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

企业应在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据悉，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贯穿9月11日-13日举行的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在“精明增长与智能经济”分论坛上表示，中国政府对公益性的基础科学研究要保持力度，而对科研成果应用技术的研究，要更加注重市场需求，发挥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
　　全球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董事长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强调，在研发创新领域，需要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应通力协作，共同攻克技术难关。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教授苏珊·霍克菲德（Susan Hockfield）则强调对研发创新的融资应该具有持续性，而不能仅为了快速的市场效应和投资回报。
　　“往往是这种由好奇心驱动的研发，不是明天就会有成果，可能是二十年以后才会有成果，所以如果我们的资金只是资助短期活动，就马上可以推广市场的东西，而不去资助那些长远的规划或者研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是不好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副秘书长玉木林太郎（Rintaro Tamaki）表示，虽然由于当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一些政府在科研方面的资金投入比较紧张，但国家的创新政策非常重要，政府应该给未来有潜力的行业更多的资源支持。他同时指出，新兴市场国家目前已经制定了更加积极的创新战略。
　　7月末中国政府发布了“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也包括节能环保、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包装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这七个领域的一些专项规划也陆续发布。8月中国“十二五”的节能环保规划发布，其中明确在”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重点项目的投入就将达到3.6万亿元。
　　张晓强指出，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研比较注重于最终发表科技论文，获得科技奖，而转化为市场需要的生产技术的动力较弱。“因此，我们现在在政策取向上提出一方面要鼓励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有更多的合作。”
　　张晓强表示，在中国经济面对着外需不振，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应该更重视依靠创新驱动，而从今年前8个月来看，新兴产业的发展明显好于传统重工业产业。同时，政府在支持创新的渠道方面也应该更加多元化，“包括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基金，风险基金，发展产业基金，支持科技创新。”

专家论坛

中国经济去库存效果不彰

经济参考报9月10日发表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文章分析，年初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将在二或三季度见底回升的大有人在，其基本逻辑就是库存周期，即整个去库存和补库存的周期大约为36个月，到二季度或最晚到三季度，去库存过程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补库存的上升周期。但事实上去库存过程很缓慢，至今大部分行业库存仍在高位，经济似乎有点食而不化，这需对“库存周期”的思维逻辑进行反思。
　　文章分析，这轮去库存过程已接近两年，但效果并不理想。为何会如此缓慢呢？首先是这轮调整是过去1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必然休整，而原本这一休整应从2008年开始，但由于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让即将着陆的经济再次起飞。因此，去库存、去产能实际上是要对过去10年不断累积的供给能力的压缩，包括对内供给能力和对外供给能力。中国的外需和内需实际上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阶段，要进一步上升，就必须调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
　　其次，中央政府以稳增长为目标，于是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有“一旦调整结束，经济将再度起飞”的预期，故在去库存和去产能方面力度不够大，存在侥幸心理，甚至还继续增加库存。
　　第三，中央政府实际上也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故不太可能再次推出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政策，目前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实际上也难以让经济回升。因为民间投资占比已经接近固定资产总规模的近三分之二，而民间目前面临的去杠杆压力也是最大的。
　　再看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尽管从理论上讲，目前降息和降准的空间较大，但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已提高了不少，目前的市场利率水平仍处于偏高水平，部分也反映了去杠杆导致的资金成本上升压力，故降息的意义也不大。而降准与否又与信贷需求有关，目前新增贷款规模低于预期，故降准的必要性也比较有限，降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则更有限。
　　由于基数原因，估计四季度GDP会回升至8%左右，但这并不是经济见底回升的信号。同样，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指标，也要谨慎看待，尽管1至7月份增速依然保持在20%以上，但这恐怕不能作为观察经济是否见底回升的有效指标。比较靠谱的还是发电量指标，发电量的低增速与固定资产高增速明显不匹配，但与企业盈利水平的负增长吻合。
　　与去库存周期相比，去杠杆的过程才开始不久，故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而且，去库存主要是企业行为，包含了去产能，而去杠杆的范围较广，涉及整个社会的行为，包括政府去杠杆(地方政府通过偿债来压缩投资)、银行去杠杆(去表外业务)、企业去杠杆和居民去杠杆。
　　文章强调，去库存过程不能如期完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已经遭遇了增长瓶颈，结构性问题凸显，经济增速走L型的可能性加大，靠传统刺激经济的手段已不管用，必须通过深层次的改革来解决各个层面的矛盾，以时间换空间，赢得改革红利。

