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拟斥资27亿美元再重组
 
　　据悉，在有可能连续两年陷入超过90亿美元巨亏的背景下，日本家电巨头松下再推自救措施。3月31日，松下集团宣布将在未来的两年内斥资2500亿日元（约合27亿美元）进行新一轮的重组。而松下在中国的家电业务“有进有退”。
　　由于受到韩国、中国消费电子公司的冲击，以及此前日元升值的影响，松下陷入持续亏损。2011财年，松下巨亏94.18亿美元，创下公司成立以来的最严重亏损；而2012财年，根据松下最新的业绩预测，其亏损有可能“再创新高”至96亿美元。
　　为了扭亏，松下从去年开始推行了首轮重组。去年3月份，松下换帅，新上任的总裁津贺一宏随即宣布裁员10%，并砍掉所有运营利润在5%以下的业务部门。作为日本员工数量最多的公司，拥有33万员工的松下在去年大幅裁掉超过3万名员工。在3月初，松下又以5.36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位于东京的总部大楼。
　　与上一轮裁员卖楼削减成本为主的重组相比，松下新一轮重组的目的在于调整业务。3月31日，松下透露，新一轮的重组将作为公司中长期的发展计划，公司将拓展汽车和住宅开发业务，并将在医疗保健领域寻求外部投资。此外，公司还计划把物流业务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日本通运(NipponExpress)。
　　与松下日本总部新一轮重组计划相呼应的是，松下中国在上演“一退一进”的业务调整。3月18日，松下关闭了位于北京的产品展厅。 而在今年1月份，松下已经悄然关闭了位于上海的等离子电视组装工厂。不过，日前，松下在广州一口气推出了34款空调新品，涵盖壁挂机和柜机，主打“去PM2.5”和节能牌。此外，松下还宣布将在广东新建一座空气净化器工厂。
　　自从进入中国家电市场以来，松下一直呈现“黑弱白强”的格局，业内人士指出，松下有可能彻底退出中国彩电市场。
 
　　▲松下涉嫌行贿在美遭调查
 
　　据消息人士4月1日披露，美国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日本电子产品业巨头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一家子公司，是否为招揽业务而向海外航空公司员工或政府官员行贿。
　　涉事公司为松下航空电子公司，该公司位于美国加州森林湖，主要为航空公司生产舱内娱乐设备和通讯系统。
　　松下航空电子公司收到母公司法律事务部门1月20日发出的通知，要求保留“松下或松下航空电子公司向任何航空公司员工、政府官员提供任何利益、礼物或任何有价值物品”的相关文件。这一通知还要求保留有关松下电器或松下航空电子公司员工涉嫌行贿的传闻、关注或投诉的相关文件。这份1月20日签发的通知称，松下电器打算“全面配合”政府的调查，政府进行这一调查并不表明该公司违反了法律。据悉，该公司的法务部门已通知部分亚洲、欧洲和中东的高管和员工，保存好与美国执法机构调查相关的文件。
　　另外，松下电器在一份签发日期为3月25日的通知中表示，该公司当月早些时候收到了来自美国政府调查机构的传票。这份通知称，传票要求松下方面提供松下航空电子公司与一些咨询顾问和中间商之间沟通联络的记录，以及与松下方面向这些第三方付款有关的文件。
松下驻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数十名高管和员工都收到了上述通知，它们均提到了美国1977年通过的《反海外腐败法》。这一法律禁止美国公司和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
据悉，这一法律所制裁的行为既包括企业直接送钱和礼物给外国官员，也包括第三方代表企业向外国官员送钱和礼物。该法律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联合负责执行。
 
