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拟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１１月１２日在由蒙古国主办的东北亚可再生能源合作论坛上指出，蒙古国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非常丰富，大力发展后不仅能满足本国需求，还能大量出口给邻国。
　　额勒贝格道尔吉说，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对蒙古国意义重大。在蒙古国的广大牧区，许多蒙古包在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他希望感兴趣的国家与蒙古国合作、合资开发太阳能和风能。他表示，未来的大市场在中国，蒙古国不仅要出口煤炭，将来还要出口可再生能源。
　　蒙古国能源部长索诺姆皮勒在发言中说，蒙古国政府将大力推动“戈壁地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实施，支持国内外投资商参与该项目。他还强调蒙古国将大力推广环境友好型先进技术，并进一步改善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法律环境。蒙古国计划到２０２０年使可再生能源产量占全国能源总产量的比例达到２０％－２５％。

自主创新


徐乐江称创新是钢铁业突围的唯一路径

　　日前，十八大代表、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表示，中国钢铁产业正处于多重困局之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以创新为驱动的转型发展，是国内钢铁行业唯一的突围之路。
　　徐乐江说，我国钢铁行业经过近10年的高速发展，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一方面产能过剩还在加剧，一方面需求增速明显放缓。微利经营，是钢铁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和必须承受的。如果不及时转变发展方式，那么，钢铁行业的这种“隐痛”，很有可能成为导致下游产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钢铁业要走出当下的困局，就必须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紧紧跟随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下游制造业升级和转移的方向。以创新为驱动的转型发展，是国内钢铁行业唯一的突围之路。但是，在这条突围之路上，却横亘着三道需要全力突破的关隘：
　　第一道关隘，平衡发展模式。长期的粗犷式发展已使中国钢铁业在规模扩张方式、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产业布局、资源供需等发展模式上失衡，制约了钢铁行业的健康发展，亟须制度创新的支持。
　　第二道关隘，国际化发展。尽管中国钢企占据全球最大钢企前10强半数以上份额，但包括宝钢在内的中国大型钢企，还没有一家称得上是“跨国公司”。中国钢铁业国际化羸弱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缺乏驾驭国际市场运营的经验和能力，核心就是管理创新能力的不足。管理创新能力，必然是中国钢企走向国际化的一大支撑。
　　第三道关隘，资源环境困局。中国钢铁业要走向新生，资源与环境是一道很高的门槛。中国钢铁业贡献了全球45%左右的产量，却鲜有影响世界钢铁业发展方向的突破性技术创新，这是中国钢铁业大而不强的典型症状。唯有技术创新，才是中国钢铁业发展摆脱资源和环境束缚的新支点。
　　徐乐江说，当下，钢铁企业所处的环境可谓“极度深寒”，但是极寒之下，宝钢已经踏上了“二次创业”的新征程。近年来，宝钢一直在寻求突围之道。
　　2010年，宝钢制定了新一轮的发展规划，再次对企业的发展理念进行调整，“技术领先”、“服务先行”、“数字化”、“环境经营”、“产融结合”，成为宝钢战略发展的五个关键词。当前，宝钢正在编制2013—2018年发展规划。
　　我们深入推进“从钢铁到材料、从制造到服务、从中国到全球”的企业转型升级战略。从“钢铁到材料”是未来宝钢业务的外延扩展，也表明了我们对传统钢铁业务的坚守态度。“从制造到服务”明确将宝钢的未来定位于一个服务型企业。我们认为，由纯钢铁制造向制造与服务并重的商业模式转型是未来钢铁企业的必然选择。而从“中国到全球”不仅仅是经营区域的拓展，更是经营视野的开阔。

大笔创新投入不等于好业绩

据悉，管理咨询公司博斯公司近日发布的调研结果显示，大笔的创新投入不能换来销售额的增长。
数据显示，全球1000家在研发方面大力投入的上市公司在2011年的创新费用达到603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当创新被公认成为增长动力后，一场有关“企业创新的奥林匹克竞赛”正在全球各个国家各企业中展开。
有一大部分创新投入被浪费了吗？博斯公司合伙人及中国创新中心负责人范贺文(Steven Veldhoen)的答案是肯定的，“创新投入与企业业绩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联系。”
在2012年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当中，苹果、谷歌和3M位列前三，但他们的创新研发费用支出仅占第53、26和86位。而手机巨头诺基亚2012年投入研发经费78亿美元，位列第8位。在市场表现上却远远落后于苹果。
来自市场调研公司IDC的第三季度全球手机市场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销量为1.797亿部，三星和苹果这两家公司的出货量分别达到了5630万部和2690万部，毫无悬念地占据了榜单的前两名。昔日的“霸主”诺基亚虽然仍是全球手机出货总量第二的厂商，但市场份额已降到18.7%。在全球智能手机同比增长了45.3%的情况下，诺基亚首次被挤出全球智能手机前五的位置。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中国和印度是创新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作为在创新方面投入增长最快的国家，今年共有47家企业进入全球创新支出1000强。进入榜单的中国上市公司2011年的总研发费用是148亿美元，与2010年的研发支出相比增长近34.5%,按照此增速推算，5年后的中国公司研发支出将达到651亿美元，10年后将达到2867亿美元。
其中，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20.46亿美元研发支出排在中国企业之首。投入超过了大部分科技创新类中国公司，但它给人们的印象依旧完全是一家资源型传统公司，与人们印象中的创新型企业相差甚远。
“我认为中石油之所以创新研发费用比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本身的盘子比较大，另一方面，可能是在开采石油等环节需要购买些新技术和新产品。”博斯大中华区总监彭波这样表示。
而根据博斯对企业的访问，近一半受访者表示，在生成创意并将其转化为项目时，其所属企业收效甚微。大部分企业的创新仍来自传统渠道，比如，对客户的直接观察、对市场的研究，以及从销售人员方获得的反馈。
在范贺文看来，比创新经费更重要的是企业理念、人才、流程、工具。“虽然创新与企业盈利没有直接挂钩，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创新成本过低的企业难以在市场生存。创新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比如苹果、谷歌和3M，都是10年以上创新投入积累的结果。”

