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建设

下一代互联网“十二五”发展意见印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3月29日联合印发下一代互联网“十二五”发展建设的意见，公布其发展目标以及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
　　“十二五”期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以上，推动实现三网融合，IPv6宽带接入用户数超过2500万，实现IPv4和IPv6主流业务互通，IPv6地址获取量充分满足用户需求。
　　另外，“十二五”期间，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理论研究、软件研发、设备制造、应用服务等领域实现高端突破，业务应用和终端设备对网络的支持能力显著提高，推动形成系统的标准体系。建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网络与信息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网络单位信息流量综合能耗下降40%以上，网络设备制造产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15%以上。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下一代互联网研究机构和骨干企业，新增就业岗位超过300万个，进一步增强对消费、投资、出口的拉动作用以及对信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基本建成世界先进水平的网络基础设施，完成向下一代互联网的平滑演进过渡，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大幅缩小数字鸿沟，基本掌握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实现中国互联网的跨越发展。

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规划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３月２７日发布《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２０１５年，电子商务交易额翻两番，突破１８万亿元。其中，企业间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超过１５万亿元。同时，企业网上采购和网上销售占采购和销售总额的比重分别超过５０％和２０％。大型企业的网络化供应链协同能力基本建立，部分行业龙头企业的全球化商务协同能力初步形成。经常性应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达到中小企业总数的６０％以上。网络零售交易额突破３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超过９％。移动电子商务交易额和用户数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电子商务的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子商务企业和服务品牌。
　　规划提出，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总体目标是：到２０１５年，电子商务进一步普及深化，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显著提高。电子商务在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明显上升。电子商务制度体系基本健全，初步形成安全可信、规范有序的网络商务环境。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电子商务对促进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发展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对经济转型和价值创造的贡献潜力尚未充分显现。二是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尚不成熟，服务能力尚待增强，服务水平尚待提高，服务范围尚待拓展。三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制度环境还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有待增强，信用体系发展亟待加强，网上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恶意欺诈、违法犯罪等问题不断发生，网络交易纠纷处理难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电子商务发展的信心。四是推进电子商务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投融资环境有待改善，统计与监测评价工作亟待加强，全社会对电子商务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对网络空间的经济活动规律有待进一步探索。
这位负责人表示，经济转型升级给电子商务发展提出新需求。“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等重大问题，亟待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进一步发挥电子商务在创新企业生产经营模式、提高产业组织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节能减排、带动新兴服务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拉动国内市场需求，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多部委联合制定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3月27日下发关于开展“宽带中国战略”研究工作的通知，计划用半年左右研究并形成“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经充分论证后，6月拟报请国务院审定后发布实施。
　　为加快“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工作，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会同财政部、科技部、住建部、国资委、国税总局、广电总局等部门共同组织成立了“宽带中国战略”研究工作小组及专家组。其中，工作小组主要负责研究确定“宽带中国战略”总体思路，协调解决研究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审核实施方案送审稿。专家组职责为，在工作小组的指导下，组织开展我国宽带网络发展有关重大问题调研。
根据计划，工作小组和专家组拟用半年左右时间完成实施方案研究工作，主要包括成立组织机构、调查研究、文件起草、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6月左右将由相关部门联合上报国务院审定。

中国物联网核心网络体系建设全面启动

中国物联网核心网络专属食品药品安全数据运管平台建设３月２９日在安徽亳州举行启动仪式，此举标志着中国物联网核心网络体系建设全面启动。
　　据项目建设方中机国信工业数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介绍，所谓物联网核心网络类似于互联网的ＤＮＳ系统，其基本功能是向所有接入的数据设备和各类专门化的信息系统所生成的数据信息提供唯一的标识代码，从而实现数据信息的全面共享。中国物联网核心网络是由中机国信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等共同发起的“中国仪器仪表信息化推进计划”所设立的公共数据交换体系。
　　中机国信董事长蒋国平说，物联网核心网络的建设必须结合专属行业平台同步实施。此次启动建设的“基于物联网的全国食品药品安全数据运管平台”将面向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各类数据终端提供网络接入和标识代码的授码服务。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我们希望运用物联网技术来强化食品药品的安全管理，保障食品药品的种植、生产、运输、消费都置于安全监控之下，使消费者最终能用到令人放心的食品药品。”蒋国平说，选择在安徽亳州来建设食品药品安全数据平台，是因为亳州是中国药都，大量中成药药材的集散、饮片生产、药品制造都集中于此。
据介绍，除食品药品安全数据平台外，其他物联网核心网络专属一级行业平台还有环保、水利、电力、石油化工、航运物流、教育、生产安全监控、民政社区、智慧城市、车联网、工业设备运行监控、数字电视及智能家电等，每个平台都将针对本领域中的数据设备终端提供接入和标识代码授码服务。

