势，就是中美都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收敛。完成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将释放出约64万亿购买力，这一庞大的内需市场，将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30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开始的。这些方式，是当时中国根据低发展水平作出的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能力的阶段性特征。正是这种发展阶段性特征，使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同时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
　　文章认为，归根结底，一国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今日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90万亿元人民币银行资产，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能否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进而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对其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文章最后说，从立国到强国再到富国，中国走过了6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现在，中国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中国国家盈利模式能否实现新的转变，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专家论点辑要

　　▲中国经济政策不会方向突变

据悉，中共新老领导层交替后，中国经济政策是否有变？巴克莱近日发表报告认为，中国新领导层经济决策的关键会体现在“连续性”，而非方向突变。
　　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和中国经济分析师常健等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政府决策主要受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条件、个人风格等因素影响，因此在未来经济决策中，政府有望通过扩大资源价格改革、税收政策及收入分配改革，比较容易地取得一些经济改革成果。同时，决策者可能会考虑包括结构性改革在内的系统性措施。
　　巴克莱报告估计，新领导层提议系统性的结构性改革，最早时点是约一年后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前，市场或能从12月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明年3月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寻得政策动向线索。
　　报告预计，决策者在这些会议上聚焦的经济政策议题有三：一，制定2013年经济目标及政策框架，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通胀率、财政赤字、货币供应、社会融资总规模等；二，可能作出其他决策以稳增长，例如新的基建项目；三，将已有充分商议和试点改革的政策推向全国，如房产税、资源价格改革。
　　报告称，接下来几年中国要考虑的紧迫改革事项颇多，包括利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强化责任性、透明度的财政改革，以及提升公正性、稳定性的收入分配改革等，但政府会否在所有这些领域加速改革，这尚未明晰。报告提及两个可能的改革领域是户籍制度和国有企业。
　　报告称，未来数年，中国领导层将面临艰巨挑战，简单保持现状不可取。相信新领导层对此已有充分认识，但人们不应对短期内的激进结构性改革抱有太大希望，因为决策者起草规划并达成共识，均需时日。
　　报告同时提醒，近期发布的融资及贸易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活动持续复苏，但外部不稳定性仍是经济增长的最大下行风险。

　　▲中国推进改革可产生新制度红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近日参加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2012）时表示，看衰中国的观点是没有理论依据的，优势来自创造，不断推进改革，可以创造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制度红利。
　　厉以宁指出，红利消失，即发展优势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到一定阶段时必须转型，“这是一个发展战略有待重新制定的问题。”
　　在他看来，旧的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而廉价劳力时代结束，正是技工时代的开始，由此继续发展，可以通向高级技工时代、专业人才时代。他进一步表示，中小微企业是技工培养和成长的重要基地，要积极发挥其作用，催生新人口红利。
　　他认为，原有的以丰富廉价矿产资源为基础的资源优势，需要转变为体现科学技术先进性的新资源优势。科技的利用，比如海水淡化、治理沙化、开发新能源等都将带来新的资源红利。
　　他同时指出，应注意新资源红利与新人口红利的结合。需要新的发明并应用于经济领域，产生经济效益。这就要调动更多发明家和企业家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他认为，原有改革措施带来的制度红利或体制红利也正在消失。改革必须及时推进。只有新制度才能保证新人口和新资源优势。进行制度改革才会有技工时代的到来，继续改革才能保证新改革红利的出现。
厉以宁强调，“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不继续调整制度，不可能形成改革的新动力。”他认为，目前最急迫的改革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者，取消所有制歧视，打破行业垄断，缩小审批范围。

▲中国经济将进入低速优质增长期

高盛资产管理部主席、“金砖”概念创始人吉姆·奥尼尔１１月１９日表示，中国经济速长适度放缓是有益的，未来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低速优质增长期。
　　奥尼尔表示，中国主动寻求经济减速是有益的，因为过去十年的超高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找到一种和以往不同、更多依赖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７．４％，增速连续第三个季度放缓。不过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已经触底，未来增速将逐步小幅回升。
　　高盛预计，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将为７．１％。虽然这一数字低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５％，但远高于未来十年全球４．２％的平均增速，也高于金砖国家６．６％的平均增速。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超过１５％。
　　作为金砖概念的创造者，奥尼尔一直以来都看好金砖国家经济前景，但他也指出金砖国家未来仍面临挑战。他表示，对中国来说，挑战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俄罗斯需要转变对能源经济的过度依赖，巴西需提高非大宗商品部门竞争力，而印度则需加速经济改革进程。

　　▲中国经济结构问题不可简化为比例问题

据悉，在11月17日举行的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表示，经济结构问题最终是价值问题，而不是比例问题。
他称，经济结构这个词，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者没有像中国经济学家用得这么广泛的，原因是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因为计划经济当时有计划按比例，比例就是结构。在改革初期，比例是失调的，所以要改正，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很容易把结构问题简化为比例问题。
　　他指出，将结构问题理解为比例问题，会带来理解误区和政策误判。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就是去调整和纠正比例。靠政府来纠正，将会导致更大的误区。
　　他称，更重要的问题是要考虑结构扭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政府造成的扭曲，有几种原因，一是价格，包括产品价格，要素价格，也包括税收和汇率利率。第二类是制度造成的扭曲，由于产业的所有制、产权等造成的扭曲。
他表示，同意白重恩教授的看法，提出产权以及政府和居民、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造成的扭曲，可能是结构问题中非常重要的根源。他认为，要找到结构扭曲的根源，消除造成扭曲的根本因素。这“远远比为了达到某一个所谓正确的比例做事情更接近问题的本质。”

　　▲转型失败是中国最大风险

11月19日，高盛资产管理部主席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表示,“对金砖国家来说，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风险，对中国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新的领导人上台后无法实现经济转型。”
　　奥尼尔预测，中国未来十年增长速度将在7.1%左右，虽然比过去30年增长都要慢，但由于基数庞大，中国仍将为世界增长作出重要贡献。“这对中国有益，对世界也有益。”他认为中国以往的增长模式带来了通胀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是不可持续的。
　　在他看来，未来中国增长动力之一就是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居民向城市转移，终有一天他们会像城市里其他的人一样。”在奥尼尔看来，辅以刺激消费的计划，让更多的进入城市的居民增加消费，有利于经济向消费拉动转变，这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更有帮助。
　　奥尼尔于1995年进入高盛集团，曾任高盛全球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奥尼尔带领研究团队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进行分析，提出了新兴经济体将超越发达国家的论断，他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BRICs）概念的首创者。
　　他此次预测，未来十年欧元区和美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将分别为2.2%和2.1%，而金砖国家仍将保持6.6%的高增速。
　　在他看来，未来全球再平衡的过程会得以延续，“美国将会生产更多、消费更少，中国则会消费更多、生产更少，中美的角色会出现对换。”奥尼尔指出，中国自从危机以来，经常账户盈余占比有所下降，而美国则正好相反，这种趋势代表着以往失衡的贸易状况和增长质量正在逐渐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