专家论坛

中国经济面临改革窗口期

　　据悉，在11月13日举行的中国资本创新峰会上，博源基金会董事长、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表示，中国经济遇到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短期的外部经济环境问题，一个是中国对投资过度依赖问题，一个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
　　秦晓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启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然而，转型之路是漫长而不平坦的，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渐式微，而转型又步履艰难，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经济发展道路。
　　秦晓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一个改革窗口的历史机遇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与弊端可以凝聚改革的经济基础，30年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改革提供所需的物质条件，但如果丧失这个机会，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而对于传统增长模式的式微，秦晓指出，支持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因素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包括4个方面。第一，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赶超型”增长方式已到尽头，而我们目前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未能显示出跨越的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创新型社会”的条件和能力。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30年持续、加速的进程后开始放缓，城镇化率从“九五”、“十五”平均每年1.35至1.45个百分点下降到“十二五”规划设定的0.8个百分点。自2007年农民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表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这是一个不争议的事实。
　　第三，中国社会老龄化已悄然来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已基本耗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2015年将达到拐点，之后转为负增长：届时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将近10%，抚养比开始上升。这标志着中国正迈入老龄社会的门槛。
　　第四，自上世纪90年代中以来，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25%。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急剧下滑，全球金融风暴是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因而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经历结构的“再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将受到买方和卖方经济体内部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
　　秦晓认为，正是以上4个基础性因素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供给面看，高储蓄提供的充裕、廉价资本，农民工提供的无限、廉价的劳动力已走到尽头。
经济发展速度高但质量低，规模大但结构失衡。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产生了由此获利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超越低成本优势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11月13日撰文指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201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传统国家盈利模式面临新拐点，要素基础的变化让中国逐步告别依托于“储蓄过剩”的廉价资本时代。一直靠低价格补贴全球化红利的中国正走上一条要素价值重估的调整之路，中国必须超越低成本优势才能真正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看需求面，但长期则看供给面。长期供给决定需求，需求的增长不能超过供给的能力，这是决定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基本框架。随着中国要素红利的减少以及资源价格等一系列制度性改革的推进，不可避免地，生产要素价格的重估将是对中国经济结构的一种强制性调整。
　　从劳动力、环境和资本全球化等基本要素看，中国享受基础要素的“红利期”很快就要期满。第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引起的劳动力供给、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
　　第二，“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环境瓶颈。过度工业化、出口依赖、投资驱动、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即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
　　第三，全球资本廉价时代将结束。从中长期来看，全球资本流动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受消费需求收缩，信贷规模萎缩、债务重组以及“再工业化”的推动，发达经济体贸易赤字有望减少，与此同时，外部需求疲软，贸易汇率风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的水平，全球贸易收支开始趋于平衡;另一方面，全球投资回报率、储蓄-投资组合、风险偏好水平等因素的趋势性改变，也将影响全球资金流向和溢价水平。
　　事实上，从要素数量带来的红利转向要素效率带来的红利，是一国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是一国发展方式的进一步升级。当中国低成本优势和廉价资本红利不再的时候，中国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加快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步走向中高端。无论如何，告别经济低效增长的模式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持久性挑战。

专家论点辑要

　　▲李若谷挑战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普遍看法

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11月13日称，在中国未完全开放资本帐户的情况下，人民币也可成为全球性货币。他还称，管理好短期流动资金是中国决策者的一个重要目标。
　　李若谷的观点是对目前的普遍看法的挑战。普遍看法是，人民币能否进一步实现国际化将取决于中国是否会放松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
　　李若谷表示，人民币可以在未完全自由兑换且资本帐户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实现国际化。
　　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自2009年年中以来一直在逐步放松对人民币和跨境资金流动的管制。中国官员此前表示，如果人民币取得了与美元相匹敌的国际地位，将不仅有助于降低中资企业的汇兑成本，同时也能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明显增加，人民币计价贸易目前占中国总贸易额的12%左右。中国官员希望人民币能够在跨境投资中发挥更大作用。
　　不过，中国的许多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距离成为国际货币还很遥远。部分人士指出，中国尚未完成金融业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大障碍，因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取消资本流动限制的举措仍不完善。经济学家们已表示，全球企业和投资者只有在可以更自由地买卖人民币资产时才会愿意持有人民币或用人民币投资。
　　李若谷指出，中国仍在发展中的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一项挑战。但他补充说，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大约10年后，人民币在亚洲、乃至在整个世界的影响力将有显著提升。
　　李若谷称，中国目前需要专注于管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他的这番讲话呼应了其他中国官员近期就经济增长放缓期间资本外流规模增加发表的言论。资金外流会使中国央行向国内市场注入流动资金的紧迫性加大。9月份的数据显示，资金流动趋势已发生逆转，进一步提升了人民币价值。
　　李若谷还称，中国应允许海外人民币持有者通过适当的渠道投资国内市场，从而鼓励外国、特别是中国的邻国将人民币纳入其官方外汇储备。
　　近月来，日本、韩国、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央行已宣布或暗示计划将外汇储备多元化，并将人民币纳入其中，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央行的人民币持有量还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