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成立首家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中心

    广东省首家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中心10月8日正式挂牌成立。广东省林业厅表示，该机构的建立，将为广东省企业进行林业碳汇交易提供一个碳汇计量与监测平台，促进广东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
    据广东省林业厅介绍，广东省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中心作为华南地区林业碳汇计量监测研究机构，将专业指导和开展广东地区林业碳汇计量监测、碳汇造林和其他的研究工作。
    目前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已正式启动，林业碳汇已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而对造林及森林经营活动产生的碳汇进行计量与监测是评估林业碳汇效益的基础，也是获得碳信用指标的关键。
    用于交易的碳汇，必须按照碳汇造林严格的技术规定去计量、监测，并且需要有资质的单位去实施。广东省林业厅有关负责人说，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中心目前已在广东开展了一系列碳汇造林项目的实践，证明了该中心有能力承担这一工作。
    碳排放权交易是在世界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推动各国加强环境保护。

湖南首个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平台正式启用

    湖南省环保厅10月8日披露，湖南省首个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平台日前在株洲市正式投入运营。
    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介绍，交易平台主要由排污权交易信息发布系统和排污权电子竞价系统组成。平台的运行，有利于提高排污权交易成功率，激活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
    作为湖南主要污染物初始排污权分配及有偿使用的首批试点城市，从去年开始，株洲针对化工、石化、火电、钢铁、有色、医药、造纸、食品、建材九大试点行业的669家企业，开展了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初始排污权的分配和有偿使用。截至今年8月，株洲市（含五县市）应申购排污权的617家企业中已有521家办理了申购手续，已征缴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费1175万元。

山东2015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销售收入达到千亿元

    山东省政府近日出台的加快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15年山东新能源汽车行业销售收入达到1000亿元，公交、旅游、出租行业节能汽车比重达到50％。
    根据该省规划，到2015年全省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规模力争达到5万辆，低速电动车30万辆，新能源专用车5万辆，天然气等替代能源汽车5万辆；到2020年分别达到20万辆、100万辆、20万辆、20万辆，新能源汽车行业销售收入达到3000亿元。
    为支持技术攻关，山东提出，将以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省汽车电子技术重点实验室）为核心，联合省内外高校汽车工程学院及新能源汽车和关键零部件企业，组建山东省新能源汽车行业技术中心。在节能汽车使用推广方面，山东省表示将在全省17个设区市全面示范推广新能源客车，以行政执法、环卫、快递等领域为重点，加大政府采购力度，重点推广新能源乘用车和中小型客车及新能源专用车。
    山东并提出，将因地制宜，适度超前建设慢速充电桩、公共快速充换电站等设施，逐步实现充换电设施建设和管理市场化、社会化，到2015年，山东省投运充换电设施3000个以上。

巴西鼓励汽车行业发展节能技术

    巴西政府近日宣布了一项针对汽车行业的新政，凡应用新技术使汽车能耗得以降低者，将在税收上享受明显优惠。汽车制造商立即响应，表示将大幅提高用于技术方面的投资。
    根据新规定，如果巴西国产汽车的能耗减少11％，其应缴纳的工业产品税将享受降低30个百分点的优惠。目前，巴西汽车能耗的平均曜嘉统得抗惺14公里，乙醇车每公升行驶9．7公里。
    巴西发展、工业和贸易部长费尔南多·皮门特尔表示，新政旨在鼓励新技术应用，使巴西的汽车制造形成新的竞争力。
巴西全国汽车生产者协会当天宣布，汽车行业将其到2015年的投资计划由原来的440亿雷亚尔（约合220亿美元）增至最多600亿雷亚尔（300亿美元）。

