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董事会性别配额制度的启示
　　
英国《金融时报》11月9日刊发署名迪娜·梅德兰德的文章指出，支持迅速增加英国企业董事会中女性人数的人，喜欢以挪威为例，说明配额制度可以让事情更加美好。不过，他们似乎不太愿意了解已经做出这种改革的董事会的状况，也不太愿意审视改革可能反映的社会价值观。
　　欧盟(EU)司法专员维维安·雷丁(Viviane Reding)提议对欧洲公司强制实施性别配额制，再次引发性别多样化之争。雷丁的举措上周（10月29日-11月4日）遭遇挫折，律师指出提案可能违反欧盟条约。预计她将于11月提交修订的非强制提案。
　　但挪威已经实施配额制度。在挪威担任过董事会职务的女性可以分享她们的见解：她们认为自己为何被委任；在董事会中展开更为多样化的讨论是怎样一幅情景；以及挪威的经历如何源自多项因素的作用，而非仅仅是2005年的一项立法。
　　事实是，2005年挪威修订《挪威公共有限公司法案》(Norwegian Public Limited Company Act)，成为第一个引入董事会性别配额制度的国家。该法规定：“如董事会由两名或三名董事组成，则两种性别均须有代表”；“如董事人数超过九名，则每个性别的代表比例均须达到40%。”
　　公司必须在2008年1月前满足要求，否则有可能因为不合规而遭到解散。《挪威会计法案》(Norwegian Accounting Act)还要求公司披露性别多样化情况。
　　GovernanceMetrics International编制的2012年《董事会中的女性》(Women On Boards)报告显示，挪威的女性董事总比例为36.3%。
　　因此很明显，配额制度可以促使企业委任女性董事。该制度还规范化、专业化了委任流程，并可能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从业30多年、2007年以来一直担任挪威公司董事会职务的卡罗尔·贝尔(Carol Bell)说：“一开始这种制度可能只是为了找到足够的董事候选人，但我相信这在挪威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方式。”
　　贝尔最先加入的Revus Energy公司董事会由四女三男组成。她补充道：“他们看重的是专业技能，而不是性别——工作于油气行业、拥有像我这样专业技能的女性不多——而我在那里任职也并非因为我是女性。”
　　贝尔博士说，在她担任董事的第二家挪威公司——地震数据提供商PGS，董事中有两名来自英国，两名来自美国，三名来自挪威。“这里强调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样性——董事们拥有完全不同的技能，有的懂技术，有的懂船舶，还有的懂挪威的企业治理。”
　　优秀的专业技能使得贝尔成为挪威石油公司(Det Norske Oljeselskap)董事会的第一名外国董事。在她到来之前，董事会的大部分会议都用挪威语召开。
　　贝尔博士在Revus Energy任职时，珍妮·欣克利(Jane Hinkley)是该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她此前在挪威Navion公司工作。Navion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部分持股。欣克利曾在多家挪威公司担任董事，这些公司的董事构成全都国际化、两性化。她很明白，“只是让女性进入董事会不会对事情产生影响”。
　　在将视角扩大到英国公司董事会时，欣克利说：“英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是企业和社会的巨大分化。企业被白人和男性所统治，而社会不是。除非我们开始引进各类人才，否则企业将出现问题。”她说，相比之下，挪威引以为豪的是包容、透明（每个人的工资和纳税都能在网上查到）和较小的收入差距。
　　贝尔博士补充道：“挪威社会注重尽可能缩小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很难想象挪威会出现英国的情况——有这样的股东基础及价值观，他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她说：“20世纪80年代末我第一次去挪威时，高管的工资哪怕只是门卫的四倍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非常重视公平。这是一种健康的现象。”
　　路透社(Reuters)挪威分社前首席执行官、现居住在伦敦的克尔斯滕·英格利什(Kirsten English)，目前在挪威上市科技公司Birdstep担任董事。她说：“我们的董事会主席对于将不同的能力合理结合有深思熟虑的思考，但从未提过满足少数性别配额方面的要求。”
　　“唯一的争论话题是，为了Birdstep的企业需要，在董事会层面实现合理的均衡。这符合商业逻辑，也能够更好地反映公司主要利益相关群体——客户、投资者、员工——中的平等。
　　“与英国一样，挪威也有关于配额制度的争论。挪威高效推动改革，并且已经进入了下一阶段。挪威的确是个小国家，但也是个非常成功的国家。”
　　赫格·绍(Hege Sjo)是Hermes Fund Managers（英国最大退休基金之一的投资部门）所有权事务高级顾问，并在数家挪威公司的董事会任职。她说：“在董事会，文化更加重要，性别则不那么重要。”
　　欣克利补充道：“挪威和英国的一项显著区别是，英国女性会听任其他事情‘阻碍’事业发展。在挪威，则没有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二选一的问题——不论男女，这都是生活经历的一部分，而挪威的体系使人无需做出困难的选择。”
　　职业董事会论坛（Professional Boards Forum，在英国设有业务）创始人、在挪威出生的埃琳·胡尔维内斯(Elin Hurvenes)指出，挪威的董事会工作“薪酬低得可怜，年薪约12000英镑，除非是像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但即便如此待遇也不丰厚。”由于诸多女性在规模很小的挪威公司担任董事会职务，这也使得挪威难以同英国比较。
　　另一方面，对于挪威公司女性董事总数偏低、少数人兼任多个董事会职位的说法，胡尔维内斯也予以反驳。
　　她提到了挪威国家统计局(Statistics Norway)2012年7月发布的对奥斯陆证券交易所(Oslo Stock Exchange)上市公司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89%的男性董事只担任一个董事会职务；83%的女性董事只担任一个董事会职务。10%的男性董事担任2到3个董事会职务；女性的这一比例则是15%。所有董事中，身兼4到5职的男性占1%，身兼4到5职的女性占2%。这些数字说明，少数女性占据所有女性董事会职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变化虽然显著，但范围很狭窄：例如，在平衡高管男女比例方面，挪威迄今缺乏进展。即使是这样一个注重公平和平等的国家，也尚未找到所有的答案。

