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规定明年起六类企业需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

    安徽省环保厅日前披露，从明年起至2015年，安徽省将试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国控、省控重点污染企业及3年内发生过严重污染事故的企业等六类试点企业实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并鼓励其他企业自愿投保。
　　安徽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开展该项保险试点，有利于保障环境污染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通过建立健全风险评估、损失评估、责任认定、事故处理、资金赔付等工作机制，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据了解，安徽省六类试点企业将强制投保这一险种，它们分别是采矿业企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企业；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使用I、、类放射源的单位；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金属表面处理、炼焦、化学药品原药制造、皮革加工、酒精制造等企业；国控、省控重点污染企业及3年内发生过严重污染事故的企业。

陕西“十二五”将淘汰落后产能煤矿矿井200处以上

    陕西省政府日前就“十二五”期间煤矿整顿关闭、资源整合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下发通知，按照“关闭一批，改造一批，整合一批，兼并一批”的整体工作思路，“十二五”期间，全省淘汰落后产能矿井200处以上。
　　至“十二五”末，全省煤矿主要指标基本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其中：煤矿数量控制在500处左右，单井平均产能达到120万吨／年以上；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90%以上，煤矿安全形势实现根本好转。
　　同时，陕西省还将加大煤矿整顿工作力度。市、县政府应督促整改矿井，认真落实停产停工整改措施，对边整改边生产、以整改为名组织生产、整改期间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矿井应依法予以关闭；认真执行停产停工整改矿井复产复工验收标准，按照“谁验收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落实验收工作责任，严把煤矿复产复工验收关口，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停产停工矿井擅自复产复工甚至引发事故的，应严肃追究业主和县级政府及其管理部门相关人员的责任。
　　陕西省还将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矿井。以下类型煤矿一律依法予以关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无望或经限期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不符合煤炭产业政策、矿产资源规划和矿区总体规划的；资源枯竭或按采出量计算资源已采完的；矿井开采年限达到或超过设计服务年限的；超层越界开采的；规定期限内未实施改造、拖延工期未完成改造、改造期间违法违规生产的；擅自进行建(构)筑物下、铁路下、水体下或国家明令禁止开采区域内开采的；单井井型低于年产3万吨的；乱采滥挖、资源浪费严重、采区回采率连续3年平均低于50%的；采煤工作面采用人力或畜力运输煤炭，掘进工作面采用手镐掘进及人力装岩或装载机入井作业的；存在煤与瓦斯突出、自燃发火、冲击地压、水害威胁等重大安全隐患，经论证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有效防治的；被依法责令停产整顿，经整顿验收不合格的；小煤矿发生一次死亡3人及以上事故或一年内事故死亡超过3人的。

专家论坛

专家称中国经济放缓呈中长趋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深圳分院院长李其10月28日在“巅峰对话，创造可持续的未来”大型经济论坛上称，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让世界瞩目。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一共生产了300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其中98%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生产的，而200万亿元人民币的GDP是最近10年生产的。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面对如今世界经济的复杂多变，越来越多的人心存疑问，中国未来还有没有可能每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
    李其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多年靠强大的外需拉动，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说，“中国这种模式不能继续下去了。”，那么中国经济想继续高速增长，只能从内部找拉动的办法。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的角度而言，只不过刚开出一个头，中国经济至少可以再持续30年、40年，平均每年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没有问题的。”李其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大概需要至少5万公里地铁，现在却只有1000多公里，还有需要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浩瀚的工程。
    李其坚定地认为，中国GDP和人均纯收入，在未来30、40年会继续坚持平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并称，中国国土面积在未来30年平均每年增长0%，所以土地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因此房地产行业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朝阳行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巴曙松在此间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时表示，今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将温和反弹，全年经济增速在7.5%至8%的区间。
    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巴曙松称从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因为金融危机而跌入底部、2009年一季度从底部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见顶，现在基本上又回落到了底部，呈现低位趋稳态势。
    巴曙松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过四季度的温和反弹之后，但尚难出现明显反转信号。接下来几个季度会呈现宏观数据趋好，微观难以明显改善的格局。估计今明两年，中国经济仍处在一个筑底阶段，大概在U形的左侧、右侧。”
    由于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回落探底的时间跨度长，经济复苏回升的时间窗口连续后移，市场悲观情绪强于预期。巴曙松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目前只是逐渐放缓，而不是像2008年末那样突然崩溃，加之政策的回旋余地减少，因此2008年式的刺激政策将难以推出。
    巴曙松说，在今年12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会提出比较明确的对2013年投资加码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可能会适当加码，但仍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应对措施，与2008年、2009年的量级不能相比。
    对于今年中国经济中的亮点，巴曙松称，今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最均衡的一年，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首次超过投资。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趋势判断，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则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已成中长期的趋势。稳定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而这个稳定增加不是两位数，而是7%到8%。”
    向松祚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有4大风险在上升。一是债务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二是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的风险；三是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形势严峻；四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应对中国经济中长期放缓形势，向松祚认为应围绕8个字做文章，即“整合”、“改革”、“创新”、“创造”。中国经济未来在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换的突破口是金融改革和创新，中国“山寨式”发展的模式首先要在品位上做出调整。
    向松祚开出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9字真言：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此外，并称未来10大投资领域存在发展机遇：一是金融；二是新能源；三是生物科技；四是互联网；五是水资源；六是农业；七是高中端职业培训；八是品牌策划；九是跨国投资；十是股市和房地产。