自主创新

国企技术创新需要5种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金周英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国资观察》专访时说，“国有企业要真正实现技术创新的飞跃，还要克服运行机制、思维方式、基础以及未来研究、企业软环境、技术制度创新等方面的问题。”
　　金周英认为，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比较低，这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在新能源领域，很多技术专利都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里；多数国有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尴尬位置等都说明这个问题。
　　金周英表示，国有企业应该从五方面着手解决技术创新的困境：
　　第一，现行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包括企业领导由上级任命和任期制等是公司治理不完善，造成企业追求短期效益、缺乏长远战略管理的根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障碍。
　　第二，改变思路，扩大创新的空间。什么是技术，什么是创新，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创新是利用新的思路、新的方式、新的手段创造价值的过程；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技术，认识全球性技术转变－从硬技术到软技术。只要改变思维模式，可以无限扩大技术创新的空间。
　　第三，加强基础研究和未来研究。基础研究是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但在短期内可能难以为企业带来直接收益。我国许多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上依赖于跨国公司。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强基础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知识和理论支撑，才能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只想取巧是不行的。还有，一个优秀的公司必须要有一个班子专门考虑公司的长远未来，引领公司领导高瞻远瞩，为公司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才有希望打造100年公司。英特尔(微博)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始终保持危机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实现其产品的世界一流水平外，非常重视未来研究。该公司有“塑造和体验未来研究所” 专攻2020年计算机运作的可操作性和愿景的开发。
　　第四，加强企业的软环境建设。企业内部需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鼓励创新、容忍失败、允许“异想天开”的幻想和设计；通过建立内部企业家制度鼓励那些立志创业的员工；从企业内部到整个供应链建立一个经济效益、社会道德、环境责任并重的企业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寻找商业机会。试想，我们的国有企业能否允许其职工像英特尔的未来学者布莱恩一样，到处演讲、写作科幻小故事和小说，甚至导演科幻故事片？
　　最后，必须兼顾技术创新和技术制度的创新。我国企业技术转移效率低，或者说创新效率低，根源在于不重视技术制度创新。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技术界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制度的专家比较少地涉及技术制度，更未能系统地进行研究，使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法律、制度、标准、政策形成相辅相成的技术制度系统，促进广义的技术创新。日本号称是世界机器人王国，其惊人的发展和普及是以20多项有关机器人发展的制度、法规和计划作为保障的。我们在强调原创性技术或创新的时候，相关的技术制度创新必须先行或者起码要同步，率先制定我们可主导的游戏规则。