中国必须积极调整对外资产配置结构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9月14日在证券时报撰文指出，中国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但中国的对外净债权仅仅存在于账面，对外净债权的收益率十分低下。这种资产结构失衡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风险，也对传统货币政策形成新挑战。我们应该扩大居民个人用汇，逐步实现藏汇于民，进一步放松个人资本项目跨境交易，彻底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严重失衡的现状。
　　国际头寸表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失衡，导致中国处于较大的风险敞口之下，因此，防范资产负债结构性风险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安全意义重大。
　　一般而言，一国对外经济交往（流量）和对外资产负债状况（存量）分别集中反映在其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如同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样，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国家对外的资产负债表，是一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状况的整体反映，也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市场涉外风险防范的重要信息参考。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净资产国
　　国际上，对外资产负债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代表一个国家对外金融开放的程度。2004至2011年以来，中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均呈现出迅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速分别达26%和24%，净资产更是增长30%以上，中国也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净资产国，也就是债权大国。可以说，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对外资产主要是历年来贸易顺差累积的结果，也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果的体现；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净债权仅仅存在于账面，对外净债权的收益率十分低下。根据外管局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资产为4.72万亿美元，对外负债为2.94万亿美元。尽管中国对外净资产高达1.77万亿美元，但2011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净收益却为-268亿美元，是20年来最大的负值。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负收益？
　　事实上，这种“负收益”与中国的对外资产结构失衡有很大关系。从国际头寸表的构成上看，对外资产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以及金融衍生品等；对外金融负债包括来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金融衍生品等。在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比重过高，多年来几乎都占到总资产的七成左右，在对外负债中，直接对外投资（FDI）也过高，占到总负债的六成左右，这就是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的非常独特的“7：6结构”。中国外来投资主要是对华直接投资，而对外投资主要是储备资产的运用，由于前者主要是股权投资，后者主要是债权投资，而一般情况下股权投资的收益率要大于债权投资的收益率，因此就造成了中国净资产收益率很低，多年来为逆差的局面。
　　对外资产结构失衡带来风险
　　中国的对外资产结构失衡会带来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的风险。除了国际头寸表收益的不平衡、结构的不平衡之外，分布也并不平衡，就是对外资产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分布的不平衡。中国对外净资产共计2万亿美元，其中政府部门储备资产为3.2万亿美元，非政府部门对外净负债1.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近20%。私人部门的资产配置失衡带来一个长期的问题：由于私人部门的债务风险过于集中，企业大量的对外负债并没有相应的对外资产相匹配，资产负债表依然比较脆弱，并没有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外债风险。迄今为止，FDI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未分配利润。一旦中国经济形势出现逆转，对人民币资产回报率预期显著下降，就会把人民币资产转换为外汇资产，从而加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也需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的对外资产结构失衡对传统货币政策形成新挑战。一方面，由于私人部门购买外汇资产的增加，央行被动收回人民币流动性，造成一定程度的货币紧缩；而另一方面，在形成人民币贬值预期的情况下，非政府部门增加美元减少人民币资产，在国内资产配置上则表现为增加货币资产，减少风险资产配置，因此流动性需求上升，在相同的货币供给下货币条件显得更紧，这直接导致货币增长方式和政策传导机制可能发生变化。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创造的机制将会弱化。实际上，2011年三季度这个转折点开始了。今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占款仅为3026亿美元，不及去年同期增量的15%，期间甚至出现过两次负增长，货币流动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漏损”。外汇占款作为货币增长来源的重要性将下降，甚至负贡献，这同样是新的政策挑战。
　　应逐步实现藏汇于民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国际国内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改变，这既是对人民币汇率的考验，也是对货币当局和决策者的新挑战。在这种新的格局变化下，如何重新定位建立在升值预期基础上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如何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弹性？如何改革国际收支账户发生趋势性改变下的外汇管理制度？这些都是摆在决策者面临更大的挑战。
　　为规避中国式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性风险，必须积极调整对外资产配置结构，降低储备资产的比重，逐步调整由政府主导持有对外资产的格局，私人部门将从净负债状态转变为基本平衡的资产状态。应该以扩大居民个人用汇自主权为着力点，逐步实现藏汇于民，进一步放松个人资本项目跨境交易，如允许境内居民个人进行境外投资，包括境外实业投资和证券投资等，彻底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严重失衡的现状。

