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
 
我国政府不应过多干预微观创新活动
 
　　据悉，在5月22日召开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呼吁，政府应该减少干预微观创新，尽快实现职能转变。
　　在徐冠华看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概念炒作、雷同式布局。而问题根源则在于战略规划前瞻性不足，产业化和产业链的宏观布局有所欠缺。
　　“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发展规划战略和政策协调衔接不力，导致了市场、研发、金融、贸易整个产业链的脱节。难以形成配合有序的高价值产业链。”他表示。
目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政府自己操办或支持操办企业，以及通过大量科技项目来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现象普遍存在。徐冠华认为，这种方式不应成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徐冠华建议，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微观的创新活动，而应致力于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创造宽松的创新环境。
 
俄天然气巨头计划加强创新技术研发
 
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简称俄气）总裁米勒５月２２日在出席第１５届托木斯克创新论坛时说，该公司未来将大力加强创新发展，为此将增加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研发。
　　米勒说，目前俄气与俄罗斯五家科学院、１５所高校和２８个行业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也愿意与其他机构和中小企业开展创新领域合作。他说，俄气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将对创新发展的资金投入增加至１０亿美元，这将是２０１２年的３倍。
　　米勒说，该公司近年来制定了２０２０前创新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和技术更新是重要方向，俄气还积极在东西伯利亚、北极大陆架等地区开展天然气开采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实地检验。
　　近年来，俄气和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在创新技术研发上密切合作。双方还计划成立联合风险基金，以推进天然气领域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专家论坛
 
中国必须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红利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5月21日在证券时报发表文章指出，经济内生增长乏力、宏观经济政策收窄以及产业竞争力下降让我们更加聚焦中国创新。事实上，经济的全球化、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以及技术的全球化使一国不可能具有垄断创新的能力，也不可能拥有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技术，完全独立和封闭式的创新变得更加困难。开放创新已经成为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大趋势，中国如何利用新一轮全球化红利促进向创新驱动型国家转型意义重大。
　　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正在展开
　　从趋势上看，中国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而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正在展开。有别于依托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所谓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就是通过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并最终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所带来的发展红利。
　　近些年，中国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攀升、土地供应趋紧、劳动力供应结构性短缺，传统的生产成本优势相对减弱，部分外需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经营面临一定困难。然而，总体看，中国吸收外资的综合优势并未明显减弱。首先，中国国民经济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扩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增长潜能，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发展条件；其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和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措施的实施为提高外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支撑，区域差异和多层次劳动力继续为多类型外商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此外，外商投资环境整体改善，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涉外法律法规日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及执法力度显著增强，跨国公司依然看好在中国的长期投资前景。
　　开放创新“蛙跳”
　　机会来了
　　当前，中国为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和竞争格局的变化做出的主动的战略调整，也是中国给自己、给世界主动创造的一种战略机遇，对中国战略思维能力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中国技术转移和技术成果转化率低的格局正在发生积极改变，而这正是得益于技术合作和接受外部的技术转移，通过开放创新可以由“危机”到“转机”。
　　研究数据显示，最近几年，来自国外的科研经费以及技术转移的项目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发达国家同中国开展合作研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通过振兴高端制造业、开始“再工业化”，以及扩大服务出口，向中国转移技术等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再平衡。从产业技术创新规律看，由于高科技产品研发投入大，并且产品生命周期短，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形势下，要分摊研发成本，必须走大量出口的路线，提高产品销量，依靠规模化的海外市场获得与研发投入成正比例的利润。
　　中国吸收外资面临多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竞争。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体呈现回升态势，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持续提高，现金持有量创历史新高，未来可能出现新一轮跨国投资增长高潮。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科技产品出口的巨大市场，商务部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1年，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从560亿美元增至4630亿美元，年均增幅23.5%。同一时期自美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则由2001年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16.7%降到2011年的6.3%。根据相关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高科技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40%。意味着更多的通过开放创新和合作创新的模式，接受全球的产业转移以及自身的产业升级，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新兴的产业转移基地和研发中心，这无疑是中国实现开放创新“蛙跳”的一次重大机遇。
　　中国开放型经济空间巨大
　　可以说，未来全面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空间还十分巨大：
　　一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中国有较大的空间。一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中国吸收FDI存量的人均规模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是2011年，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在提高吸引外资数量的同时，增强吸引外资的质量。引导外商投资高附加值制造领域，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强化外商投资作为引进技术和智力的重要载体作用；促进东部地区吸收外资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优化利用外资区域结构，特别是外资推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空间巨大。
　　二是中国进一步降低市场壁垒的空间也较大。金融开放度指标显示，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中国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空间巨大。随着经济实力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伙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民币区域化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同时也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加快高新技术进口，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参与核心技术研发。
　　三是在推动政府效率提升和市场化机制方面空间更大。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积极稳妥推进简政放权，着力构建服务型政府，要减少政府直接干预，花力气促进科研和自主创新的发展，特别是在政府采购方面要更加透明公平。从长远来看，凡是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均有较高的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的政府采购。因此，全球化红利并没有减少甚至消失，只要中国善于利用吸收全球创新资源和高级生产要素，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它依然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创新空间，中国还将是第二轮全球化红利和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经济减速的肇因
 