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如何创新？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三网融合等新技术的发展，不但催生了新兴产业和虚拟化、网络化的企业形态，也在迅速改变着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传统产业发展路径和商业模式。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在３月２４日举行的“２０１２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表示，企业管理要高度关注信息化、网络化为传统产业带来了哪些发展空间，关注传统的企业理论、商业模式、管理理念、运营形式、管理方法等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需求。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不仅成为企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且成为提升企业管理、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有效平台。“以信息化提升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企业做强做优的必由之路。”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说，管理信息化是实现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在企业研发、生产、营销、配送等各个环节的广泛应用，企业应大胆应用即时生产管理、业务流程再造、协同工业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基于互联网应用的全新管理手段，促进企业管理方式从生产过程自动化到集成信息系统、决策支持、再造企业运作模式和组织结构的飞跃。
　　“各类型企业都应争取通过构建协同研发，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提高研发效益，增强研发能力；通过建立以个性化需求为导向、多产品混线生产为特征的柔性制造管理体系，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和个性化服务水平；通过提升企业上下游精益供应链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朱宏任说。
　　他还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企业可以考虑把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客户关系、设备维护等业务委托给第三方管理；中小企业可以依托第三方专业化云计算平台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现代化的营销和生产体系，逐步实现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扁平化、部门管理的协同化、市场响应的高效化和决策过程的科学化。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蒋黔贵认为，企业管理者必须突破标准化、大规模、一体化、零和竞争等传统经营理念，树立起开放、协同、融合、共赢的新理念，把分离的企业内外部系统通过网络整合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圈环式价值创造网，使企业与员工、产业链上下游、合作者甚至竞争者等相关方成为利益有机体，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有效协同和共赢发展。

华为无缘澳洲“全国宽带网络”项目 

澳大利亚司法部长罗克松(Nicola Roxon)的发言人3月25日发布声明说，将致力于保护该国提出的计划投资达360亿美元的高速互联网网络的完整性。此前有报道说，由于担心遭到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澳大利亚政府禁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简称：华为)参与该网络的建设。
　　尽管华为在澳大利亚子公司的董事会拉来了包括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Alexander Downer)和维多利亚州前州长布伦比(John Brumby)在内的政界要员担任董事，但到目前为止，华为未能从澳大利亚全国高速互联网网络铺设计划中分得一杯羹。该网络计划为澳大利亚93%的家庭和企业提供超高速光纤宽带网络接入服务。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官员去年年底曾告诉华为，不要试图去竞标全国宽带网络的任何供应合同。
　　上述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全国宽带网络”(National Broadband Network)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国家建设项目，也将成为澳大利亚信息基础设施的骨干；因此，作为政府重大战略投资，我们有责任竭尽所能保护该网络及网络上传输信息的完整性。声明还说，这与澳大利亚政府确保该国广泛意义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和抗打击能力的做法是一致的。
　　“全国宽带网络”计划达到的数据传输速度为每秒100MB，按计划该网络将于2020年完工。
　　华为澳大利亚政府和公共事务负责人米切尔(Jeremy Mitchell)表示，无法拿到项目合同对华为来说是一个挫折，但该公司理解对各国政府来说，电信技术的供应都是一个敏感问题。
　　华为是排在瑞典爱立信公司(Telefon AB L.M. Ericsson)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该公司由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职的任正非创立。目前，任正非任华为的首席执行长，仍然管理着该公司。
　　在一系列针对政府和企业的IT系统的引人关注的攻击事件发生之后，国际上对网络安全的担忧日趋强烈。
　　去年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该国总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时任外交部长的陆克文(Kevin Rudd)和另外多位部长所用的电脑遭到攻击，据称发起攻击的是中国情报机构。当时澳大利亚政府拒绝对这些报道置评。
　　去年年底，美国国会发起调查，以了解华为和中国其他电信公司在美国的扩张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调查旨在考察中国企业为美国电信系统供应零部件的方式，以及这些活动可能构成的安全威胁。该项调查还要考察进入美国电信系统会给外国政府带来怎样的情报搜集能力。
　　美国官员担心中国政府或许有能力进入中国企业所供应的设备，从而跟踪电话或电子邮件，或者是扰乱、毁坏某个通讯系统。
　　受阻于国家安全顾虑，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公司很久以来都难以在美国取得立足之地。由于这种顾虑，华为2008年收购电子产品生产商3Com公司的交易告吹。2010年，出于同样的担忧和其他一些原因，华为竞标参与Sprint Nextel Corp.金额巨大的网络升级也没有成功。
　　美国针对华为采取的行动与欧洲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在欧洲，华为已经拿到BT Group等公司的合同。