节能减排

朗诗集团吁一致性政策体系支持节能建筑

11月5日，在上海朗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朗诗科技）与德国能源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发布会上，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明表示，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国家“十二五”规划更是将节能减排纳入社会三大转型目标之一，建筑领域的低碳变革将越来越紧迫。
　　据介绍，朗诗科技是一家绿色建筑技术集成服务提供商，主要业务是针对民用建筑和公共建筑提供绿色建筑全程技术服务，包括代建、设施设备管理和能源工程等相关业务，其目标是针对不同的气候区域，提供多样性的绿建技术解决方案。此次与德国能源署的合作，则主要是引进其先进技术，集中在规划、设计与建造低能耗及被动式节能建筑上开展合作，包括制定中国南部地区建筑节能标准、推广中国能源证书，开发质量监督体系等多个领域。
　　对于此次合作，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住宅产业发展和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孙克放称，目前行业内还没有绿色建筑全流程的服务提供商，与德国能源署的合作将会增强朗诗科技在这一领域的能力并帮助填补市场空白。另外，随着双方合作进程加快，朗诗科技在代建、技术集成、建造和运营管理领域，可不受项目投资选择的牵制，并能快速实现技术和服务的积累，形成各类绿色建筑可复制的标准。
　　据了解，朗诗集团制定的2012-2016年的五年战略规划就是绿色转型升级战略。简言之，就是由一个具有绿色科技特色的房地产公司，转型为以绿建科技能力为核心，集绿色地产开发、绿色科技服务、绿色养老产业以及绿色金融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绿色集团公司。
　　“过去的十年，中国房地产企业赚钱太容易了，但是企业在经营模式、技术创新等方面却没有什么积淀。一旦地产政策一变，房地产企业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根本没有进步。”田明称，当前国内的政策环境其实并不利于绿色低碳建筑的推广，因为关于节能的政策国家各个部门并不统一，常常是政出多门，没能形成一致性的政策体系。同时，节能建筑还要和一般建筑在同等条件下拿地、交税、参与市场竞争，其节能成本并没有找到“买单”的人。
　　孙克放也认为，开发商并没能得到节能的鼓励，国外低碳节能建筑的发展主要靠银行的推动，比如低于相关节能标准，银行就不给开放商贷款或者加息，如果高于相关标准就能降息甚至贴息。“中国的节能没有计量，老百姓也不知道节能建筑有什么好处。因此，未来中国绿色建筑、节能建筑的发展必须更加市场化，而且应该有银行的参与。”