经济增长模式决定收入分配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的各类公共政策一直致力于缓解收入分配失衡的态势。例如，以往被认为占据收入差距绝对比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尽管仍旧在高位徘徊，但在近年来得到缓解并有下降趋势，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率在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值3.33以后，2010年降至3.23，2011年再降至3.13。这主要得益于2003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补贴政策和社会安全网）、城市化驱动的进城务工人员增加和国家对于粮食收购的保障等措施。同时，针对提高农民（工）可支配收入增幅的公共政策还有两个收入的流动性效应，即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小和全国范围内收入差距增幅稳定。
　　近年来，收入差距形势之所以恶化是因为旧的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出现了新的拉大收入差距的两个情况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在人口大组别间的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改善的情况下，行业之间和城镇内部这样的人口小组别内的收入差距能够恶化整体收入差距形势，需要引起我们关注，更何况收入差距的恶化是在我国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市公共投资最为快速的10年间发生的，因为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市公共投资是有利于改善收入差距的。
　　观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发现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上游的能源、电力、金融等行业倾斜，而下游的竞争性行业投资过度而产能过剩，处于行业组别内收入分配不利的一方；观察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发现收入分配过多地向资本和资产拥有者、权力拥有者倾斜，而城镇一般劳动者则处于收入分配不利的一方。如果再观察我国收入差距变化的时间轨迹的话，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的10年是我国行业和城镇内收入差距扩大最为快速的10年。根据《中国城市生活与价格年鉴》提供的数据，城镇基尼系数从1990年到2000年的增幅很小（从0.17上升到0.23），但从2000年到2010年的增幅却很大（从0.23上升到0.3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行业工资变异系数从1990年到2000年的增幅比较小（从0.136上升到0.230），但从2000年到2010年的增幅却很大（从0.230上升到了0.346）。
　　收入分配是经济增长成果在参与经济成果创造主体间分配的结果，体现的是生产关系，而收入分配的差别产生的源头也要从经济增长成果的创造模式说起。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转变，即从主要依赖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性红利释放为主，转变到以资本形成为主的新模式。新增长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单一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量竞赛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政治考核模式下，政府主导经济增长以及对于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资本形成这一增长模式的偏好，而这一模式在2001年“入世”和2003年以来房地产快速发展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入世”推动我国出口超常规增长，尽管出口靠的是低成本、低利润的规模优势战略，但全球制造业基地带来的规模效应需要出口投资的数量级增长，表现为各地以物流、能源、基础设施、房地产、电信、路网、航运与港口等服务于出口需求的全产业链大规模建设；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不仅直接推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超常规增长，而且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收入为资本金或通过土地入股，撬动了银行贷款和外来资金，推动了基建投资和招商引资的超常规增长。同时，为了实现资本形成在数量上最大可能增长，需要劳动力、土地、能源、电力、资金等上游生产要素大规模地集中服务于资本形成，最终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形成全产业链。
　　由于地方政府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全部寄托在以大规模资本形成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上，当经济增长主要由政府主导时，政府决策也是生产投入之一，必然在收入分配上出现向土地、能源、电力、资金等上游生产要素以及政府部门倾斜的问题，也就是初次分配向资本资源和权力倾斜，这是行业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
　　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和对资本形成的增长模式格外偏好的情况下，国有经济的投资比重会越来越大，国民收入再分配必然会向资本形成和政府庞大的事务领域倾斜，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就无法发挥到位。而追求规模增长的资本形成对于资本和资源的需求与资本资源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造成了资本和资源的价格不断上涨，而改革开放以来一般劳动力的供给却是无限的，因此造成了收入向掌握资本和资源的城镇居民倾斜，而一般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这是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韩国等也经历了类似我国的重化工业时期，也曾经历了收入分配向资本和资源倾斜而一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解决的时机也是在产业结构升级后才形成的。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从政府主导经济到市场主导经济的转变和资本形成驱动到消费为主的内需驱动的转变，是提高“两个比重”（国民收入/GDP和劳动报酬/国民收入）和解决收入差距的根本做法。很多人提出的完善社会保障、加大民生支出、推进财税改革（推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等措施实质上都是再分配领域的措施，尽管能缓解收入差距的增幅，但无法弥合收入差距的鸿沟。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政府单方安排下的措施，在没有利益群体参与博弈的情况下，存在难以跨越的体制性障碍。
　　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后，收入分配的话语权向市场竞争主体转移，而目前广为诟病的缺乏监管、分配秩序混乱等扩大收入差距的新因素也就不复存在了，行业收入差距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后，经济增长对于上游产业无限度追逐的模式也就终止了，资金、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源头也就消失了，收入向掌握资本和资源的城镇居民倾斜也就不存在了。
　　近年来，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曙光已现，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这些地区行业收入差距明显小于其他地区；同时，我国劳动力拐点为缓解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提供了契机。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城镇职工，成为缩小城镇内部工资差距及收入差距的积极因素。2007至201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收入年均增长8.5%，而建筑业增加了20.6%，房地产业增加了27.1%。但是，收入分配所具有的改善状况是否可以持续，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