瑞银(UBS)独立经济顾问乔治·马格纳斯5月2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放缓，引发了政府应该做些什么的尖锐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淡化了有关政府可以、或者应该积极应对的预期，他表示，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经济模式中存在的一个矛盾。
　　作为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支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使得人们日益担心金融风险的肇因。正如李克强所言，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革——如果中共做得到的话。由于内部竞争激烈以及政治自主程度较高，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投资和政治利益以及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尽管社会对加大公共服务提供力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奖励和提挈，把重点放在了GDP上。然而，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的牵引力在下降。
　　自2007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了两倍，与GDP之比扩大一倍，升至30%左右。由于社会支出上升、卖地收入状况欠佳、自身投资回报下降甚至亏损以及现金流恶化，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不如前。它们不得不更多地举债，以偿还到期债务、支付现有债务的利息和充实运营资金。许多人怀疑，中国地方政府是否也会引起一场“次贷危机”。
　　地方政府受到的控制较少并且过度负债，并非当今中国独有的现象。19世纪美国三次财政危机（分别发生在1837年至1843年、1873年至1879年，以及1893年至1899年）都带有市政融资过于冒进的明显特征。市政支出不断增长，成为公共支出中的最大部分，到1900年，州及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竟与联邦政府相当。与如今的中国一样，城镇化是当时美国地方政府支出扩张的主要因素，但其背后是房产税带来的雄厚收入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过于薄弱，广泛开征房产税在政治上又形同禁忌。
　　在财政紧张和市政债券过度发行时期，美国各州限制、甚至禁止公共部门投资私人公司，并规定了债券发行上限。在上世纪30年代，华盛顿取得了财政体系的控制权，所得税和薪资税归属中央，并实施对州政府拨款的制度，州政府则管理地方政府收入。随着时间推移，美国联邦政府取得了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的地位，并建立了一套关于融资的健全法律框架，这使市政金融市场得以有序发展，而个人则取代了机构，成为该市场最大的投资群体。
　　然而，中国迄今仍无意于（更别说发展）此类法律手段。中央政府敦促财政节制和审慎投资的指示没有得到有力贯彻，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恶化。自2008年以来，由于无法从银行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它们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这些工具正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爆发性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在某些中国评论员看来，它们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国有企业，具有垄断金融资源、扭曲市场、排挤私人投资等弊端——这些正是李克强之前提及的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
　　中国政府如果希望发展市场机制，就必须面对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更广泛问题。这意味着要改变政府指导型增长与私人部门竞争及创新之间的平衡。李克强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巩固权威，而地方官员则应坚决遵从中央的命令和政策。
　　这需要政府做出转变。中央政府要主张自身在基本经济目标上的权力，比如降低的可持续增长率、环境友好型的扩张、财政改革和减少收入不均现象。地方政府则要把重点从追逐增长，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李克强还清楚地意识到，这将触动既得的政治和党派利益，他将这一任务形容为比“触及灵魂”还要难。但中国要实现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必须抛弃一向偏好的以信贷和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占有重要地位），改革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和创新等方面的政治和制度框架。与以往一样，这个问题在中国不是想不想做的问题，关键在于执行。
 
专家论点辑要
 
　　▲瑞银下调中国内地今年经济增速至7.7%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５月２２日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将２０１３年中国内地经济增速预测从８％下调至７.７％，将２０１４年预测下调至７.８％。
　　汪涛说，由于近几个季度工资增速放缓和政府反腐运动导致消费、出口增长势头有所减弱，且去年年底至今的信贷强劲扩张也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带动投资活动增长，２０１３年初以来内地经济活动相对疲软。同时，中央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似乎已有所提高，并未出台任何新的刺激计划，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可能的改革措施上。
　　汪涛认为，４月份内地经济活动再度弱于预期，而通胀仍然温和。４月份房地产活动有所反弹，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仍然因基础设施投资放缓而降至２０.１％。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疲弱，同比增长１２.８％，出口同比增速虽然回升至１５％，但这一数字可能仍然虚高且环比增长势头有所减弱。
　　汪涛预测，２０１３年内地全年的ＣＰＩ通胀水平为３％。汪涛还表示，内地信贷增长仍然强劲，但扩张势头有所减弱。
　　展望内地经济未来表现，汪涛认为，二季度经济反弹的力度可能较弱，全年经济增长走势可能更加平滑。中央将保持稳定的宏观及房地产政策，不会进一步放松（降息或降准），也不会显著收紧房地产或信贷政策。此外，她还预计中央政府将推进结构性政策和改革以释放内生增长潜力。短期内，中央政府有望在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以及放开资本账户方面出台更多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