企业信息员园地

国有参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探析

    特约信息员：盐城市企业联合会、盐城市企业家协会  王协忠
    近年来，国有企业根据市场运行需求，大部份国有资产在抵消改制成本的同时，余额作价入股，组建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国有参股公司。但在实际运作中，国有企业多年来的传统管理模式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的难以契合的矛盾，使法人治理结构造流于形式，很多小股东的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享有。为此，笔者就国有参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造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作一分析，权当抛砖引玉，供同行们商讨。
    一、目前国有参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股东会有名无实使制衡机制流于形式。股东会是股东行使权利的主要机构。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对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均有最终决定权，但从实际看，地方国有参股中小企业股东会大多由大股东控制,因而而使股东会有名无实，甚至形同虚设，议事决策会被削弱,趋于职代会报告形式化的现象。其主要表现在：
    一是运作机制不规范。实际运作中，由于多年来的传统管理模式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的难以契合的矛盾，特别是原国有企业改制为经营层持大股的公司制企业，仍然是改制后企业“三会一层”的实际控制人，因利益关系，他们难以走出传统的管理模式。按出资比例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派的国有股权代表进入董事会,股东会表决和董事会议事，国有股权代表由于没有实际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的经验，对企业业务不熟，往往随经营层的意愿行使国有股的表决权，加之职工持股会法人代表是原工会主席国有股权代表担任，工会主席受命于总经理或董事长，经营层实际控制了改制后企业的“三会一层”。
    二是召开股东会往往沿袭改制前的职代会模式,持股会的股权代表和职代会的职工代表一起参加,形成“大杂烩”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股东议事会变成了工作报告会,致使股东会职权被限制甚至被架空，无法在公司经营管理、投资、决策上发挥应有作用，也无法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少数大股东操纵股东会，中小股东基本上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没有发言权，对公司的情况知之甚少。
    三是企业改制时管理层内部设计的股权分配向经营层倾斜,持股计划按经营层持大股设计,产生的大股东往往是原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新三会的要职,在改制后的实际工作中很难走出传统机制的束缚,自己约束自己就更谈不上有效、无效。
    四是代表员工持股会的工会法人，由于工会主席是党委任命令，一般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从干部任命体制上决定其必然听命上级，甚至听从行政领导。因此，员工持股会股东角色形同虚设。
    (二)、董事会形同党政工联席会与制衡机制南辕北辙。一股独大的国有参股公司，名义上召开董事会实际上是党政工联协会,兼职国有董事往往不参加,重大决策仍由党政工领导班子会办决定。相关事项根据法定程序需要, 党政工联协会议会办决定后,冠以董事会名称。国有企业改制前的党委班子、董事会、经理层、工会多是“上级”按行政级别任命的高层管理者，改制后，其公司利益与其密切相关，他们仍然保持了国有企事业领导体制的运行模式，企业经营决策、人事任免等仍然以党政工联席会的形式取代，党政工联席会会办决定的事再以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名义通过一下，致使公司的最高权力实际上仍然由党政工联协会议掌控，不直接参与经营的国有股东和小股东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企业重大决策使这些股东形成实际缺位的现象。
    (三)、监事会履职难使监督机制失衡。国有参股公司监事会的组成，由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形式上是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但实际上是党政工联席会内定等额人选，一般工会主席兼任监事会主席，经股东会确认产生。监事会履职难的主要原因：一是国有参股公司监事会政府委派的监事，全部担任着国资、财政、审计等部门的中层职务。许多重大决策均有政府相关部门参与，更直接的说就是由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参与决策的，因此，监事们作为政府在职公务人员的身份将他们推向了近似于“下级监督上级”的尴尬境地，造成了监事会“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的局面。其次，政府委派的监事虽然具备一定的廉政、财会或者审计工作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们对《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和公司经营运作的具体要求、实际情况等，都非常陌生，对“监事会”和“监事”这两个名词的真正涵义也并没有透彻地理解，加之没有相应的指导性文件对监事会的工作进行规范，导致监事们对监事会的职责产生困惑，对如何监督感到迷茫。另外，监事职务并非“上级”认可的公司高管，叫真履行职责反到有故意捣乱之嫌，上下不讨好。由此而来，监事会变成董事会的附庸，监事变成“董事会无表决权的成员”。