专家论坛

陈晓升认为中国经济到了最关键时刻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晓升日前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中国经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如果说之前还有时间等待经济软着陆，那么现在面临这么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政府不能再等了，一定要高举改革旗帜，增强信心，促进经济回升，股市回升。
　　正是因为对政府有信心，陈晓升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并不悲观。他认为，在适当的制度调整与改革措施下，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依然可以保持8%以上的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近十年的高增长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和入世两大制度红利，而目前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和这两大制度红利衰减有关。我们认为，未来十年改革突破口将集中在放松垄断、金融改革和分配改革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要依靠顶层的重构，创造有助于企业效率提高的环境，创造有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环境，推动巨大经济体的内生增长。
　　陈晓升表示，股票市场能完全反映短期的经济变化。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整个经济体内对经济向下预期的不断强化，只会带来更坏的结果。不过，作为这个市场里面理性的机构投资者或者说理性的研究机构，在这个时候需要更加冷静的思考，更全面的思考，对包括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市场发展的前途，需要用相对长期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经济没有市场反映的那么糟糕。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潜力仍然很大，“对内城镇化，对外向西开放”的战略雏形基本形成。另一方面，我们跟踪经济，现在已经可以接收到一些经济方面的积极信号了，比如房地产开工面积同比增速回升、推土机增速转正、汽车销量回稳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在这种时候往往忽略了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市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提出中国经济转型需要三个方向的重构，这依赖于政府的推动和决策，如果政府有所作为的话，中国经济还是很有希望的。
　　陈晓升认为，只有改革才能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困局。中国经济近十年的高增长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和入世两大制度红利，而目前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和这两大制度红利衰减有关。也就是说，中国过去二十年依靠房地产与出口推动的“总量扩张”模式走到了尽头，未来要靠效率，靠创新。
　　我们认为，未来十年改革突破口将集中在放松垄断、金融改革和分配改革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要依靠顶层的重构，创造有助于企业效率提高的环境，创造有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环境，推动巨大经济体的内生增长。
　　因此，就改革的方向，我们提出三方面的重构：全球重构、要素重构、社会重构。
　　第一条线是全球重构。未来中国出口结构一定会发生很大改变，从主要靠欧美日，到主要依靠那些资源非常丰富、人口非常多、外汇储备非常丰富，且不太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冲击的资源国家，使得中国过去30年积累下来的制造业的产能有一个新的市场。这样，中国这样巨大的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之间就能形成一个经济循环，我们称之为PRC模式（Producers Resources Cycle）。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结构化调整线索。
　　中国未来在全世界的角色定位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可以先看一组数据。目前国开行在海外的贷款总额为1700亿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我们目前有3.5万亿的外汇储备；已有多家国有银行在海外收购银行总产。有人说我们目前7.2亿吨粗钢产量是产能过剩，但从全球中长期总需求的视野，这样的产能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不要轻易说产能过剩。
　　跟这个配套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最高的一条战略。如果在金融层面缺乏全球影响力、话语权，最后依然难以改变打工者的本质。比如此前港交所收购LME，希望在香港用人民币交易LME商品，这是一次很有战略意义的收购。这里面有一个深层次的金融逻辑，为什么美国市场对大宗商品有所谓的定价权？因为美国是大宗商品最大的消费国，最大消费国的一个需求变化，一定对该商品的价格形成非常大的影响。现在我们中国只是在边际地贡献最大，但往后看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能够超过美国的话，我们希望到时可以用人民币去交易大宗商品，从而真正掌握话语权。当然，前提是，中国的金融市场非常发达。
　　我们所说的全球重构主要包括产业、金融以及消费方面的内容，如何把我们中国大的战略在政治上、外交上、文化上的发展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考虑，这是研究全球重构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条线是要素重构。过去三十年靠量的扩张，没有技术含量。经济发展需要提高效率，让货币流通的速度加快，经济活力提高。如何提高，核心的层面有三个方向：放松垄断、金融改革、分配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有很多表外隐性负债，比如养老。能不能把那些低效率的资产，以及政府持有的国有资产、股份、资本，变成养老金，通过过去十年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让机构投资者去实现管理，到资本市场去投入，让资本市场的力量去配置资源，敬畏市场，尊重市场。把由政府控制的资源交给资本市场去调节，这就是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金融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个人的钱交给企业，金融市场内部如果效率非常高，企业就很容易拿到钱，那就发展了。要素重构的核心是金融改革，概括为价格市场化、渠道市场化、产品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提高金融体系自身的效率。
　　从目前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看，全国总共38万亿居民储蓄，在居民金融资产中的比例是65%，剩下37%是股票和债券。而美国居民储蓄比例只有15%。也就是说，如果十年后，居民储蓄率降到30%，剩下的70%变成股票、债券，这种过程一旦完成，这个市场就很有效率了。
　　我们预计，新一届的政府上来，领导面临的改革迫切性是非常强的。但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层面把要素的活力给激发出来，改变过去那种低效率的运行模式，经济就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我对未来十年比较乐观，正是因为考虑到整个要素重构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持续增加。
　　第三条线是社会重构。社会重构的方向需要重点考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等。社会重构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是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尤其是民生有关支出比例的调高。无论是医疗、教育、养老，或者其他的公共服务，都需要财政的支持。
　　这个社会重构带来的行业结构、需求结构调整可能蕴含的投资机会。所以我们判断，医药、医疗行业是未来十年的黄金行业、朝阳行业，依据就在于此。
　　社会重构，民生、医疗、教育、养老所有这些产业创造的需求在东部地区一定是进入到了转型阶段，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因为社会机构的变化，因为富裕人群的增多，都会创造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包括环保产业，也会因为社会结构的重塑，使得重要性上升，使得环保成为现实的需求，使得政府必须重视。在整个社会重构的进程中，新一代信息产业技术的发展会使得信息服务业进入告诉发展期。经济的发展引发社会机构的变化，使得经济发展方式更多依靠服务，依靠第三产业，依靠内需，依靠消费，这些现象在东部地区未来十年是一定看到的，这是社会结构的调整。
　　陈晓升指出，尽管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弱周期的增长，但我们坚持认为内生增长将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另一个高速发展的十年，只有高速发展才能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和全球再平衡的深刻矛盾。
　　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三段论”：第一阶段是转型的准备阶段，或者说是转型初期，以2011年4月15日房地产调控文件出台作为结束标志，在这之前都是准备阶段。也是从这个时点开始，进入转型中期，这个时期有几个典型特征：一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犬牙交错；二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犬牙交错；三是传统的贸易方式与新兴的贸易方式犬牙交错。而这一阶段一直到中西部地区完成传统模式增长，才真正进入转型后期，经济增长速度才会真正慢下来。
　　但我们认为，第二阶段将至少持续十年。从最近的数据看，东部沿海地区部分省市的GDP增长率已经回落到7%、8%的水平，但像贵州、辽宁等地区仍然保持了14%以上的增速。实际上，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道路远未结束。
　　我们之前在江西等地调研，部分贫困地区的温饱还停留在“一碗饭，两根青菜”的水平，所以从城镇化的潜力来说，现在是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日本当时城镇化率是70%，我们现在是50%，如果去除掉那么多的农民工，实际只有40%不到的水平。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和投资研究人员都在东部省份，所有人都很容易被我们看到的周边现象误导，认为这就是中国，其实这不是。这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未来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道路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向西开放或许会成为未来我国一个大的对外发展战略。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体量是非常可观的，人口、消费力量也很可观，城镇化水平却比较低，还有发展潜力。我们认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一定来自欧亚大陆。中国通过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什么？一是产能，二是钱。这些钱往哪里去？一定要放出去，一定要放到未来经济增长有潜力的地方去，这个大的格局变化可能是存在的。
　　我们预计新一届政府的经济纲领可能一是城镇化，二是向西开放。这将支撑中国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我们预计未来十年在中国8%左右的GDP增速是可以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