欧盟新提案欲大量减少含氟气体排放

欧盟委员会１１月７日宣布一项旨在大量减少含氟气体排放的法规提案，称这一措施对实现气候保护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欧盟委员会指出，含氟气体排放对全球变暖的潜在影响比二氧化碳要高很多，此类气体的排放自１９９０年以来已增加了６０％，而其他类型温室气体的排放则有所减少。
　　这项将提交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审议的法规提案为实现含氟气体减排确定了具体目标，即从２０１５年起，逐步减少可在欧盟境内销售的、使用含氟气体主要类别——碳氟化合物的产品总量，到２０３０年将此类产品总量减少至目前水平的２０％。提案还建议，在更环保且从经济角度讲更可靠的替代产品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应禁止在诸如家用电冰箱等某些新设备中使用含氟气体。
　　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事务的委员康妮·赫泽高称，通过对在欧盟境内销售的使用含氟气体的产品加以限制，这项新法规提案将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并会创造重要商业机遇。她认为，欧盟现行的相关法规已成功扭转了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趋势并促进了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
含氟气体在制冷和空调等电器设备以及绝缘泡沫、气雾剂和灭火器等产品的制造过程中被广泛使用，而此类气体在含有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和报废过程中都会释放到大气中，难以控制。

自主创新

“中国式创新”，必须抓住实业这个“牛鼻子”

中国青年报11月7日刊发报道指出，中国经济从去年开始放缓，到今年三季度各项指标趋于平稳，“软着陆”基本实现。但是，全球经济仍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低迷徘徊期。当下，如何抓住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实现根本性突破，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客观要求。
　　实现这个目标，推动自主创新战略的“大踏步前进”，应该是当务之急。因为，不论是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找到源源不竭的动力，还是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为广大公民提供足够多的公共福利，都与中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实现快速升级有直接关系。
　　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是：“中国式创新”的“主战场”在什么地方？
　　最近，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海外市场连连受阻。华为、中兴公司在美国遭到质询；三一集团的风电项目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这一切都意味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贸易摩擦正在加剧。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这些事件其实透露出一些重大动向。之前，发达国家经济体主要从金融和资源领域“封杀”中国企业。比如，中国的金融机构不被允许进入美国；中海油并购美国企业也被认为“不安全”。而这一次，美国开始在实业领域，全面“猎杀”中国的优质公司。
　　他表示，要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坐享“货币红利”和“资源红利”，它只要控制好美元投放和能源工业，就可以从全球经济中“吸血”，对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基本上“不闻不问”。而金融危机后，美元泡沫开始破裂，食利者的日子不那么好过了，美元重新“实心化”，就必须重振美国实业。
　　金融危机后，“美国病”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名词，就是特指金融业的膨胀远远超出实体经济支撑的现象。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既然它能“印钱去换商品和服务”，可以玩“钱生钱”的金融戏法，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发展工业，或继续进行科技创新活动呢？
　　过去几年的实践证明，华尔街式的“金融化赌局”，或者“唯GDP论”的数字幻觉，都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因为最终，人们将不得不面对“99%反对1%”(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口号)的困局，不但经济肌体无法健康生长，社会生活也可能陷入动荡和危局。
　　这其实从反面说明，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战场”就在实业领域。“中国式创新”必须以实业为基础迎难而上，才能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
　　当下中国经济，仍然是美元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打工仔”。中国积累的财富总量不小，但许多是辛苦钱，相对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人均少。从历史经验看，要实现“中国式创新”，就必须牢牢抓住实业这个“牛鼻子”。这样，不论在国际市场征战，还是在国内市场耕耘，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首先，要明确“实业为本”是国家强盛之基。美国可以用美元“转嫁危机”，中国却毫无选择余地。实业领域不仅是国家力量强大之本，更是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发展的生产部门。金融服务部门不可或缺，但毕竟是少数人从事的行业。
　　其次，应启动“实业换资源”。中国制造业的产值2010年已超越美国，排名世界第一，但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以服装鞋帽、机械加工、电子类等为主，建筑业和大型工程是中国的强项，这也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部门。中国有些资源匮乏，需要世界资源富集地区的支持，这天然构成了“实业换资源”的经济交流的条件。
　　实业和资源，是真实财富的父与母，实业国家和资源国家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共同推进“实业的全球化”，大大拓展人类工业化的程度和深度，扩大文明造福于大多数人的广度和规模，这是一种区别于“军事-金融”占领模式的新路径，也是契合于中国国情和世界世情的现实路径。
　　经济学家李才元说，所以我们提出“新实业救国论”。
　　金融是一国经济的中枢神经和战略制高点，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有的国家的“金融全球化”，是以金融利益为本，实业最后变成“银行家嘴里的唐僧肉” ，结果是吃肉的妖怪比能吃的肉还多，这怎么可能持续？中国是实业国家，金融要为实业服务。金融业恰恰也只有依托实业，有效疏通实业、资源的互动与循环，才能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李才元坚信，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取决与创新金融产品，建立新的“造血”机制，要从“资源金融”，转向实业金融、科技金融和消费金融。“走老路，就是走死路，”他说，金融业要给实业以“出路”，那么实业就能给金融业以“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