　　▲瑞士药厂在印输官司
 
据悉，瑞士制药厂诺华公司试图在印度为一种癌症药物的更新版申请专利，但4月1日遭印度最高法院否决。
　　诺华公司曾辩称，该公司需要专利权来保护其在研制抗癌药物格列卫（Glivec）中的投资，但是维权人士说，该药物不值得在印度拥有知识产权，因为它并不是什么新药，而是早期产品的更新版。该专利局援引专利法中一个条款，该条款旨在防止某些公司以仅仅对现有药物作微小改动来提出新的专利申请──这种做法被称为新瓶装旧酒的“万年青”模式。但诺华提出上诉，辩称该药物是格列卫牌的一个更容易吸收的版本，因此有资格申请专利。
　　这次法院判决，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因为印度价值260亿美元的仿制药物业，是发展中国家廉价药物的主要供应源。如果法院允许全球药物公司通过作出些许改变来延长其专利期，则印度仿制药物业之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如果一款药物的专利期届满，仿制药物制造商便可以合法生产该药物，其价格仅为原厂制造之价格的零头，因为这类药物不必负担昂贵的研究与开发费用。
　　据统计，目前全球1/5的仿制药产自印度，而印度产的仿制药大约有一半出口到其他国家。目前有多达22000家药物制造商在印度运营。
　　自2006年以来，诺华公司便在印度打官司，为新版的格列卫申请专利，该药物主要用于治疗血癌。旧版格列卫在印度没有专利，因为印度开始生产旧版格列卫时，印度政府尚未通过其首个专利法─印度首个专利法是在2005年通过的。诺华说，格列卫已在近40个国家申请了专利，包括中国。
 
▲大韩航空将“一分为二”
 
大韩航空3月31日披露，公司董事会日前已批准了其重组提案，自今年8月份起，该公司将“一分为二”，变身为新的控股公司，重组后的公司将由两家实体公司组成：分别为韩进KAL控股和大韩航空。
　　根据重组计划，大韩航空现有股东将按目前的持股比例获得新成立控股公司的相应比例股份。重组后，韩进KAL控股主要负责投资业务的管理，大韩航空则全面负责航空业务的运营。现任韩进集团总裁和首席运营官的石泰寿先生将被任命为韩进KAL控股总裁和首席运营官。
　　大韩航空方面表示，建立新控股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公司的资产价值，并改善其透明度。韩进KAL控股将主要负责对其下属公司的管理和新业务投资等，大韩航空作为运营实体则专注于通过发展航空业务为公司创造利润。通过对工作职责的细分，将初步形成系统化的管理体系。
　　大韩航空预计在6月末的特别股东大会上听取各股东对此次公司组织结构调整的意见，大韩航空的业务也将于8月1日起进行调整。
 
管理视点
 
王忠禹呼吁从五方面着手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在3月31日举行的2013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表示，当前中国企业最需要做好的是解决创新能力不足和生产成本上升问题，要从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商业模式、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内部改革五个方面着手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王忠禹说，当前中国企业最迫切的是切实转变发展观念，要认真思考企业的使命，不能以营利为最高追求；要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导向，妥善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要提高产品生产和服务质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
　　他认为，因为资源约束、生态失衡、劳动力成本上升、同质化竞争等时代性制约因素使企业发展的“老套路”已经变成了“死胡同”，而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全面变革企业传统管理和运营方式，为中国企业实施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各种潜在的可能性。
　　王忠禹介绍，2012年全社会研发支出中，企业占比达到74％，现在已经到了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的时候了。“企业还要大力实施清洁生产，通过全过程严格管理，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要注重发展环保技术和环保产业，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改善。”
他特别强调，中国企业还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国际化运营、信息化提升。国有企业要顺应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混合所有制加快发展的趋势，大力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造，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要探索“去家族化”，使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实现永续经营和规范管理。
 