    (四)、母子公司集权与分权制衡不兼容。改制后的国有参股公司母子公司集权与分权制衡不兼容的问题十分突出：母子公司（集团管理总部）出资人与被投资企业的关系不顺，通过行使股权对子公司的各个方面作出卓有成效的决策并实施全方位的管理难度很大。首先最高决策层和经营管理层不具备现代企业制度下创新管理较高的素质与能力，不能够高效率地汇集起各方面详尽的信息资料，有时盲目臆断，导致决策失误；有的国有参股公司母子公司关系理不顺，仍然采取改制前总分公司的传统管理模式，新三会的实际运作只是形式而已。这种传统管理模式不利于各成员企业以及各管理阶层积极性的增强，缺乏对市场环境的应变力，已很难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运行需求。
    (五)、中小股东股权制衡到位难。国有参股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公司法确定的组织形式之一，大股东与小股东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在实际运作上，大股东与小股东在对公司的控制力上差别很大，从某种意义上看，股东股份的“量”决定了股东权利的“质”，大股东由于持有公司多数（绝对多数或相对多数）股份而对公司产生一种控制权，小股东在公司管理上的发言权就无形的被剥夺了。再加上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尽合理，或法律提供的用以解决股东之间纠纷的制度性管道不十分通达顺畅，使得很多小股东的权利形同虚设，无法真正的得以享有。
    二、完善国有参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思路。
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参股公司，存在人合和资合的双重属性，公司“三会一层”的组建，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是在人合和资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实际人是以和谐的人脉关系为核心，没有这种人脉关系。资合就无从谈起。为此，股权多元化不是随便找几个法人股东或自然人股东充数，而是要找真正关心公司发展，能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任的股东。要在公司内形成大、中、小不同投资主体之间相互制衡、董事会内有代表不同股东声音的机制，为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创造条件。
    (一)、规范股东会的运作体系。母子公司股东会必须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依法运作,改报告会为议事决策会,依据出资额行使股东权力,承担有限责任。国有股、国有法人股、企业法人股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参加,职工持股会在股东会召开前可以信函或代表会议形式征求所议事项意见,形成集中意见后由职工持股会法定代表人在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股东由其本人或委托人出席股东会,以其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国有股东代表进入董事会问题,根据政企分开和《公司法》及公务员不能兼职的相关规定,可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行使国有资本股东的权利，亦可协议委托企业领导班子承包或企业董事长对国有资产行使股东权力。
    (二)、理顺中小股东权利与义务关系。进一步落实新公司法赋予股东参与重大决策权；选择、监督管理者权；资产收益权；知情权；关联交易审查权；提议、召集、主持股东会临时会议权；决议撤销权；退出权；诉讼权和代位诉讼权等各项权利。新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指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时，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待选董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人，也可分散投票选举数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入选的表决权制度。中小股东要充分的利用该项权利，将自己的代言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扩大自己的话语权，增强表决权的含金量。
    (三)、推进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国资委应当制定出台派出董事管理办法，明确内部董事、外部董事的任职条件、任用程序、职责权限，提高董事队伍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建立董事人才库，广泛吸纳储备各类专业董事人才。建立委派董事履行职责报告制度。加强对董事履职情况的考核，完善董事考核激励办法，强化董事履职意识，提高董事履职能力和水平。规范完善董事会结构，提高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规范完善监事会构成，提高监事履职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监事会监督检查作用。强化经理层执行董事会决议、接受监事会监督的意识，提高执行能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四)、试行董事会选聘经理层。按照“管方案、管职数、管标准、管程序”的原则，进行董事会选聘经理层试点，试行董事会选聘、管理、考核经理层。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董事会选聘经理层范围，逐步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用人机制。强化履职能力。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在各自的范围内独立行使权力，承担相应责任。
