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明清时期尚缺乏有效应对，而近代以来政府和民间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政府颁布一些条例、实施工厂检查，开展工厂安全运功、平民新村运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等等，取得一定效果。比如针对北京居民因煤毒致死的惨剧时有所闻，政府张贴布告，告诉百姓安设煤筒，开启窗户，或把炉子拿到院子燃烧后再拿进屋。在上海，1887年石印社的煤烟被周围居民视为公害。工部局向石印社提出警告，要求其采取增高烟囱等减轻污染措施（《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会议录》，第9册第592页）。1933年12月，政府公布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其中规定“汽车行驶时，不得泻放发出巨响或含有烟雾恶臭气体。”广州市政府制定颁行车辆肩舆交通规则，其中规定“车夫须常注意车机洁净。勿许机油飞烬，及放出秽气等弊”。济南市政府也颁布过取缔市区桐油煎熬的法规（《取缔煎熬桐油》，《济南市市政月刊》，1930年第3卷第2期）。

　　对于空气污染问题，近代中国知识界较早就开始关注。当时的报刊对近代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大气污染现象多有报道评论，并警醒国人：“各国人士，渐渐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东京警察当局且已于最近举行煤烟防止宣传，开始‘都市净化运动’了。……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昏昏沉沉，麻木无知的，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了！”（胡渭桥：《都市煤烟防止问题》，《科学时报》1935年第3期）一些专门介绍欧美和日本煤烟防治技术的文章不时见诸报端。当时提出的举措包括限制煤炭的使用量和范围、增加工厂烟囱高度、对汽车进行更新换代、设立完备的污物处理厂、限制化学工业、将污染严重的工厂搬到郊外以及培养干练伙夫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思想，如实施分散主义的城市建设、建设田园都市，通盘考虑交通、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市政专家董修甲还提出小都市对于交通管理、治安、卫生好处极大，应该积极建设小都市、花园城市、卫星城市（董修甲：《都市建设的集中主义与分散主义》，《国民经济月刊》1937年第1卷第1期）。尽管这些认识并不完全科学，有些措施也未能真正实行，不过仍间接对缓解城市污染有所帮助，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应对空气污染与雾霾问题亦有一定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