探索瑞典持股模式
 
据报道，博尔济·埃克霍尔姆(B?rje Ekholm)和安德斯·尼伦(Anders Nyrén)是瑞典最重要的两名商人，也是竞争对手，他们掌管的控股公司总计控制着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逾一半的股份。
　　埃克霍尔姆的银瑞达(Investor)和尼伦的Industrivrden已经共同存在了69年。日前，两位首席执行官69年来首次一起就瑞典公司的积极持股模式（瑞典不是将企业权力交给管理层，而是交给股东，后者负责选举董事并参与重大战略决策，这是瑞典的独特模式）发表了看法。
　　这种企业制度促进长期投资思维，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监管机构和各国政府的兴趣，它们正在寻找避免金融危机的方法。一些人认为，采纳这种模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减少对企业造成伤害的短期思维，同时还会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
　　两位首席执行官均表示，瑞典这个仅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赋予股东极大权力带来的稳定。瑞典拥有沃尔沃(Volvo)、伊莱克斯(Electrolux)、爱立信(Ericsson)、Handelsbanken和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等世界一流企业——都是银瑞达或Industrivrden控股的公司。
　　埃克霍尔姆表示：“如果你从哲学上考虑企业发展，关键是要有长期计划。你希望考虑的不是在一个季度或者6个月内建立一家企业，甚至也不是一年；它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我认为，Industriv?rden和银瑞达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性，使它们能致力于长期发展，而若仅着眼于短期，这种稳定性或许会不受欢迎。”
　　瑞典模式此前曾被英美的企业治理模式（控制权在管理层）盖过了风头，但如今全世界正在研究它向股东赋权的方式。甚至其双层股权结构等特有做法也重新获得探讨。曾经声名狼藉的双层股权结构是指，把公司股票划分为A类和B类，从而给予特定投资者额外的投票权。一些治理专家正开始支持向长期股东派发更多股利的观点。
　　尼伦表示：“你会发现观念发生了彻底改变。原因何在？因为我们发生了金融危机，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可以鼓励长期积极持股的机制。A+B类股权结构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在瑞典模式受到关注之际，整个西方世界在最新年度股东大会季节来临之前，再次爆发了有关所有权和股东权利的辩论。英国的Kay Review研究如何鼓励长期投资，同时以瑞士为首的许多国家正在努力让投资者在薪酬问题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挪威的国家石油基金甚至在考虑实施更积极的所有权方式，首先从其瑞典控股公司开始。
　　尽管瑞典模式受到关注，但仍有一个重要问题：瑞典的所有权模式是可以输出至其他国家的，还是它本质上就是瑞典独有的模式？
　　瑞典长期所有权模式无疑对瑞典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一些人看来，它不仅支撑了瑞典成功的出口部门，而且由于公司财务业绩与长期社会利益挂钩，它也支持了瑞典模式本身。
　　瑞典财政部长安德斯·博格(Anders Borg)表示，该国几十年前没有重视股东的角色，导致宜家(Ikea)的英瓦尔·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和利乐(TetraPak)的汉斯·劳辛(Hans Rausing)等创业家离开了瑞典。现在瑞典已经再次重视强大的股东所扮演的角色。
　　博格表示：“你不需要一个匿名的共同基金或投资基金，你需要有具体名字、有担当、职责明确的强大股东……可以在危机时期挺身而出，必要时还可以任命新的管理层。因此，我认为我们严重低估了所有权在西方社会的总体角色。”
　　银瑞达（属于强大的瓦伦堡(Wallenberg)家族）、Industriv?rden和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瓦伦堡基金持有众多公司的股份，这些公司的年营业额总计达到2.2万亿瑞典克朗（合3410亿美元），员工总数达到100万名。
　　令人叹为观止的不仅仅是规模。不论是1年、5年、10年还是20年的业绩，Industriv?rden和银瑞达都可圈可点，两家企业的回报既超过了斯德哥尔摩股市大盘，也打败了更广泛的欧洲指数。
　　埃克霍尔姆强调，尽管银瑞达始终着眼于长远，“但我们也会在短期内密切关注企业运营方式”。他补充称：“经常有人问我：‘强调长远是不是只是一种掩盖手段？你的业绩不必有多好，因为你可以说还有5到10年呢。’但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事关目标。确定目标后，才是为实现目标而制定的执行路线。那是你可以每天评估的。”