    (五)、进一步理顺新老“三会”的关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有效、良性运转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确立“新三会”的公司治理主体地位。“老三会”应逐渐淡出公司治理，使其向“业余性质”方向发展。老三会与新三会的相近职能应逐步向新三会转移、并轨，着力发挥“新三会”的作用。。
    (六)、依法履行监事会的监督功能。建立公司监事会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履职评价办法，依据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赋予的各项职责，定期对本行董事、高管人员和监事在评价期内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评价。督促董事会在每一会计年度完结之后三个月内对董事进行定期履职评价，形成上一年度的履职评价报告，并于每一会计年度的4 月1日前向监事会提交董事会对全体董事上一年度的履职评价报告。监事会应当建立董事履职评价档案，记录董事在任期内各项履职尽责情况及董事会、监事会对董事的履职评价。监事会依法通过监事日常列席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有关会议，通过履职监督小组座谈、访谈、征求意见、查阅董事履职档案等方式，了解董事履职表现情况。监事会在董事会对董事履职评价的基础上，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之后四个月内结合监事会日常监督记录，对全体董事进行年度履职评价。监事会对董事的履职评价，经监事会会议决议形成。
   (七)、建立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准入机制。建立以人才中介为依托，由国资委为主体、企业和社会专家共同参与的人才选拔评价委员会。学习借鉴先进企业和人才中介的选任评价方式，建立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根据经理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经理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聘任或解聘由董事会负责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的人事任免制度。完备以资质评价为主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的基本素质、道德诚信和胜任能力准入评价体系。加快现代人才选拔技术开发与应用，加强职位说明书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提高人才选拔的质量和人岗匹配性。
   (八)、健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一是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建立有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绩效目标为核心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制定实施《综合绩效评价办法》，针对国有参股公司不同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考核指标，严格对经营管理者的全面考核。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相结合，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业绩考核和组织评价相结合，结果考核和过程考核相统一，实现考核评价从重在群众认可向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转变。二是实施分类分层考核。根据企业性质、行业类型，分别对董事、监事、经理制定办法实施考核。对改制后的参股公司突出对董事的考核，扩大董事会对经理层的考核，董事会的考核结果作为经理层选聘的重要依据。规范完善业绩档案。三是引入专业评价。按照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定期选聘人力资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按照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进行第三方评价。将第三方评价与出资人考核、市场评价有机结合，改进公司“三会一层”考核评价方式，建立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价机制。
    国有资本从国有独资公司退出重组为国有参股公司，这是企业产权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当前虽然存在种种问题，这是企业发展前进中的共性问题，我们深信，随着《公司法》的逐步完善和实施，国有参股公司这种全新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法人治理结构造，在企业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正视构建各负其责、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精干高效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国有参股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