专家出招根治中国“产能过剩”

中国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根据9月5日公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6亿吨、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铝冶炼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
　　投资者报9月11日发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文章称，如果以为只有传统制造业会产能过剩，那你就错了，包括多晶硅、风电设备等高科技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据说，在国家统计局监测的24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与风电设备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最为严重。
　　当前全球光伏行业需求约为30GW，而产能超过40GW，其中80%的产能在中国，但80%的需求在国外。2011年底全球造船能力超过两亿载重吨，其中中国就高达8000万至1亿载重吨，且这些新增能力大部分是在2005年之后形成的。
　　文章分析，是外需萎缩、房地产调控与地方政府激励扭曲，造成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困局。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三个手段来治理产能过剩的顽疾，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加快实施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过去20年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特征是高投资。中国政府通过压低土地、劳动力、资金、资源、环境等各类要素的价格，来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尽管投资在当期内会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但投资的结果是形成了生产能力。如果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即形成了产能过剩），则进行投资的企业的利润率会下滑，为投资提供贷款支持的银行可能面临坏账，经济体内甚至可能形成一股通货紧缩压力（由于产品供过于求）。
　　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主要是通过出口、利用外需来消化国内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需求都在萎缩，中国经济难以继续通过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另一个潜在选项则是刺激内需，然而，在整个制度设计都偏向于激励投资的大环境下，尤其是在劳动力报酬占GDP比重没有显着上升之前，通过内需来消化产能过剩并不容易。
　　除外需萎缩外，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也加剧了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当国内房地产市场一片大好时，粗钢、水泥、玻璃、铝和PVC等行业都在大干快上。而一旦房地产投资增速显着下滑，这些相关产业就突然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也是加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由于GDP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地方政府对能够带动GDP增长的行业总是乐此不疲地加以推进，而不管该行业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存在普遍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有些行业被冠之以高科技、新能源等诱人的头衔，发展这些行业能够获得中央政府的相应配套资金，地方政府对发展这些产业自然更是青睐有加。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困扰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那么自危机后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推出、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投资于“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之后，中国基础设施领域至少在部分区域也出现了相应的产能过剩，即这些新修的基础设施可能在投产后多年都得不到充分利用。这将给地方融资平台和商业银行带来新的财务风险。
　　不能消化的产能过剩既会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和通货紧缩压力，同时也意味着稀缺资源的巨大浪费。那么，中国政府应如何治理产能过剩的顽疾呢？
　　文章认为，根治产能过剩的最重要手段，是中国政府应加快实施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能源与资源价格的市场化，以及将对环境的影响纳入成本体系，有助于增强对企业的成本约束，鼓励企业更加集约地利用资源，降低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的投资规模。利率市场化将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挤出无效的、低收益的固定资产投资。汇率市场化有助于淘汰低附加值的企业，从而降低相应的低效率投资。换句话说，避免资源被浪费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提高资源的价格。空洞的道德说教是收不到任何实际效果的。至于要素价格市场化之后对弱势群体的冲击，则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应对。
　　根治产能过剩的手段之二，是中央政府应该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过去的政绩考评体系过于强调GDP、工业总产值与引入外资规模，而未来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评指标应该主要包括民生状况、公共产品提供、资源集约与环境保护等。更加长远的绩效考评指标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官员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而优化资源的跨期配置。
根治产能过剩的手段之三，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部门（例如金融、铁路、教育、医疗、物流、电信等行业）的垄断，真正降低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为民间资本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投资机会，从而降低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只有当有了新的有利可图且发展前景巨大的领域之后，民间资本才会避免在制造业投资与资本市场投机之间被迫二选一的尴尬，从而继续发展壮大。然而，要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是不容易的，这既需要良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外部危机的推动，同时需要决策者的勇气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