　　这两家公司通过提名委员会行使它们的权力，在提名委员会中，公司最大的股东们提出董事人选，并制定总体薪酬政策，然后提交股东大会由投资者投票表决。董事会主席职位因此往往是银瑞达或Industriv?rden的囊中之物。这与英美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英美公司的股权分散在成千上万投资者手中，这意味着股东通常没什么权力，年度股东大会上的投票常常与苏联时代的选举差不多。此外，对管理层和董事会的监督也远不如瑞典公司。一些公司正寻求改变这种英美模式。
　　欧洲最大的股东维权投资基金Cevian Capital（其总部正好也位于斯德哥尔摩）在向Kay Review提交的材料中表示，董事会挑战管理层的能力“日益削弱”。Cevian指出，从2006年到2010年，富时350指数(FTSE 350)成份股公司提名的董事一个也没有遭到投票否决。
　　Cevian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特·加德尔(Christer Gardell)表示，积极持股是瑞典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说：“股东对公司负责。董事会与股东之间的权责关系也非常清晰。”加德尔指出，如果英国公司让股东积极参与董事会的提名过程，将带来巨大的益处。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管理层权力受到更多制约。阿特拉斯?科普柯首席执行官龙尼·莱泰(Ronnie Leten)表示，我们始终与董事会一起讨论公司战略。“你必须与他人分享权力，你必须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银瑞达提供的是连续性。我们共同制定战略然后说：‘开始做吧’。”阿特拉斯·科普柯是银瑞达旗下最大的集团。
　　Industriv?rden和银瑞达均小心谨慎地运营公司，他们更喜欢在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内部处理问题，而不是将之置于公众视线下。他们利用自己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行业知识为董事提供支持。尼伦表示，他的公司一直为管理层和董事会提供咨询交流平台。
　　他补充称：“从这一点你会发现真正的影响力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而不是企业治理或任何别的。你要努力赢得信任。”10年前，Industriv?rden帮助爱立信改组了管理层和董事会并支持增发股票，通过这一例子可以看出，该公司是如何闭门做出艰难决定的。
　　但这两位首席执行官也同意，国外可能很难复制瑞典模式。
　　尼伦强调了瑞典模式是如何从集中所有权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最初源于银行，目前是控股公司。
　　埃克霍尔姆表示，有些股东投资了成百上千家公司，如果要求这些股东对他们所有的控股公司进行投票表决，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些投资者通常会听从代理咨询公司的建议来投票，埃克霍尔姆认为这种情形与依赖信用评级机构类似。“这种做法能让股东更着眼于长远、更支持企业，并且一定会推动企业发展吗？答案是否定的”。
　　两人都指出，普通的英美投资者眼光不够长远，这意味着瑞典模式很难模仿。埃克霍尔姆表示：“这就是你不能在伦敦模仿瑞典模式的原因所在。”尼伦补充道：“同样瑞典也不能模仿伦敦模式。”
　　根据布鲁塞尔的提议，欧盟(EU)境内公司的长期股东可能获得更多的投票权和股息。但这些提议在英德等国引起了争议，伦敦维权投资者基金Hermes在早先的一场咨询会上警告称：“公司与其长期股东之间过分亲密，通常意味着公司与占统治地位的股东关系过于密切，这对较小投资者不利。”
　　同样，两位首席执行官也明白瑞典模式的潮起潮落——瑞典模式在声名鹊起之前曾极度不受欢迎。如今它受到关注也并不意味着这套体制完美无缺。
　　加德尔尽管对瑞典模式赞赏有加，却猛烈批评A类股权安排——它让持A类股票股东的每股表决权比B类股东至多高出100倍。他表示：“好处可能是他们可以长期发展这些公司。弊端是，无论从理性还是从本质而言，保护控制权的应该是胜任能力，而不是优先投票权。你应该始终能够挑战不称职的管理层。”
　　他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爱生雅(SCA)。爱生雅是一家由Industriv?rden控股的从事分散林业和个人护理业务的公司。加德尔指出：“他们在10年前就应该重组，将造纸业务从保健业务中分离出去。他们之所以能够拖延，就是因为人们无法对管理层发起挑战。”
　　尼伦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本世纪初，伦敦许多对冲基金拜访了我，并表示，你们没有拆分爱生雅太愚蠢了。同样还是这些家伙，他们现在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说：‘感谢你们这么聪明，没有拆分爱生雅。’”
　　批评人士还指出，控股公司以折扣价格购买股份（通常比市价低10%-40%），这表明瑞典模式远非完美。但埃克霍尔姆表示，长期而言折扣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持股往往相当稳定。
　　两人均辩称，瑞典模式允许他们和他们的公司着眼于长远，而不是急于采取拆分或特别股息等短期获利方式。
　　埃克霍尔姆表示：“如果你准备创建一家强大的公司，那就得明白什么是正确的长期决策。瑞典模式实际上给予了你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